在顛沛的路途上，拉美人民的面貌卻從模糊不清到漸現出清晰的輪廓，我是多麼的百感交集，我在他們身上領會到困乏的滋味。
有人曾經這樣說，如果人在一生沒有出現過一次個人的革命，那是遺憾的。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出走記固然是一次觸目的個人革命，可是，誰人能夠承受革命帶來的震 盪？還有革命裡的不確定因素？因此，大部分人都選擇安於現狀。革命發生在國家的層次就令人聯想到動盪、暴力、流血，原本以為能上天堂，結果卻下了地獄，烏 托邦瞬即成為負面之詞，莫問烏托邦是否存在，即使存在也未敢觸碰。烏托邦的確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從德國的希特拉到柬埔寨的波爾布特，他們在意識形態的 光譜上，雖各站左右的極端，卻又只是一個銅幣的兩面，他們同是地獄的使者。而天堂，在哪裡？
我們都是在主流媒體的喧鬧聲中去認識拉美地區，我們的思考，有多少受著媒體的影響？又有多少受著我們過去的殖民地式教育影響？我們那個閱讀世界的框框，是 屬於強者？征服者？但主流媒體還是較有優勢，他們的滲透率仍然很高，特別在保守封閉的地方。我們愛以左與右來區分立場，但我認為有很多時候，根本不是左與 右，而是上或下的角度，這就是你選擇站在強者/征服者那一邊，用精英的角度去認知世界，還是選擇透過弱者/失敗者的眼睛來審視世情？
政治的解放是否也能導致生產力的解放，以達至經濟自足？革命的成果的持久性也繫於經濟，人民嚐不到經濟利益亦會同時推翻革命。
我的下一個站又會到哪裡？「……真正的旅行者只是這些人……他們永遠不逃避自己的命運……他們總是說：『上路吧』。」
「她要和古代旅行家一樣，永遠到陌生地方去觀察、凝望、記錄和暸解。
她相信安哲羅普洛斯所說的：『旅程都應該將我們引領到從未到過的地方，也去面對從未沉思的難題。』
昆德拉這樣寫着︰「在這一隱喻的照片下，遊行者不再是憤怒的人，他們是憤怒的表演者！一旦表演結束，他們就匆匆卸裝了。」 昆德拉稱這種現象為「表演的社會」。只要媒體變得愈來愈豐富與多樣化、愈來愈有權力時，「表演的社會」便獲得深化。當媒體已踏上全球化時，人們深知，在鏡頭面前的喜怒哀樂，很快便會傳遍整個世界。此時，便會讓人產生一種表演的慾望，而在表演期間，他的個人理性思考不一定與他的行動一致。
理性，明顯是有其限度的。有時候，我們的選擇看起來很合乎邏輯，但其實這個選擇跟事實並不相干，這由於我們的理性已陷入了自己的邏輯當中，而我們所做的，乃是根據自己的邏輯，卻不一定根據客觀的事實真相。
任何年代都是一個「表演的社會」，任何年代的「理性」都是荒謬的。群眾永遠都是群眾，在任何年代，群眾都有「火燒科學家，擲死文人」之類易受煽動的本質。 如何控制群眾，如何把群眾的精力用在有利國家的事務上，統治者要設法動動腦筋。至於逆流而行的人活著的時候是最荒謬的。但是，作為世上的一種生物，不選擇 自殺，我們可以怎樣活著？像現代社會，煽情激動的語言滿足感官，受大眾歡迎，又有後台支撐，大家也就給牽著鼻子走，懶得思考了。如何活著，是上帝給我們的 最大課題。我們用了大半天客觀公正地討論，但是聽眾寥落，最後說話的人連生計都成問題，哪怎麼辦？文化商品化，思維一面倒的年代，上帝給公共知識份子的課 題就是：如何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取得平衡？
我好像站在一個九曲十三灣的迷宮裡，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各執一詞，大家都無法前行。 即使是走出迷宮，外面還有重重把巴人圍困起來的隔離牆，荷槍實彈的檢查站，每一天上演佔領者與被佔領者的角力，強與弱，生與死，總是交纏不清。自衛與報復 便成為美國主流媒體報道以色列襲擊行動的主調，加沙地帶則早已被描繪成恐怖組織的基地，加沙居民全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是他們挑起衝突的事端。在沒有出路 的大監獄裏，加沙居民變得貧窮、絕望、暴躁，容易滋生激進思想，哈馬斯也因此在該地起家。當筆者身在加沙，發覺哈馬斯已構成加沙居民生活一部分，從哈馬斯 醫院、哈馬斯大學、到哈馬斯社區中心，居民在困苦生活上依賴哈馬斯的程度，可想而知，在他們眼中，哈馬斯是民族鬥士。可以預見，只要加沙越受封鎖，經濟越 變萎縮，人民越無路可退，哈馬斯地位便越更穩固，究竟是誰造就恐怖主義？熟悉以巴問題的專家對以巴和平前景不寄厚望，正如以色列在空襲過後表示，他們的目的是要把加沙炸回到一九四八年之前的荒涼境況。既然如此，國際社會應如何回應這一場國家恐怖主義？諷刺的是，在掌握話語權的優勢下，國家恐怖主義卻往往包裝成為反恐行動，製造更多不公不義，從而誘發更多的暴力，連聯合國也無能為力，這才正是這個世界迫切關注的現象。
外界對古巴的挑戰，尤以美國與西方世界，亦主要集中古巴的高度集權政治體制，以及非自由化的中央計劃經濟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古巴有異於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竟然安然存在美國後院並力抗美國的「征服」，極不符合美國向世界輸出的民主與自由市場理念。
Our weapon is our ideas
現代人與古老知識割裂，卻又經常以文明自居，以高人一等的態度揶揄嘲弄我們不理解的文化，更粗暴地濫用達爾文進化論，搬出人種基因決定論，無知當有趣，善哉！
亨廷頓：西方並不是因為理念、價值觀或宗教的優越性而贏得世界的，而是因為它在實施有組織的暴力方面更勝一籌。西方人往往忘記這一點，而非西方人從不會忘記。由於媒體的“選擇性關注”，大眾往往將一些國際事件視為突發性事件，而忽視其背後長年累月的背景。
有人曾經這樣說，如果人在一生沒有出現過一次個人的革命，那是遺憾的。易卜生筆下的娜拉出走記固然是一次觸目的個人革命，可是，誰人能夠承受革命帶來的震 盪？還有革命裡的不確定因素？因此，大部分人都選擇安於現狀。革命發生在國家的層次就令人聯想到動盪、暴力、流血，原本以為能上天堂，結果卻下了地獄，烏 托邦瞬即成為負面之詞，莫問烏托邦是否存在，即使存在也未敢觸碰。烏托邦的確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從德國的希特拉到柬埔寨的波爾布特，他們在意識形態的 光譜上，雖各站左右的極端，卻又只是一個銅幣的兩面，他們同是地獄的使者。而天堂，在哪裡？
我們都是在主流媒體的喧鬧聲中去認識拉美地區，我們的思考，有多少受著媒體的影響？又有多少受著我們過去的殖民地式教育影響？我們那個閱讀世界的框框，是 屬於強者？征服者？但主流媒體還是較有優勢，他們的滲透率仍然很高，特別在保守封閉的地方。我們愛以左與右來區分立場，但我認為有很多時候，根本不是左與 右，而是上或下的角度，這就是你選擇站在強者/征服者那一邊，用精英的角度去認知世界，還是選擇透過弱者/失敗者的眼睛來審視世情？
政治的解放是否也能導致生產力的解放，以達至經濟自足？革命的成果的持久性也繫於經濟，人民嚐不到經濟利益亦會同時推翻革命。
我的下一個站又會到哪裡？「……真正的旅行者只是這些人……他們永遠不逃避自己的命運……他們總是說：『上路吧』。」
「她要和古代旅行家一樣，永遠到陌生地方去觀察、凝望、記錄和暸解。
她相信安哲羅普洛斯所說的：『旅程都應該將我們引領到從未到過的地方，也去面對從未沉思的難題。』
昆德拉這樣寫着︰「在這一隱喻的照片下，遊行者不再是憤怒的人，他們是憤怒的表演者！一旦表演結束，他們就匆匆卸裝了。」 昆德拉稱這種現象為「表演的社會」。只要媒體變得愈來愈豐富與多樣化、愈來愈有權力時，「表演的社會」便獲得深化。當媒體已踏上全球化時，人們深知，在鏡頭面前的喜怒哀樂，很快便會傳遍整個世界。此時，便會讓人產生一種表演的慾望，而在表演期間，他的個人理性思考不一定與他的行動一致。
理性，明顯是有其限度的。有時候，我們的選擇看起來很合乎邏輯，但其實這個選擇跟事實並不相干，這由於我們的理性已陷入了自己的邏輯當中，而我們所做的，乃是根據自己的邏輯，卻不一定根據客觀的事實真相。
任何年代都是一個「表演的社會」，任何年代的「理性」都是荒謬的。群眾永遠都是群眾，在任何年代，群眾都有「火燒科學家，擲死文人」之類易受煽動的本質。 如何控制群眾，如何把群眾的精力用在有利國家的事務上，統治者要設法動動腦筋。至於逆流而行的人活著的時候是最荒謬的。但是，作為世上的一種生物，不選擇 自殺，我們可以怎樣活著？像現代社會，煽情激動的語言滿足感官，受大眾歡迎，又有後台支撐，大家也就給牽著鼻子走，懶得思考了。如何活著，是上帝給我們的 最大課題。我們用了大半天客觀公正地討論，但是聽眾寥落，最後說話的人連生計都成問題，哪怎麼辦？文化商品化，思維一面倒的年代，上帝給公共知識份子的課 題就是：如何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取得平衡？
我好像站在一個九曲十三灣的迷宮裡，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各執一詞，大家都無法前行。 即使是走出迷宮，外面還有重重把巴人圍困起來的隔離牆，荷槍實彈的檢查站，每一天上演佔領者與被佔領者的角力，強與弱，生與死，總是交纏不清。自衛與報復 便成為美國主流媒體報道以色列襲擊行動的主調，加沙地帶則早已被描繪成恐怖組織的基地，加沙居民全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是他們挑起衝突的事端。在沒有出路 的大監獄裏，加沙居民變得貧窮、絕望、暴躁，容易滋生激進思想，哈馬斯也因此在該地起家。當筆者身在加沙，發覺哈馬斯已構成加沙居民生活一部分，從哈馬斯 醫院、哈馬斯大學、到哈馬斯社區中心，居民在困苦生活上依賴哈馬斯的程度，可想而知，在他們眼中，哈馬斯是民族鬥士。可以預見，只要加沙越受封鎖，經濟越 變萎縮，人民越無路可退，哈馬斯地位便越更穩固，究竟是誰造就恐怖主義？熟悉以巴問題的專家對以巴和平前景不寄厚望，正如以色列在空襲過後表示，他們的目的是要把加沙炸回到一九四八年之前的荒涼境況。既然如此，國際社會應如何回應這一場國家恐怖主義？諷刺的是，在掌握話語權的優勢下，國家恐怖主義卻往往包裝成為反恐行動，製造更多不公不義，從而誘發更多的暴力，連聯合國也無能為力，這才正是這個世界迫切關注的現象。
外界對古巴的挑戰，尤以美國與西方世界，亦主要集中古巴的高度集權政治體制，以及非自由化的中央計劃經濟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古巴有異於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竟然安然存在美國後院並力抗美國的「征服」，極不符合美國向世界輸出的民主與自由市場理念。
Our weapon is our ideas
現代人與古老知識割裂，卻又經常以文明自居，以高人一等的態度揶揄嘲弄我們不理解的文化，更粗暴地濫用達爾文進化論，搬出人種基因決定論，無知當有趣，善哉！
亨廷頓：西方並不是因為理念、價值觀或宗教的優越性而贏得世界的，而是因為它在實施有組織的暴力方面更勝一籌。西方人往往忘記這一點，而非西方人從不會忘記。由於媒體的“選擇性關注”，大眾往往將一些國際事件視為突發性事件，而忽視其背後長年累月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