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ost Of Seraphim"

Representer/Represented

在這個世界上，一切都不曾發生，直到它被描述。
然而，說話者本身也有其所選擇的偏頗立場，
文字、照片和影片都可以是真相，但更多時候，更可以成為說話者意欲操縱普羅大眾的利器。
我不知道什麼是真相，
但是我一直在尋找真相，
並企圖以任何方式去尋找願意聽我說話的觀眾，
在尋找真相的過程，
打破並重新建構自過去教育、家國文化背景下的認知。

In this world, nothing had ever happened until it is described

However please don't forget the fact:

Even the speaker himself has his own biased position

Words, pictures and videos can stand for truth; however, most of the time,

They are nothing but the best tools which the speaker uses to deceive the general public

I don't know what is the truth

But I am always looking for it

And attempt to find more audiences in any possible way

In the quest of knowledge and truth

Over and over again break what I know before
And reconstruct a new cognition within myself

《以愛之名：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

 電影《以愛之名：翁山蘇姬》(The Lady)上映了，楊紫瓊在這部電影中，完美詮釋出緬甸革命女鬥士翁山蘇姬的模樣，她不僅苦練緬甸語，還為戲激瘦10公斤，演活這位傳奇女性。不過電影因在緬甸政府的不允許下，禁止在當地上映。《以愛之名：翁山蘇姬》是國際大導演盧貝松籌備3年、拍攝1年所完成的鉅作，但因電影無法在緬甸當地取景，因此拍攝地便轉至地理環境、人文條件都相似的泰國。翁山蘇姬本人雖在2010年獲釋，但因受政局影響，電影不被允許在當地上映，導演盧貝松先前還曾打趣地說「歡迎緬甸盜版。」女主角楊紫瓊為了詮釋這位傳奇女性，不僅苦練緬甸語半年、為戲瘦10公斤，還親自拜會翁山蘇姬本人，她回憶當時見面的過程，直言「無論翁山蘇姬看起來多麼嬌小，卻散發一股強大的力量！」電影拍攝過程還曾傳出楊紫瓊遭緬甸驅逐出境的消息，但她仍成功的在大銀幕上演繹出為了民主歷經15年革命、犧牲與家人見面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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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維基中文百科>

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1945年6月19日－）生於緬甸仰光，是緬甸非暴力提倡民主的政治家，全國民主聯盟的創辦人兼總書記。1990年帶領全國民主聯盟贏得大選的勝利，但選舉結果被軍政府作廢。其後21年間她被軍政府斷斷續續軟禁於其寓所中長達15年，在2010年11月13日緬甸大選後終於獲釋。1990年獲得薩哈羅夫獎，翌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翁山蘇姬的名字由其家人姓名而來，翁山來源於其父親，Suu來源於祖母，Kyi則是她母親[1]。她也常常被稱為Daw Aung San Suu Kyi，Daw在緬甸語中是一種對年長女性的敬稱，即女士。1947年，她的父親翁山將軍為了緬甸獨立而與英國談判，同年卻為政敵所暗殺。1960年，隨出任印度大使的母親前往印度。在印度中學畢業後入英國牛津大學聖休學院（St Hugh's College），獲得文學學士學位，主修經濟、哲學與政治。並在此認識了她的丈夫阿里斯（Michael Aris），婚後育有兩個孩子。之後在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修畢博士課程。1988年，翁山蘇姬回到緬甸照顧生病的母親。同年，長期執政的「社會主義綱領黨」領袖吳奈溫將軍下台，緬甸爆發大規模的民主遊行，但是遭到血腥鎮壓。新的軍政府隨後掌權。深受聖雄甘地的非暴力理論影響，翁山蘇姬開始參與政治，並致力於推行民選制度。1988年3月，當翁山蘇姬匆匆告別丈夫與兩個兒子，回到仰光照顧因中風病危的母親時，正值緬甸人民發起反抗軍政權的遊行示威，遭到軍隊和警察的殘酷鎮壓，共有兩百多名無辜民眾死難，舉國瀰漫著恐怖氣氛。很多受害者、激進分子和退役高級軍官，要求她出來領導民主運動。1988年8月26日，仰光近百萬群眾在瑞德貢大金塔西 門外廣場集會，翁山蘇姬第一次面對這麼多的民眾發表演說。在她首次公開發表重要演講的前夕，政府散播有關要刺殺她的謠言，但她對任何威脅都是處變不驚。 「我不能對祖國所發生的一切視若無睹。」在集會上，她一身雪白的長裙，宛如一隻從仙境飛來的白天鵝。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態、鏗鏘有力的聲調、擲地有聲的言 詞，令所有在場的民眾印象深刻，並讓他們想起了她的父親翁山，「父女兩人如同一個模子塑造出來的」。緬甸人民發現，他們盼望已久的領袖誕生了。從那一刻起，翁山蘇姬不再是一名旁觀者。其實，她並不喜歡政治，她更想當作家，「但是，我參加了，就不能半途而廢。」從此，翁山蘇姬，這個外表柔弱、身材單薄的女 子，成了軍政府最頭疼的人物。她沒有權力、沒有金錢、沒有官銜，卻擁有了緬甸人民的心。

翁山蘇姬深知，絕對不能採取以暴易暴的方法來解決國內的危機，這種方法表面上看最有效果，實際上卻讓自己墮落為與軍政權同樣的地步。在《自由》一書中，翁山蘇姬指出：「一些人改變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當南非的舊政府、拉丁美洲的軍事專政進行獨裁統治發生變化的時候，他們認識到這些變化不可避免，這是他們所能選擇的最好道路。我所表達的真正改變是通過理解、同情、正義、愛心後的內在變化。」1988年9月27日，翁山蘇姬組建了自己的、也是緬甸人民的政黨——緬甸全國民主聯盟，並出任總書記。民盟很快發展壯大，成為全緬最大的反對黨。1989年7月20日，軍政府以煽動騷亂為罪名對翁山蘇姬實行軟禁，她拒絕了將她驅逐出境而獲自由的條件。

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在巨大的國際壓力下，軍政府於1990年舉行了大選，翁山蘇姬的政黨「全國民主聯盟」贏得了絕對優勢。在正常情況下，她理應成為緬甸的總理，但選舉結果被軍方作廢並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軍人拒絕交出政權，繼續監禁翁山蘇姬。此外，軍方組建了「恢復國家法律和秩序委員會」來掌握政權，後來又將其改名為「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軍方的行為引發國際間猛烈的批評。同年翁山蘇姬獲薩哈羅夫獎。1991年，翁山蘇姬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她無法親自前往挪威領 獎，只好讓兒子代替自己發表了答詞。這份答詞中引述了翁山蘇姬的名言：「在緬甸追求民主，是一國民作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與平等的成員，過一種充實全面、富 有意義的生活的鬥爭。它是永不停止的人類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證明人的精神能夠超越他自然屬性的瑕疵。」她將諾貝爾和平獎的130萬美元獎金交付信託，用於緬甸人民的健康與教育。對於翁山蘇姬無法親自前來受獎，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弗蘭西斯•塞耶斯泰德回顧了歷史上與之相同命運的其他三位獲獎者：德國的卡爾•馮•奧西埃茨基、蘇聯的薩哈羅夫和波蘭的華勒沙。卡爾•馮•奧西埃茨基是反抗納粹暴 政的英雄，他的獲獎被視為諾貝爾和平獎在人權方面最早的授獎。然而，這個巨大的榮譽並沒有改變其悲慘的遭遇：他死在了希特勒的集中營中。但是，薩哈羅夫和 華勒沙看到了他們鬥爭的勝利，看到了他們的祖國終於獲得了自由和民主。因此，弗蘭西斯•塞耶斯泰德發出了他美好的祝願：「我們希望翁山蘇姬也看到她的鬥爭戴上勝利的花冠。」1994年10月21日，聯合國下屬有關機構在菲律賓召開「文化與經濟發展關係」國際研討會，被緬甸軍政府軟禁的翁山蘇姬寄去一篇論文，由菲律賓前總統阿基諾夫人在 會上代為宣讀，文章尖銳地駁斥關於發展中國家「應該經濟先走，民主緩行」的觀點；指責許多當權者不分青紅皂白，將民主運動與要求落實人權問題一概說成是受 西方意識形態影響而加以否定；呼籲聯合國重視和支持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貧窮落後國家的民主運動和人權問題。這篇演講也在整個亞太地區造成了很大的轟動效應。1995年7月間她被釋放，然而她很清楚，一旦離開緬甸赴英國探視家人，她很有可能永遠不能再次回到緬甸。結果她選擇留下，從此再也沒有機會與她的丈夫見面。她的丈夫於1999年去世。

軟禁時期：

她被多次阻止會見她的政黨支持者，並在2000年9月再次被軟禁。2002年5月6日，她在一次建立在互信基礎上，由聯合國主持的秘密協商後被釋放。政府發言人說她是由於「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彼此信任」而重獲自由。翁山蘇姬隨後表示這是「國家新的黎明」，然而在2003年5月底，她再次被軟禁經歷一段時間的關押和9月的一次手術之後，翁山蘇姬在仰光繼續遭到軟禁。2004年3月2日，在聯合國緬甸事務特使伊斯梅爾的看望下，緬甸民主派領袖翁山蘇姬與緬甸總理欽紐舉 行了會談。根據緬甸的法律，逮捕令只允許最多延長五年。2008年5月就已經超過拘留期，但是沒有釋放。2009年3月，聯合國任意拘留問題工作組批評緬 甸對翁山蘇姬的拘留已經違背了他自己的法律，並要求立即釋放翁山蘇姬。5月初，一名美國男子耶托游泳潛入翁山蘇姬仰光湖畔住所，該男子在離開時被軍政府發現，對此，軍政府指控翁山蘇姬違反軟禁令。8月11日，緬甸法庭裁定翁山蘇姬非法收留美國人罪名成立，再延長18個月軟禁。直至2010年11月13日傍 晚，翁山蘇姬終於重獲自由。2010年10月27日晚，緬甸外交部長在河內舉行的東盟外長晚餐會上稱翁山蘇姬將於11月13日釋放[2]。11月13日，緬甸軍政府將軟禁數年的翁山蘇姬釋放。[3]2010年11月18日下午，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中方是否曾就釋放翁山蘇姬對緬甸政府做過工作？發言人洪磊回答：「尊重其他國家根據本國國情選擇的發展道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包括緬甸在內的各國友好關係，是中國政府一貫的政策主張。我們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2011年至今：

*2011年11月17日，她在仰光發表演講

*11月中旬，翁山表示她和她領導的民主聯盟將參加緬甸的議會補選。

*2011年12月初，她與到訪緬甸的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初次會面。希拉蕊把歐巴馬的一封親筆信交給了翁山，歐巴馬在信中感謝她的鬥爭激勵了全世界的人，美國會永遠支持她；希拉蕊也讚賞和支持翁山的民主鬥爭。翁山則非常感謝美國對緬甸民主改革事業的支持，兩人一致同意繼續共同推進緬甸的民主進程。

*2011年12月2日，她與到訪的希拉蕊在一起

*2012年1月18日，翁山到仰光區選舉局登記報名，以競選角逐靠近仰光的高穆（Kawhmu )村選區的人民院（下院）議席，同年2月6日其參選資格獲得選舉委員會批准。議會補選將於4月1日舉行，人民院共有440個席位，與前軍人政府有關的黨派佔據了其中的絕大多數，這次補選的只有48個席位。

*2012年1月底，她離開仰光到海濱城市土瓦等城市，正式為本黨黨員展開拉票競選活動，所到之處皆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和支持。2月11日，她到她所參選的高穆（Kawhmu）村展開競選活動。3月8日，她向記者表示此次補選可能會出現舞弊行為，因為官方公布的選民中竟有死人的名字。

*3月14日，她首次獲得當局批准在國營電視台發表了題為「免於恐懼的自由」的15分鐘的講話（這段演講事前被當局刪除了抨擊前軍政府的內容），講話 中她呼籲政府賦予人民更多自由並實施進一步的民主改革：呼籲當局廢除所有壓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制訂和實施保護人民的法律；減少政治對司法的干預；痛批前軍 政府在2008年制定的新憲法。3月15日，她被香港大學頒予名譽法學博士，以表彰她以非暴力的方式爭取民主和人權的貢獻。

佚聞：

2010年11月16日，美國時代雜誌將她列名在「史上十大政治犯」首位，其他依次是劉曉波（中國）、曼德拉（南非）、甘地（印度）、馬丁•路德•金（美國）、薩哈羅夫（前蘇聯）、哈維爾（捷克）、甘吉（伊朗）、阿基諾二世（菲律賓）和胡志明（越南）。

代表言論：

《恐懼與自由》中文節選：「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民主政治，一個有著同情心和愛心的民主政治，我們不應羞於在政治上談論同情和愛心，同情和愛的價值應成為政治的 一部分，因為正義需要寬恕來緩和。一位記者問我，『你和別人交談時總是對宗教談論得很多，為什麼？』我回答：『因為政治是關於人的，我不能將人和他的精神價值分離開』」。翁山蘇姬以學者的深思，揭示了緬甸悲劇的根源：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翁山蘇姬痛心地撫摸著緬甸民族的累累傷痕：
•    我們並不缺少發展所需要的科學與技術，但我們內心深處依然缺少些什麼，一種真正的心理溫暖的感覺。
•    導致腐敗的不是權力而是恐懼。那些掌權者恐懼喪失權力及無權者恐懼權力的蹂躪，都導致了腐敗。大多數緬甸人熟悉這四種腐敗：
1.    貪婪的腐敗，由慾望導致的腐敗，是由於受到誘惑或出於那些人們的喜好背離了正確的道路；
2.    偏狹的腐敗，是採取錯誤方式去敵視那些心懷惡意者；
3.    愚昧的腐敗，是由於無知所帶來的失常；
4.    恐懼的腐敗，這也許是四種腐敗中最壞的一種，因為它不僅產生了恐懼，窒息並緩慢地摧毀了所有的是非觀，大多數時候，它還是其它三種腐敗的根源。

正如貪婪的腐敗一樣，不純粹是貪婪，恐懼匱乏或恐懼失去他們所愛之物，都能帶來這種後果。因而，在某種程度上，恐懼被超越、被羞辱或受傷害，都是惡意的種子。因此，除非擺脫恐懼的枷鎖、自由地去追求真理，否則無知將難以驅散。恐懼與腐敗的關係如此接近，一點兒也不奇怪。在任何社會裡任何一種恐懼都充滿了腐敗。它根深蒂固地難以根除。

相關作品：

《以愛之名：翁山蘇姬》2011年電影，法國導演盧•貝松執導的英法合資電影，由楊紫瓊飾演翁山蘇姬；
《Beyong Rangoon》1995年電影，片中以緬甸1988年翁山蘇姬非武裝抗議為背景；
《Unplayed Pianos》 Damien Rice與2005年發佈的為翁山蘇姬60歲生日創造的歌曲，希望以此向世界得到釋放翁山蘇姬的支持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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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錄自<真實筆記>
http://chuiyung.blogspirit.com/archive/2012/02/25/%E6%98%82%E5%B1%B1%E7%B4%A0%E5%A7%AC.html

《昂山素姬》電影一出，傳宣攻勢也隨之而來，大家再度熱烈談論昂山素姬 ( 台湾译为翁山蘇姬 ) 這位人物。一位外表柔弱的女子，帶領着追求民主自由的群眾，面對荷槍實彈的軍人，首先要克服恐懼。在此之前，她得要相信非暴力抵抗手段的力量，是強大得足以令軍人退縮。柔中見剛，而且這種剛強乃是發自內心。楊紫瓊能夠掌握嗎？洛比桑以開玩笑的口吻表示，終於找到一個梅麗史翠普不能演的角色。很簡單，因為昂山素姬是一位亞洲女性。

昂山素姬被稱為緬甸民主女神，可說是世界知名、家喻戶曉，大家早已把她定了型。究竟她怎樣可以堅強地挺着軍政府的打壓，忍受與丈夫兒子分離之苦，並多年來孤獨地給軟禁在自己的大宅之內？電影一開始，幾歲大的昂山素姬不懂家仇國恨，因父親給槍殺而被迫離開了家園，自小在英國長大、結婚、生子。洛比桑就在這裏開展一個人物的傳奇，從夫妻之情到民族之愛。其實我們對昂山素姬夫婦的了解最少，連她丈夫叫甚麼名字亦沒有多少人知道。電影正好彌補了這個空白，而他們夫婦倆的愛情亦變成了電影故事的主軸之一。不過，我有點好奇，真實的昂山素姬很少透露她與丈夫阿里斯博士（Dr. Michael Aris）之間的關係，而她又與外界隔絕多年，丈夫也於早幾年前離世。在這方面，導演是如何蒐集到相關資料再作電影演繹？還是理所當然地描繪成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

大家會因為敬佩昂山素姬而愛屋及烏，因此，面對這部電影自然有特殊好感，觀乎最近的評論，也是一面倒的叫好。女主角楊紫瓊亦很賣力，奔走於香港各大學為新片宣傳，並欲向年輕人帶出民主自由的信息，這是件好事。毫無疑問，昂山素姬早已成為緬甸的icon。她出現之前，有多少人關心緬甸？她出現之後，再經國際媒體不斷重複報道其事迹，加上一個又一個的國際人權與和平獎項，大家才關注緬甸的問題。換言之，昂山素姬與緬甸已劃上等號，前者甚至超越了後者，她已經儼如一個神。我好奇，如果沒有昂山素姬，緬甸是否仍會活在我們心中？昂山素姬事迹被搬上銀幕，本可藉此讓我們多些了解緬甸，以及這個人物的內心世界。可看完整部電影，我只能說，導演只是想進一步神化昂山素姬。表揚昂山素姬沒有問題，但導演的手法似乎要把歷史抽空，片中的其他民主鬥士都是面目模糊，都屬陪襯，連個全名也沒有，這包括素姬的媽媽。給人的印象是：沒有昂山素姬便沒有緬甸，也不會有民主的曙光。但，不要忘記，民主是大家共同奮鬥的事業。

片中有一個情節讓我感到很突兀，就是昂山素姬被軟禁，每天於家中以英文書寫「金句」，都是有關民主、自由、勇氣等金句，然後貼滿家中和花園。有一看守的小兵受到吸引，嘗試偷讀出其中金句。昂山素姬見到，問他：「你懂英語嗎？你明白我在寫甚麼嗎（大意）？」我真不相信真實的昂山素姬會這樣做，這可能是導演洛比桑作為西方人的主觀演繹。電影中又有另一個情節：小兵在昂山素姬大宅花園中正在留難阿里斯博士，此時，昂山素姬在廳內彈鋼琴，琴聲陣陣傳至花園，小兵好奇，問：這是甚麽？阿里斯博士揚起眉毛，提高桑子，得意地說：「這叫..音..樂！」小兵知道後，也有點得意。另一小兵走過來，聽到琴聲，提出相同問題：這是甚麽？第一位小兵搶着說：「這叫..音..樂！」大導演呀，不要以為他們是蠻夷，即使是蠻夷，要知道，音樂正是源起於蠻夷，他們對音樂不陌生。洛比桑顯然犯了西方導演拍東方故事的毛病。洛比桑與楊紫瓊異口同聲表示，拍這片一切都是為了愛。雖然打出「愛」的招牌，但不能掩飾這部電影的單薄：只有橫，沒有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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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遠離仰光>

導演：約翰鮑曼（John Boorman）

主演：派翠西亞阿奎特（Patricia Arquette）

年份：1995年

發行：哥倫比亞

描述緬甸軍政府殘酷鎮暴的電影不多，目前市面上可見的，則有一部描寫1988年8888事件的【遠離仰光】（Beyond Rangoon）。

年輕的美國女醫生蘿拉鮑曼，因為丈夫和兒子突然被闖空門的竊賊殺害，身心受到重創的情況下，隨著姐姐參加赴緬甸觀光的旅行團。當導遊滔滔不絕介紹佛陀時，蘿 拉戴著墨鏡，遠遠望著卻無法使內心感受到平靜。在停留首都仰光的第一天晚上，她夢到兒子丹尼從睡夢中驚醒，聽見窗外聲音，於是獨自出外散步，意外目睹了緬 甸年輕學生在翁山蘇姬的帶領下，與軍政府鎮暴部隊對峙的經過，她看到了緬甸精神領袖翁山蘇姬在人群中勇敢走向軍隊的槍口，無所畏懼，臉上仍面帶微笑，圍觀 民眾屏氣凝神，然後翁山蘇姬順利通過軍隊阻擋，繼續前進，並微笑向民眾握手，一旁的緬甸婦女激動地向蘿拉說，妳不覺得她真的很美麗嗎？民眾激動高喊翁山蘇 姬，這一幕讓蘿拉為之動容甚至激動落下眼淚。但是，此次遊行卻讓她意外丟掉護照，沒有辦法之下，蘿拉被留在仰光等待護照補發，卻在一次遊歷鄉間的歷程中， 意外結識當地導遊安柯，原本蘿拉只是想純粹到鄉間散心，卻意外因為安柯及其學生，加入了緬甸人民抗暴的行列，安柯同時也啟示她人生痛苦是免不了的，但也因為痛苦，卻讓快樂更加快樂。逃亡結束之前，蘿拉告訴安柯，在美國她一直很想要死，但來到這裡卻是拼死拼活為了求生存而努力逃亡，安柯告訴她因為她的生命力 仍相當旺盛，他向蘿拉說她有天會發現她的人生必定存在著某種意義。影片結尾，大家終於越過邊境成功逃向泰國，在流亡難民的帳篷裡，有許多人仍舊受傷等待治療中，那一刻，蘿拉戴起手套，告訴旁邊女醫生說：「我是醫生，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嗎？」原本因為丈夫和兒子的死亡陰影，蘿拉成為怕看到血的醫生，而那一刻，她一心只想救人。旁邊女醫生瞥了她一眼，問到：「妳又可以幫忙多久？」蘿拉告訴她，只要這裡需要她，她會一直留下。我想，蘿拉已經重新發現她生命中心的意義了，也成功跨越心中失去丈夫孩子的悲傷。

以1988年緬甸學生大規模示威遭到軍隊屠殺為背景的電影，是好萊塢相當少見的題材。全片 由流亡美國的緬甸民主人士親自參與演出，一向在電影題材的選擇上相當多樣性的英國老牌導演約翰鮑曼，再度揮灑他善於描寫心理狀態與精神情境的好戲。主題雖然是緬甸民主抗暴，但是鮑曼藉著宗教的影響與理解，溫和的帶出蘿拉（或者是西方世界？）應該怎麼樣去重新理解緬甸民主運動的視野。約翰鮑曼最為台灣觀眾所 知的作品，是描寫二戰期間一群兒童成長故事的「希望與榮耀」（Hope and Glory 1987），以及探討亞瑟王傳奇的魔幻電影「神劍」（Excalibur 1981），近作則是2003年推出探討南非停止種族隔離十週年回顧的Country of My Skull （我頭顱的家園　暫譯），由好萊塢巨星山謬傑克遜主演，曾在柏林影展上引起熱烈討論。

1988年的緬甸軍隊屠殺學生，只有極少數西方媒 體獲得第一手資料，與1989年中國天安門的學生運動相較，緬甸的民運學生所受到的委屈，實在大的太多。片中的學生在逃避政府軍的追殺時，忍不住的抱怨， 軍政府只會徵召沒有唸過書的年輕人，然後向他們洗腦，才會認為民主人士全都是共產黨。片中也描述到，蘿拉與學生、教授一群人歷經千辛萬苦，才到達泰國邊 界，最後蘿拉也決定留在泰國難民營幫忙，不再回美國，這一段劇情描寫，也是受到現實中一位美國女醫生Dr. Cynthia Maung真實故事的影響，這位傳奇女醫生曾經獲得1999年Jonathan Mann 人道獎，目前常駐在曼谷救援來自緬甸的難民。

這 一部片在台灣很少人知道，但是曾經由年代公司發行過錄影帶，中文片名卻取成「遠東之旅」，莫名其妙到了極點，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旅遊導覽片。此外，本片的 配樂是大師Hans Zimmer的傑作之一，台灣本地的電影音樂發燒友多少知道Beyond Rangoon這部片子，都是因為Hans Zimmer所致，電影原聲帶沒有在台灣正式發行過，也成為發燒友一片難求的逸品。

人 傷害自己同胞，怎麼可以像傷害動物那樣容易？拿起槍口瞄準自己同胞，眼睛卻眨都不眨一下，為什麼人可以可怕殘酷到這種程度？看著看著眼淚忍不住一直下落， 為什麼這世界上會仍舊有這麼多的不幸？這麼多的戰爭和屠殺？ 原來這世界上最可怕的，還是人是嗎?我明白你說，這世界上存在著很多不可思議的醜陋，甚至是 連親眼目睹也無法相信的事實......這一刻，發現自己的心情很激動，很想做些什麼，很想改變什麼，如果有一天我能為這世界做些什麼，心裡不斷地想著這 樣的問題...

一直記得蘿拉在面對屠殺時的內心獨白，因為緬甸軍政府對國外媒體徹底封鎖，所以全世界都不知道緬甸學生和百姓受到這樣殘忍的對待，令人何其心酸！內心卻又感到深深地憤怒...若非她自己深入其境，她怎麼能夠明白，這些孩子般年紀的學生，早已經歷過多少的生離死別的宣判？

亞洲這塊大陸太古老了，有許多國家，歷史背景加上政治宗教因素，揹負著太多的悲傷和苦痛，政治家的野心從中操控，這些沉重的包袱，究竟哪一天才能真正被釋放下來？

翁山蘇姬，這個名字，我永遠不會再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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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民運血淚史：

1962 吳奈溫發動軍事政變，廢除民選政府，派坦克入大學鎮壓

1988 學生發起和平抗議，軍方鎮壓引發全國騷亂，回國探母的翁山蘇姬組織「國家民主聯盟」

1989 軍政府實施軍法管治，軟禁翁山蘇姬

1990 國家民主聯盟在大選中大勝，但軍政府不承認結果

1995 翁山蘇姬獲解除軟禁

1998 全民盟要求召開國會，軍政府打壓翁山蘇姬及其支持者

2000 再軟禁翁山蘇姬

2002 撤銷對翁山蘇姬的軟禁

2003 軍政府支持者襲擊翁山蘇姬，第三度將她軟禁

2004/11 釋放4000名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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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國際社會強烈譴責下，緬甸獨裁政府依舊我行我素屠殺袈裟，幕後援手就是中國，因為緬軍不斷出賣國家能源給中國，卻調漲國內油價，讓人民生活陷入恐慌，是爆 發革命的關鍵。緬甸的「袈裟革命」，在軍政府暴力屠殺至少二百多人的情況下，進入慘澹結局，緬甸社會目前人心惶惶，流言四起，「軍政府挖萬人塚，正準備秋 後算帳」的恐懼，正席捲緬甸全境。在國際社會一致強烈譴責下，獨裁政府依舊我行我素，緬甸軍政府能夠肆無忌憚展開屠殺清洗行動，幕後援手其實就是中國。


緬甸油輸中國境內油價暴漲

這次的群眾示威風起雲湧，導火線其實與中國有關。八月十五日，緬甸軍政府宣布調漲油價，調幅高達六七％，引起緬甸民眾恐慌。八月十九日，已經陸陸續續有 民眾集結抗議，短短幾天不到，抗議油價導致物價飛漲的聲浪，逐漸被緬甸民主人士接手，成為抗議軍政府獨裁的運動，如野火燎原一般，蓄積已久的民怨一次爆 發，加上空前絕後的「僧侶上街抗議」，不滿油價暴漲，演變成對抗軍政府獨裁統治的激烈示威。緬甸軍政府將油價大幅調漲，與中國近幾年密集 在緬甸施行「珍珠項鍊戰略」有很大關係。中國石油天然氣探勘開發公司，今年初和緬甸石油天然氣公司簽訂合約，剛剛獲得緬甸外海三個深海油田開採權，而緬甸軍政府不斷出賣國家能源給中國，卻調漲國內油價，讓人民生活陷入恐慌，是此次爆發革命的關鍵。根據華盛頓時報，在二○○四年披露的美國國 防部文件，中國進行的「珍珠項鍊戰略」（Pearl Necklace），將緬甸視為重要的戰略據點。中國計畫，一旦為了台灣與美國衝突，美國必將封鎖麻六甲海峽，中斷中國的石油來源，透過與緬甸的合作，中國與緬甸之間要建造彷彿是二次世界大戰滇緬公路一樣的「滇緬油管」，連結緬甸到中國雲南，從陸路突破美國封鎖。緬甸是中國「珍珠項鍊」中，最閃耀的一顆巨星。


寧為中衛星國換得軍事援助

根據中國北京晨報的報導，中國石油探勘開發公 司所獲得的深海開採油田，位在緬甸若開邦近海，面積廣達一萬平方公里，比渤海面積還要大。緬甸每年約生產原油達七百九十六萬桶，天然氣一百一十四億立方公尺，但是其中將近一百億立方公尺卻提供出口，緬甸開採與提煉石油的能力，無法滿足國內需求，所以每年還要耗鉅資進口油品，才導致油費高漲的問題爆發。中國不只在緬甸進行密集的「石油戰略」部署，更藉著石油戰略，將緬甸塑造成為中國在東亞的戰略基地，讓緬甸成為中國的「衛星國」。由於緬甸鄰近麻六甲海峽， 中國進口的石油，高達八成要經過這邊，所以中國在緬甸靠近孟加拉灣這邊的幾個小島，建立了數目不詳的海軍基地，以及電子情報參數監控系統，與緬甸之間高達 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更已經是公開秘密。


學運分子遊說年輕僧侶上街

此次的緬甸袈裟 革命，是緬甸軍政府一九六二年政變以來，第二次引起國際注目的大規模抗暴事件。一九八八年，當時的緬甸軍事強人尼溫進行不成功的經濟改革，激起民怨，抗議 示威不斷擴大，翁山蘇姬也從這次的抗議風潮中崛起，成為世界注目焦點。這也是一九六二年尼溫政變取得政權後，緬甸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一 九八八年八月八日，尼溫政府針對這個由翁山蘇姬領導的群眾示威，進行血腥鎮壓，軍隊在街頭向示威者開槍屠殺，並且大量捕捉處決知識分子與大學生，保守估計 這次屠殺的人數，應該在三千人以上，史稱「八八八八事件」。由於緬甸對國際媒體封鎖，這次事件少有照片與訊息流傳，與隔年的中國天安門屠殺受到國際譴責， 待遇完全不同。時隔二十年，捲土重來的袈裟革命，表面上似乎是由穿著袈裟的僧人所領導，但是實際上組織群眾的，還是由二十年前倖存的八八 八八革命世代所推動。根據英國星期日電訊報（The Sunday Telegraph）的報導證實，在幾個星期的活動運作中，八八八八世代的學運分子，不斷遊說僧侶加入示威行列，「老一輩的僧侶紛紛反對，但是年輕世代的 僧侶則熱血沸騰，僧侶上街示威，有助於鼓勵一般民眾大膽加入行列，因為緬甸社會在獨裁統治下，民眾噤若寒蟬」。




進行種族清洗百萬難民受害

緬甸軍政府，不只對內殘酷鎮壓民主運動，更在這幾年，有計畫的對少數民族，進行種族清洗行動。緬甸東部的克倫族、克倫尼族與撣族，從緬甸一九四八年獨立之 後，就不斷的希望能夠獲得自治權，緬甸軍政府一九六二年政變之後，廢除憲法和各民族之間的協議，決定用內戰來解決民族問題。據國際人權組織對緬甸東部少數 民族的調查訪談，軍政府用燒、殺、強姦與強迫遷村的手段，對少數民族進行種族清洗，緬甸軍隊至今仍不時用集體強姦的方式，強迫少數民族女性生下「具有緬族 血統的下一代」。至二○○四年為止，有高達二千五百個村落，遭到毀滅。緬甸軍政府掀起的種族清洗內戰，至今已經造成緬甸國內高達一百萬以 上的內戰難民，其中撣族就佔有三十萬，是受苦最深的族群。多數內戰難民湧入泰國，撣族領導人向外界控訴，「撣族悲慘遭遇，與伊拉克庫德族差不多，境內天天 在內戰，人民天天被屠殺，庫德族遭遇有外國記者報導，撣族卻沒有這樣的待遇」。國際人道救援組織HART（Humanitarian Aid Relief Trust）主席考克斯男爵夫人（Caroline Cox, The Baroness Cox of Queensbury），也向外界控訴，「每次探訪緬甸少數民族難民營，我們見到殘酷踐踏人性的罪行，呼籲英國政府、歐盟與聯合國，積極調查緬甸軍政府的 獸行」。


囿於石油利益中國暗助緬軍

此次的袈裟革命，雖然在緬甸軍政府的殘酷鎮壓下， 草草收場。但是綜合國際媒體的報導，緬甸社會目前充滿風聲鶴唳的傳聞，現任獨裁者丹瑞穩握政權，即使美國凍結了包括丹瑞在內的緬甸軍政府高階人士的海外資 產，依舊無法將其動搖。「許多平民仍不敢表態，因為大家都很有顧忌」。這次被軍政府通緝的頭號要犯，向英國星期日電訊報透露，「這次所有人都抱著觀望態 度，因為風險大，參加者都要面對坐牢的危險。也有很多人懷疑，就算付出了犧牲的代價，是否最終還是一無所得？」而一位逃離的緬甸情報官員，也向英國每日郵 報（Liverpool Daily Post）透露，「軍警至今已經殺害數千名示威者，並且秘密處決數百位僧侶，將其棄屍叢林」。目前屯駐在仰光的安全部隊，數量高達二萬人。緬甸陸軍的總人數，高達三十七萬人，是東南亞國家規模最大的陸軍，一般而言，陸軍的功能，就是對內採取鎮暴，而非 對外禦敵。緬甸軍政府保留大量陸軍，與當年台灣國民黨政府畜養三十萬陸軍的思考，非常類似。此次軍政府採取殘殺手段鎮壓民主運動，再度獲得成果。聯合國安 理會譴責緬甸軍政府的議案，數次都被中國與俄羅斯擋下，更讓情勢雪上加霜。而囿於石油戰略利益，中國與緬甸獨裁統治緊密站在一起，緬甸軍政府殘酷屠殺僧侶 的行動，則也完全仿效中國鎮壓西藏僧侶，以及天安門大屠殺的戲碼，將其重新搬演，國際社會對此，目前毫無反制之道。


網際網路奏功 鎮壓影像曝光

這 次袈裟革命和20年前的「8888事件」不同，各種殘酷鎮壓影像，紛紛在國際媒體上曝光，即使緬甸軍政府高壓控管國際媒體採訪，並且中斷緬甸境內的電信、 網路通訊，但是各種影像紛紛躍上國際媒體曝光，尤其是日本記者長井建司，在仰光街頭遭到緬甸軍人近距離開槍射殺的影像曝光，更是震撼國際的焦點。這些影像 能夠在媒體中流傳，並非記者火線採訪的成果，而是緬甸大學生透過網際網路向外送出的訊息。透過手機、電腦視訊鏡頭、微小的隱藏式DV等工具，緬甸學生將取 得的影像，透過手機MMS簡訊、電子郵件等形式，傳給國際友人，然後透過友人上傳到類似Youtube等web2.0視訊網站，讓全世界都能看到政府軍的暴行。1988年的8888事件，幾乎沒有國際記者在緬甸街頭採訪，引不起國際注目。此次袈裟革命，僧侶上街的影像，透過手機拍攝，震撼 全球人心。而長井建司遭到射殺的畫面，不管是動態的影像，或者靜態的照片，皆清晰可見，引發全球憤慨，也讓新上任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面對輿論壓力。記者遭 射殺影像在網路流傳，更創下新聞史紀錄。翻開youtube網站，只要輸入緬甸英文名「Burma」，就有三千四百三十筆的影像資料，點 閱率最高的，則是好萊塢巨星金凱瑞，為翁山蘇姬遭軟禁抗議的短片【Call to Action on Burma and Aung San Suu Kyi】。而輸入「袈裟革命」（Orange Revolution）的字串，也有將近三百筆影像資料，呈現出僧侶上街抗議的震撼場面。公共電視新媒體部經理何國華則評論，「數位民主、網路民主已經成 為研究顯學，網路被視為增加民主參與，與強化政治社群的重要工具」。（陳宗逸）


Aung San Suu Kyi


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 緬甸語: ，1945年6月19日- ）生於緬甸仰光，是緬甸非暴力提倡民主的政治家。1990年她獲得薩哈羅夫獎，翌年又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翁 山蘇姬1945年6月19日出生於仰光，父親翁山將軍是緬甸國父，翁山將軍在1947年7月緬甸獨立前兩個月被政敵暗殺身亡，年僅32歲。1960年翁山 蘇姬隨母親金姬(駐印度大使)前往新德里，在新德里大學畢業後其前往英國牛津大學繼續深造。1967年翁山蘇姬進入聯合國工作，派駐紐約及不丹等 地，1972年與英國人阿裏斯(Prof.Machael Aris)結婚後，育有兩子。翁山蘇姬於1988年回國探望病危母親時，適值緬甸爆發反政府示威，她隨即投身民主運動，成為民運領袖，並創建“全國民主聯 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後在1989年7月20日起遭軍政府軟禁六年，至1995年7月10日獲釋，但活動範圍被限制在首都仰光。

她被 多次阻止會見她的政黨支持者，併在2000年9月再次被軟禁。2002年5月6日，她在一次建立在互信基礎上由聯合國主持的秘密協商後被釋放。政府發言人 說她是由於“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彼此信任”而重獲自由。翁山蘇姬隨後表示這是“國家新的黎明”。然而，她在2003年5月底再次被捕。經歷一段時間的關押和 9月的一次手術之後，她繼續在仰光遭到軟禁直到如今。2004年3月2日，聯合國緬甸事務特使伊斯梅爾在緬甸看望了緬甸民主派領袖翁山蘇姬並與緬甸總理欽 紐舉行了會談，再次試圖促使雙方展開會談。翁山蘇姬在軟禁期間，曾於1991年10月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由其子代為領獎。1996年與丈 夫最後一次在緬甸見面，三年後其夫在英國病重，緬甸軍政府批准她前往探望，但翁山蘇姬因擔心離開緬甸後便無法重歸故土，堅持不去英國，而未見到丈夫最後一 面。2000年8月翁山蘇姬不顧軍政府禁令，率領十多名支持者離開仰光出席“全國民主聯盟”會議，遭軍警阻截，對峙3天后再次遭到軟禁，於2002年5月 重獲自由。但隔年5月，翁山蘇姬在緬北皆實省的瓦城第三度遭到軍政府逮捕後，軟禁至今。

2003年7月中旬，為聲援翁山蘇姬民主運動， 美國國會兩院先後通過制裁緬甸法案，得到布希總統批准，開始對緬甸實施為期三年的經濟制裁，主要內容包括禁止從緬甸進口產品、凍結緬甸政府在美各種資產、 禁止向緬甸政府官員發放赴美簽證、禁止在緬甸投資和向其提供貸款及技術援助等。但令人失望的是，據國際特赦組織和“人權觀察”對緬甸軍政府提出的最新報告 指出：“軍方進行政治性拘捕有增無減，維持對於國際呼籲充耳不聞的一貫態度，即使美國和歐盟提出禁運威脅也未為所動。”美國總統布希于六月十七日曾讚揚翁 山蘇姬是民主的象徵；多位美國國會議員也為這位緬甸反對派領袖高唱生日快樂歌，並將她與印度甘地及南非曼德拉相提並論。布希總統發表聲明說：“六月十九日 是翁山蘇姬六十歲生日，我祝賀她生日快樂。翁山蘇姬以無比的勇氣與毅力，為被壓迫的緬甸人民奮鬥，她的犧牲鼓舞了那些為自由而努力的人。只有在回歸民主政 治與國際社會，緬甸人民方可獲得他們應該享有的自由與繁榮。

翁山蘇姬60歲生日要求釋放全球大行動：
2005年6月18日：仰光有約百人聚集，企圖步向軟禁翁山蘇姬的府第。
2005年6月19日：全球14個國家爆發反緬甸示威，要求釋放翁山蘇姬。
2005年6月20日：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南方民主同盟主席龍緯汶，連同一群市民到達緬甸駐香港領事館，要求緬甸軍政府立刻無條件釋放翁山蘇姬。
2006年6月19日：國際特赦組織設在泰國的分支機構發表聲明，敦促緬甸軍政府「在全面恢復緬甸公民所有權利的前提下，實現釋放翁山蘇姬與
其他政治犯的諾言。」「全國民主聯盟」表示，聯盟將在仰光總部舉行慶祝翁山蘇姬生日的儀式，世界各地支持緬甸民主運動的人士也計畫舉行慶祝活 動



完美人質：翁山蘇姬的一生

緬甸是世界上一個最欠發達的國家之一。這裡的暴行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自1962年政變上台以來，軍事獨裁政權一直在逼迫少數種族和多數種族（緬族）。在這種令人恐怖的國度裡，翁山蘇姬像救世主一樣散發光芒。歷史學家溫特爾的人物傳記《完美人質：翁山蘇姬的一生》，全面了介紹了她的故事。緬甸的種族和諧從來都不持久。具有強烈獨立情緒的少數民族，對任何想將該國作為一個整體的人來說都是持久的挑戰。緬人歷史上曾多次肆意蹂躪少數民族，令少數民族對緬人心懷怨 恨。甚至偉大的愛國者、蘇姬的父親翁山將軍，也無法說服所有少數民族忠於一個共同的國家。他意識到了緬甸的脆弱性，因此倡導包容，向各部落承諾文化自治。 二戰結束後，他與少數民族領導人舉行秘密會談，討論建立一個各族平等的獨立國家。蘇姬的母親陪同翁山將軍，到全國各地旅行，在部分遊說中出力。翁山最終未 能說服克倫族加入緬甸聯邦，撣族、欽族和科欽族，也只是同意有條件地加入。

1947年政敵刺殺了翁山，唯一有望使該國消除戰爭的人不存在 了。除了受父親的道德啟發之外，蘇姬的性格也受到寡居期間擔任了20年公職的母親的影響。她的母親為她樹立了一個無私的模範。溫特爾在書中描述說，年青的 蘇姬是一個出眾的、愛讀書的人，在私立學校表現很好。出身於精英家庭的她，在孩童時就表現得體，甚至是在緬甸少數民族的代表面前。1960年15歲的她， 隨擔任大使的母親到了印度。在當地一所女子學院學習期間，「聖雄」甘地的政治和哲學「滲入她慢慢發展的心靈」（第165頁）。在佛教的薰陶下，她能保持心 理平靜，甚至是最嚴重的挫折也不能干擾她。1964年蘇姬轉入牛津聖修學院（St Hugh's College），她的優雅和清純氣質，給同學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考試不怎麼好，只拿到第三級榮譽的成績。1967年她結束學業時，正值奈溫（Ne Win）在緬甸實行獨裁統治，因此她沒有理由回國。1969年，她去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投靠她其中一位「叔叔」，即當時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緬甸人吳丹 (U Thant)。當時奈溫政權試圖從她口中套出她的長期計劃，並恐嚇她，但她不為所動。

1972年，她跟研究西藏事務的英國學者阿瑞 斯（Michael Aris）結婚，奈溫政權的喉舌批評她背叛了佛教。從一開始，她就得到了阿瑞斯的諒解：如果出於職責需要，她回緬甸的話，「他不會阻撓。」 在婚後的頭15年生活中，她照顧家庭，生養孩子，避免跟流亡的緬甸異見人士接觸。她甚至迴避對奈溫的譴責，不展示任何直接捲入緬甸政治的跡象。她在倫敦攻 讀緬甸文學博士學位，完全投身於學術界，直到1988年發生意想不到的事情。當時她到仰光照顧生病的母親，突然意識到「必須讓翁山的靈魂安息」 （第221頁）。無休止的軍事統治所產生的只是武裝鬥爭、難民潮、奴役勞動、鴉片種植和貿易以及赤貧狀態。軍政府甚至無法保持主體民族緬族的團結。

蘇姬回緬甸時，正值該國發生嚴重的騷亂，學生受到屠殺，瀰漫著恐怖氣氛。這些是「她所目睹的最醜陋的攻擊」。在那段動盪時期，所有見過她的受 害者、激進分子和退役高級軍官，都毫無疑問地相信她是具有內在力量的「人民領袖」。不斷有緬甸人要求她起來領導民主運動。在她首次公開發表重要演講的前 夕，政府散播有關要刺殺她的謠言，但「她對任何威脅都是溫文不驚」。她的成熟冷靜令觀眾驚訝，並讓他們想起了她的父親翁山。「父女兩人如同 一個模子塑造出來的。」她對承擔更積極的角色有猶豫，因為她很敏感地意識到，政敵會指責她是新近回國的「外來者」。當她走上政途時，她給媒 體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論處理任何問題，都「在自信和謙遜之間找到了恰當的平衡點」。

她逐漸成為緬甸反對派的象徵，和政權 的潛在敵人。1988年當士兵包圍她的住所時，她堅持不用任何暴力，甚至在自衛時也不應使用暴力。溫特爾評論說，「她是想消除緬甸歷史上的暴力文化」。蘇貌(Saw Maung)將軍領導的軍政權宣佈選舉時，並未重視素姬的毅力。她幫助建立了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這個新政黨向緬甸所有少數民族開放，並在宣言中承諾授予少數民族「根據法律的自決」。在競選運動中，她傾倒了所有與其接觸的人，在 少數民族面前穿他們的民族服裝。她強調民主與佛教之間的關聯性。她的助手回憶說，無論什麼時候她的情緒波動時，她都會抽出時間，在鋼琴上彈奏莫扎特或巴赫的曲子以恢復平靜和自律。1989年4月與軍隊的一次緊張對峙「使她認識到自身所具有的堅韌和勇氣」。部分是由於她反對酷 刑和人口失蹤的莊嚴抗議，緬甸開始受到國際人權界的關注。軍方的恐嚇手段，使全國民主聯盟變成了一場大規模人權運動。軍政權的御用文人用骯髒手段來抹黑 她，但這些都是徒勞的。1989年7月，她受到軟禁。她開始絕食抗議，要求當局將她關進她同事所在的監獄。12天後，軍政府釋放了她，並 承諾要「更寬大地對待政治犯」。1990年大選中，全國民主聯盟獲得80％的議席，但軍政府的反應卻好像是選舉沒有發生過，而且還監禁了全國民主聯盟的議 員。被隔離起來的翁山蘇姬，只有通過英國廣播公司瞭解外面的事態發展。在嚴格的無限期的監禁期間，佛教對她來說既是一種慰藉，也是一種豐富她知識的方式。 她對看守者寬大為懷，引起了他們上級的不安。當局「不得不不斷地替換看守」。在1991年，她獲授予「薩哈羅夫思想自由 獎」（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隨後更多的獎章接踵而至，把她推上全球偶像的高度。溫特爾打趣說，「在人們不斷尋找人類之善的終極體現時，她突然成為關注焦點」。無論軍政府何時提出有條件釋放她時，她都堅持說，決不會離開緬甸。1995年，據說是在日本的壓力下，軍政權終止她的軟禁，但同時禁止她自由 旅行。於是她每週會聚集在她住所周圍的支持者見面，擔當教誨國人的老師。

不管軍政府用何方法，騷擾她、作出人身攻擊、或切斷她與少數民族 領袖的聯繫，但都不能動搖她的決心。1999年，軍政府拒絕快要死於癌症的阿瑞斯見她最後一面。有人據此說，她是為了自己的野心而犧牲家庭的政客，但溫特爾糾正了人們對她的這種印象。她實際上對病重的阿瑞斯「非常難過」，但考慮到離開緬甸的沉重代價，她才決定不回英格蘭與阿瑞斯團聚。在成為寡婦後，她全身心投入緬甸的民主事業。軍政府的任何威脅，只會使她在鬥爭中採取更大膽的行動。2000年底，丹瑞(Than Shwe)將軍無視國際社會的憤怒，再次將她軟禁。她的兒子也不能探望她，但她的勇氣一如從前。在聯合國特使的干涉下，2002年她再次獲釋。雖然軍政府 仍緊閉會談之門，但「在她的字典中從來沒有失敗這個詞」。在58歲時，她「看起來比年齡只及她一半的支持者更有活力」。

2000 年，她的車隊受到軍政權僱請的暴徒的攻擊，她在事件中險些喪命。此後10天她下落不明，直到有人證實她住在一所臭名昭著的監獄。2003年她再次回到軟禁狀態，身體狀況開始惡化。軍政權把釋放她作為與外界談判的籌碼。緬甸越陷越深。全國民主聯盟的許多議員要麼退出政治，要麼歸順軍政權。非緬族人擔心，一旦 翁山蘇姬逝世，全國民主聯盟會「緬族化」，提出另一套的緬族獨裁政治。她無法將緬甸所有不幸都一掃而空，即便是她掌權，她可能也無法做到這一點。但她悲劇性的但又可作為榜樣的一生，其重要意義在於一個永恆的座右銘：「永不放棄」。翁山蘇姬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已經50多歲了，我這個年齡的人應該好好過平靜的生活，但每次我有這個念頭的時候，我都會想想我在曼德勒看見的情景，那兒的老人都80多歲了，還在種田。」她是全體緬甸人的姑姑。當她出現在公眾面前，所有人都會向她歡呼致敬。

9 月22日，當62歲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出現在自家的陽台時，參加遊行的數萬仰光人沸騰了。她已經在自己的居所被軟禁了15年，軍方在通往她住所的 便道上設置著哨所和路障，荷槍實彈的軍警時刻警惕著任何可疑的行人，過去的15年，深愛著她的仰光人絕少有機會見到他們的精神領袖。翁山 蘇姬向人群行禮，感謝他們冒著被捕和被毒打的危險衝破哨所，來這裡看望她，人群歡呼著回應，爆發出最熱烈的掌聲。站在前排的和尚尼姑們低頭合十，默默祈 禱。跨著衝鋒鎗的軍警不知所措地在周圍走來走去，緊張地抽著煙。翁山蘇姬示意人們安靜，然後她與僧侶們一起祈禱，人群也一起跪下，為緬甸祈求和平與幸福。 這一天是持續一個多月的抗議活動最高潮。此後，儘管人們數次嘗試突破警察的封鎖，卻從未成功過，再也沒有見到他們的「姑姑」。9月24 日，政府頒布了宵禁令。9月26日，路透社報道說，據仰光市內的謠言，因為害怕翁山蘇姬的存在，緬甸軍方已在其住所中逮捕了她，送往一處秘密監獄。儘管消 息未經證實，但這一謠言依然引起極大的震動，人們毫不顧及宵禁令的存在，走上街頭，高呼釋放翁山蘇姬的口號。人們再一次聚集在仰光的瑞光大金塔之下，19 年前，正是在這座金塔下，翁山蘇姬發表了那篇改變她自己，乃至整個國家的演講。

「僧侶和人民們，這次遊行的目的，是為了告訴全世界 ，這裡人民的意願！」她的開場白簡單而直接，然後，10萬在場的觀眾隨著她一起回憶了緬甸人民追求民族獨立以及美好生活的偉大歷程。那一天，1988年8 月8日上午8時8分，50萬人聆聽了她演講。人們最先被她的美麗所打動，然後對她的父親表示敬意，最後徹底被她的演講征服。她號召全世界的人民「用你們的 自由幫助他人獲得自由。」她告訴緬甸人，「這是一場第二次民族解放運動」。那是她生命中最閃亮的一刻，後來人們回憶說，「當時就覺得她已經與背後的瑞光塔融為一體，成為我們國家的象徵。」


我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抗議

瑞光大金塔，坐落於緬甸最大城市仰光市中心的一座山頂上，她的高度接近100米，在周圍低矮的房子之中顯得異常高大，這是緬甸民族的歷史奇跡之一，據稱有超過2000年的歷史，近百年來，這裡一直是緬甸抗議示威的標誌性建築。1936 年，當時年僅21歲的翁山——翁山蘇姬的父親，帶領著學生們在仰光舉行總罷課，要求英國人滾回歐洲去，學生們聚集在大金塔下風餐露宿，此後，翁山參加了由 日本人組織的培訓，作為著名的「30個同志」之一，他於1942年回到緬甸，與日本人一道驅逐這裡的英國殖民者勢力。二戰快結束時，翁山將軍已組織起自己 的民族解放武裝。最後，他調轉槍口，幫助英國人將曾經利用過他的日本人趕出了緬甸。

1946年，翁山將軍再一次回到了瑞光大金塔，驕傲地 宣佈緬甸將再次為獨立而戰，他們將獨自趕走英國人。1年後，他被暗殺，此時距緬甸最終宣佈獨立僅有6個月。那一年，翁山蘇姬才兩歲半，她的命運似乎從一開 始就已決定。「蘇」這個字來自翁山將軍的母親，「姬」則來自翁山的夫人。翁山蘇姬，合在一起在緬語中的意思是「奇特勝利的美麗寶藏」。起初，翁山蘇姬並沒有選擇承擔這個名字所背負的使命。她的母親被任命為緬甸駐印度大使後，她就離開了緬甸，先後在倫敦、牛津、紐約、東京等地求學，總是穿著緬甸婦女傳統著裝——莎莉的她，一直是校園裡被追逐的對象，她後來嫁給了一名英國的藏學家，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有了兩個可愛的孩子。直到1988年， 一個電話把她召回緬甸，年邁的母親需要她的照顧。此時，緬甸民主運動正如火如荼，翁山蘇姬被人民的愛與勇氣打動，她開始時刻關注事態的發展。當年7月，她 的丈夫邁克和兩個孩子也來到仰光，在丈夫支持下，翁山蘇姬最終決定參與其間。這才有了那次改變她一生的演講。

9月18日，政府頒布宵禁令，軍隊進城，人民在街頭流血，但抵抗還在繼續。翁山蘇姬很快成為民主運動領導組織——國家民主聯盟副主席，然後又被選為主席。再後來，軍人取得政權， 「法律與秩序委員會」 宣佈成立。當年12月，翁山蘇姬的母親去世，超過10萬人參加她的葬禮。1989年，軍政府顯然不準備遵守自己的承諾，他們開始打壓國家民主聯盟的活動， 並最終軟禁了翁山蘇姬——在軟禁之前，翁山蘇姬本來有機會逃離這個國家，她把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送出國，自己選擇了留下，因為她知道，一旦她離開，就再也沒 有機會回到故土。

1990 年，出乎軍政府意料，國家民主聯盟在選舉中勝出。將軍們不認賬了，表示由於沒有制定新的憲法，選舉結果無效。
1991年，翁山蘇姬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1992年，緬甸再次舉行大選，國家民主聯盟再次勝出，但被軟禁的國家民主聯盟黨主席昂山素姬被軍政府剝奪了組閣的權力。
1995年，迫於國際壓力，昂山素姬被釋放。軍政府說，只要翁山蘇姬出國，他們就不再追究。但昂山素姬再次選擇留下。

對翁山蘇姬來說，最可怕的事情是和當局一起慢慢變老。她被政府監視、隔離，她無法參與政治活動。她曾多次想前往泰國，但被政府軍阻止。被釋放的幾年，她並沒 有獲得更大的自由。據她的好友回憶，有一次在銀行，當她想兌現一張支票時，銀行工作人員要求她購買一份由軍政府發行的日曆，她抗議說，「我沒有要買日曆 啊。」工作人員堅持這是政府的規定，翁山蘇姬站在工作人員面前一言不發，過了大約半個小時，工作人員屈服了，給她兌現了支票。翁山蘇姬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表 示，「我已經50多歲了，我這個年齡的人應該好好過平靜的生活，但每次我有這個念頭的時候，我都會想想我在曼德勒看見的情景，那兒的老人都80多歲了，還 在種田。」

1999年3月7日，翁山蘇姬的丈夫在海外去世。在丈夫生命的最後日子裡，翁山蘇姬每天晚上都和他通電話。軍政府很快掐斷了她的電話。後來，她找到一位願意幫助她的外交官，繼續與自己的丈夫越洋電話，軍政府再次發現了她的「密謀」，有一次，當她和她的丈夫剛剛互相說完 「Hello」，電話就被切斷。一陣短暫的沉默之後，她留下了淚水——這位堅強的女人在1988年之後還沒有哭過。被逮捕，被釋放，被軟禁，再被釋放。十多年來，軍政府不僅限制她的自由，還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宣傳攻勢，以破壞翁山蘇姬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這些宣傳的主題是，「昂山素姬嫁給了一個英國人，她的思想被西方社會污染了，她不是自己人。」2002 年，一次短暫的釋放期間，她和國家民主聯盟的老朋友們一起去緬甸南部的海邊游泳，沙灘上一些玩耍的，才10歲左右的孩子們看見她，衝上前去向她喊著，「來 吧，姑姑，跟我們一起玩吧。」——緬甸人都稱她為「姑姑」，她露出滿意的微笑。她的同志們對這一幕印象極為深刻，「她看上去從沒有這麼自由過。」她偶爾發 表演說，但從不抱怨自己的經歷。她的朋友曾經告訴她，她應該多談談自己，昂山素姬笑著回答說，「這和我無關，這是緬甸人民的場合。」

「這和你太有關了！！」這位朋友爭辯道。
「我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抗議。」在一次接受BBC的採訪時，翁山蘇姬總結說。


誰是亞洲最美麗的女性？

是 那些日韓偶像劇中美輪美奐的明星，還是港台戴著影后桂冠的演員，抑或中國大陸本土製造的青春靚女？是日本的籐原紀香，還是韓國的全智賢？是香港的張曼玉， 還是大陸的徐靜蕾？不，都不是。因為我在這裡所說的「美麗」，不單單是指相貌的美麗，更注重心靈的美麗和精神的美麗。當我在網絡上看到緬甸人權運動領袖翁 山蘇姬，以絕食來抗議軍政府暴行的消息時，我終於找到了準確無誤的答案：是翁山蘇姬，她才是亞洲最美麗的女性。

翁山蘇姬，這位今日亞洲最偉大的良心，這位一九九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正如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公告中所讚美的那樣，「她的鬥爭是近幾十年來在亞洲所表現出的公眾勇氣的最傑出的範例 之一，她已成為反抗壓迫的鬥爭中一個重要的象徵。」她如同一朵蓮花，出淤泥而不染。這一次，翁山蘇姬為在軍政權壓搾下苦苦掙扎的緬甸人民絕食，為那些在黑 暗中呻吟和呼吸的同胞絕食，也是為所有生活在不自由和非民主國度中的人民絕食。她為了解救被奴役的同胞而失去了自己的自由，這位本來可以在西方過著極其優 越的生活的學者。她為了幫助那些被凌辱的百姓而處於飢餓之中，這位弱小、文雅而靜穆如一池秋水的東方女性。

與已然崩潰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 和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相似，緬甸軍政權是當今世界最殘暴、最僵硬的獨裁政權之一。緬甸軍方於一九六二年奪取政權，迅速建立起嚴苛的專制統治。幾代粗鄙不堪的 軍頭，均無力創造某種新的意識形態，而是用赤裸裸的暴力來維繫其權力。他們悍然取消緬甸人民基本的人權和自由，將這個昔日和平溫馨的東南亞佛國變成困苦不 堪的「動物莊園」。雖然緬甸只是一個位於東亞邊陲的窮國，並無外敵入侵的危險，軍頭們卻逐漸組建起一支龐大的、武裝到牙齒的軍隊，並一個個自封為「大將」 ——他們可不像利比亞獨裁者卡扎菲那麼謙虛，卡氏僅僅自稱「上校」。

一九八八年，當緬甸人民發起反抗軍政權的遊行示威時，遭到軍隊和警察 的殘酷鎮壓，共有兩百多名無辜民眾死難。因為緬甸國小力弱、經濟落後、資源匱乏，地理位置偏遠，發生在這裡的一切並未受到外界應有的關注。西方大國的媒體 和政府也有「世故」的一面，他們對這個東亞一角的窮國、「亞洲的波蘭」閉上了眼睛。這個時候，弱不禁風的翁山蘇姬站了出來。那一刻，甘地的教導迴響在她耳邊：「對一個個人或者一個國家而言，最了不起的天賦是無畏——不是全然的血氣之勇，而是打從心中沒有恐懼。」翁山蘇姬的理想便是，讓緬甸人民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面對不受制衡的強權時，勇氣和堅忍的不盡泉源，大體上是對於倫理道德原則神聖的堅定信仰，伴同一種歷史感——即，無論人的現狀是多麼退步，終久，人類在精神上和人類責任的根植之處，是對於完美的概念、是達成她的願望、是迷途知返的智慧、是堅定向前的決心。」

翁山蘇姬的父親翁山將軍，當年曾經奮起反抗英國和日本兩個殖民大國在緬甸的統治，二戰之後繼續為緬甸的獨立和民主而奔走呼號。翁山在緬甸人民當中享有崇高威 望，是緬甸軍隊的創始人，且被譽為「緬甸之父」。一九四七年，在緬甸獨立前一年，翁山在國會開會時被政敵所暗殺。當時，他的女兒翁山蘇姬年僅兩歲。父親死後，翁山蘇姬隨母親旅居印度。之後她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畢業後留校任職。其間，翁山蘇姬結識了牛津大學的教授阿里斯，不久之後兩人相愛結婚。然而，歷史的宿命沒有讓翁山蘇姬成為一名普通的家庭婦女或書齋裡的學者。命運對她另有安排。一九八八年，翁山蘇姬回國料理母親的喪事，本來她只 是計劃作短暫的停留。誰也沒有料到，此時此刻，緬甸人民勇敢地站起來反抗軍政府殘暴和腐敗的統治。槍聲在首都響起來。自己國家的軍隊向自己的人民開槍，比 當年的英國殖民者和日本軍隊還要視人命如草芥。

「我不能對祖國所發生的一切熟視無睹。」八月二十六日，仰光近百萬群眾在瑞德貢大金塔西門 外廣場集會，翁山蘇姬第一次面對這麼多的民眾發表演說。她一身雪白的長裙，宛如一隻從仙境飛來的白天鵝。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態、鏗鏘有力的聲調、擲地有聲的 言詞令所有在場的民眾印象深刻。此時此刻，飽受蹂躪的緬甸人民終於欣喜地發現，他們盼望已久的領袖誕生了。從那一刻起，翁山蘇姬不再是一名居高臨下的旁觀 者，而成為承載沉重的家國命運的「史詩中的史詩」。翁山蘇姬性格靦腆，其實並不喜歡政治這一領域，她更想當作家，她對緬甸的歷史和和文化有深刻的研究， 「但是，我參加了，就不能半途而廢」。

近代以來緬甸的歷史，是一幕迄今仍然在上演的充滿血雨腥風的大悲劇。比起昔日的殖民者更可怕的，是 本國軍閥們對民眾的「自我殖民主義」。利用暴力和恐懼，軍政權將這片六十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了他們腳下的「私產」，將四千五百萬人民變成了他們手中的 「人質」，這是一種不加任何掩飾的「國家恐怖主義」。在槍口之下，人們不得不沉默了，人們在貧困中連呻吟的聲音都不敢發出來。邱吉爾說，民主制度只是一種 「最不壞的制度」；那麼，軍政權無疑是一種最壞的政權。翁山蘇姬敏銳地發現了緬甸悲劇的根源——「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讓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使人人都是靈魂的殘缺者，這正是獨裁者們所希望達到的目的。而要改變這種「靈魂受傷」的狀況並非易事。

翁山蘇姬認為，惟一方法就是：「作為一個沉思的從業者，我有許多打破習慣的方法。打破偽善惡習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誠實的人生活在一起。」她堅信，世界應該適合 於理性、文明的人類，這個世界觀促使一個人勇於冒險、勇於受苦，以建立沒有匱乏、沒有恐懼的社會。真誠、公正和同情，這些觀念不能夠被當作平凡、陳腐的東 西忘掉，因為它們常常是抗衡無情強權的最後堡壘。從此，翁山蘇姬，這個外表柔弱、身材單薄的女子，成了緬甸軍政府最頭疼的人物。當局出版大量讀物攻擊翁山 蘇姬，說她受到共產黨徒唆使，褻瀆神明和企圖分裂軍隊，罪狀斑斑。但是，到底誰才是麻煩製造者呢？翁山蘇姬沒有權力、沒有金錢、沒有官銜，卻擁有緬甸人民的心。她深知，絕對不能採取以暴易暴的方法來解決國內危機，這種方法表面上看最有效果，實際上卻讓自己墮落為與軍政權同樣的地步。在《自由》一書中，翁山蘇姬指出：「一些人改變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當南非的舊政府、拉丁美洲的軍事專政進行獨裁統治發生變化的時候，他們認識到這些變化不可避免，這是他們所能選擇的最好道路。我所表達的真正改變是通過理解、同情、正義、愛心後的內在變化。」她希望所有良知尚存的當權者接受這樣的建議，盡早啟動民主化改革，而不必等到人民起來推翻之。

一 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翁山蘇姬組建了她自己的、也是緬甸人民的政黨「緬甸全國民主聯盟」，並出任總書記。這是對軍政權的第一次挑戰。民盟很快發展壯大， 成為全緬最大的反對黨。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日，緬甸軍政府因為國殤日而特別派駐在翁山蘇姬家門外的病員，有十一部卡車之多。當她試圖離家到烈士墓地作私人 性質的參拜時，卻遭到阻擋。當局以煽動騷亂為罪名，宣佈對翁山蘇姬實行為期十二個月的軟禁，翁山蘇姬的電話和其他通訊手段全部被切斷。同時，當局逮捕了兩 千名民盟的支持者。《紐約時報》報道說：「在獄中的民主人士遭到例行的、有時是殘酷的凌虐。據報告，酷刑包括毆打和拷問。」對於軟禁，翁 山蘇姬的回應是：「要求移監仰光的印塞因監獄，與其支持者中之被捕者受同樣待遇。」其要求不被理會，於是她立即展開絕食抗議。此次絕食抗議歷時十二天。在 此期間，她只飲水。直到當局承諾「被捕者的案子將經由適當的法律程序處理」，她的絕食抗議才告結束。身體被囚，並不能阻擋靈魂的飛翔。軍政權的這一愚蠢的做法，成為對翁山蘇姬免費的「助選」。一九九零年五月，軍政權宣佈，緬甸將舉行大選，他們認為翁山蘇姬長期被軟禁，已經失去了號召力；而民盟經過打壓之 後，也沒有太大的動員能力，因此當選者無疑是手握黨政軍大權的他們自己。結果，民盟在選舉中大獲全勝，一共贏得了議會四百九十五個議席中的三百九十二席。

驚慌失措的軍政府對此次大選的結果不予承認。他們不僅宣佈民盟為非法組織，而且繼續監禁昂山素季。軍方組建了「恢復國家法律和秩序委員會」來掌握政權，後來 又將其改名為「國家和平與發展委員會」。殊不知，這些粗暴專橫的軍人自己，才是國家的法律和秩序、和平與發展的最大敵人。他們為了個人的野心和貪婪，破壞 了國家的法律和秩序，阻礙了國家的和平與發展。他們的統治已然喪失了合法性，為了維繫搖搖欲墜的權力，這個政權只有通過野蠻的暴力來威嚇人民。一 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翁山蘇姬的丈夫阿里斯患癌症在倫敦去世。他曾請求緬甸當局讓自己生命的最後時刻去看看妻子，但被蠻橫地拒絕了。從一九九五年聖誕節 去看過妻子之後，他就再也沒有看過她。他孤獨地死去，但他完全理解妻子所做的一切，並與她一起承擔了巨大的痛苦。翁山蘇姬在獄中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悲痛 欲絕。軍政權催促她去英國，與兩個兒子團聚。但是，翁山蘇姬知道，自己一旦離開祖國，就再也不能回來了。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的家庭的分離，是我爭取一個 自由的緬甸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之一。」

在日益受到民主化的「第三波」衝擊的亞洲地區，一方面是民主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卻是政治的黑金化和政客的戲子化。亞洲能夠誕生自己的偉大政治家嗎——像非洲的曼德拉、像歐洲的哈維爾？翁山蘇姬是亞洲地區惟一能夠稱之為「偉大」的政治家。一九八八 年之後，民盟被當局宣佈為非法組織，翁山蘇姬本人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監禁中度過。二零零三年春天，她短暫地獲釋過一段時間，不久軍政權又以「安全原因」為理 由重新剝奪了她的自由。儘管如此，翁山蘇姬仍然堪稱當代亞洲最有力量、最有魅力的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將權力傳給兒子的新加坡政府「資政」李光耀，在翁山 蘇姬面前能不羞愧嗎？那些深陷黑金漩渦中的日本政客，在翁山蘇姬面前能不羞愧嗎？甚至曾經是人權活動家的韓國前總統金大中，也因急功近利的「陽光政策」和 家族醜聞，在翁山蘇姬面前黯然失色了。

很多人認為，政治是世界上最骯髒的領域，只有那些「厚黑」之人，才能選擇進入該領域。但是，翁山蘇姬輕車簡從，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她領我們穿越了政治那黑暗的沼澤地，改變了我們對政治固有的偏見。翁山蘇姬所擁有的是一種「無權者的力量」。某些自我膨 脹的獨裁者，其手中控制著幾百枚核彈的紅色按鈕，能在幾分鐘之內毀滅世界，因此飛揚跋扈、不可一世；而謙卑溫柔的昂山素季，既沒有權力，也沒有金錢，單單 擁有一顆「同情和慈悲的愛心」。她正是依靠著「同情和愛心」，贏得了緬甸人民的愛戴和世界人民的尊重。翁山蘇姬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第 一次明確闡釋了佛教與民主自由的關係，如果她的事業能夠成功的話，那麼她便是第一個將佛教觀念與民主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思想家和實踐家。翁山蘇姬是從宗 教的高度來審視與理解政治的：「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民主政治，一個有著同情心和愛心的民主政治。我們不應羞於在政治上談論同情心和愛心，同情和愛的價值理 應成為政治的一部分，因為正義需要寬恕來緩和。一個記者問我：」你和別人交談時總是對宗教談論很多，為什麼？『我回答：「因為政治是關於人的，我不能將人 和他的精神價值分離開。』」

一九九一年，翁山蘇姬獲得了世界最高榮譽——諾貝爾和平獎。她無法親自前往挪威領獎，只好讓兒子代表她發表答 詞。在這份答詞中，特意引述了翁山蘇姬的一段名言：「在緬甸追求民主，是一國民作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與平等的成員，過一種充實全面、富有意義的生活的鬥 爭。它是永不停止的人類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證明人的精神能夠超越他自然屬性的瑕疵。」對於翁山蘇姬無法親自前來挪威接受獎項，諾貝爾委員 會主席弗蘭西斯？塞耶斯泰德深表遺憾。他在頒獎典禮上回顧了歷史上與之相同命運的其他三位獲獎者的故事：德國的卡爾？馮？奧西埃茨基、蘇聯的薩哈羅夫和波 蘭的瓦文薩。卡爾？馮？奧西埃茨基是反抗納粹暴政的英雄，他的獲獎被視為諾貝爾和平獎在人權方面最早的授獎。然而，這一巨大的榮譽並沒有改變奧氏悲慘的遭 遇：他最終死在了希特勒那地獄般的集中營裡。薩哈羅夫和瓦文薩也都無法出國領獎，他們不能獲得護照。但是，幸運的是，薩哈羅夫看到了民主的曙光，瓦文薩則 看到了民主的實現。

過去的歷史既有幽暗的一頁，更有光明的啟示。因此，弗蘭西斯？塞耶斯泰德向遠方的昂山素季發出了無比美好的祝願：「我們希望翁山蘇姬也看到她的鬥爭戴上勝利的花冠。」但是，那一天何時能夠到來？在亞洲，等待自由的降臨需要特別的耐心。畢竟這塊大陸太古老了，有太多的包袱需要卸下來。

當代世界︰全球進入“憤怒之年”

從席卷西亞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到肇始於美国華爾街的“全球佔領運動”，從發展中国家到發達國家，全球近80個國家和地區爆發不同程度的社會抗議活動，2011年被英國《金融時報》評為“全球憤怒之年”。各國國情不同，動盪形式各異，但也有很多共同特徵，折射出經濟全球化、社會訊息化時代社會動盪新特點、新動向。

一、從原因看，因經濟全球化、過度市場化導致社會嚴重分化，民眾普遍抗議社會分發不公、抗議被邊緣化、抗議精英統治

經濟全球化和市場化深入發展，不僅在國家間造成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各國內部階層之間兩極分化程度也日益加深。普通民眾普遍感覺未享受到經濟增長好處， 貧困民眾感覺被社會邊緣化，從而對社會產生失望及至絕望情緒。突尼西亞、埃及等西亞北非國家近年來經濟雖穩步發展，但經濟增長未能惠及大多數普通民眾，沒有解決社會公平問題，貧富差距擴大，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嚴重滯後。在國際金融危机強烈衝擊下，這些國家經濟急劇萎縮，物價大幅上漲，驟然加劇了原有社會矛盾，執政當局應對乏術，更使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普通民眾苦不堪言。

二、從參與人員看，失去工作機會的青年和生活水準下降的中產階層成為運動主體

青年受教育水準較高，思想理念開放，渴望過上更好的生活，但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讓他們感到前途渺茫。中產階層本是社會的穩定器，但不斷攀升的物價導致他們生活水準下降，對政府不滿情緒上升。無論阿拉伯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青年人普遍政治意識覺醒，中產階層普遍對腐敗和生活水準下降不滿，促使他們走上街頭，向 政府示威。

三、從組織動員看，普遍呈現扁平化群眾自發組織特徵，沒有明確的組織機構和領袖人物

這些運動很多都是由偶發原素點燃導火索的。席卷西亞北非國家的“阿拉伯之春”，起源於突尼西亞一名青年因抗議政府取締攤位自焚事件。倫敦騷亂源於警方當街槍殺 黑人青年達根。這些運動具有一些共同特徵︰非暴力導向，很少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類似的運動模式，群眾遊行、街頭作秀、城市街巷內的涂鴉；無中心，沒有公 認的政治領導團契和領袖。“佔領華爾街”人員組成複雜，既有失業的工人和大學生，也有越戰老兵和家庭主婦，沒有明確的政治派別和階級背景。他們的訴求多元 多樣，從抗議金融機構貪婪、譴責金錢政治、反對社會不公，到呼籲改善環保、人權等，還有一些示威者沒有提出任何具體訴求，只是為抗議而抗議，沒有統一的組織和訴求。

四、從聯絡模式看，反對派都利用網路等新媒體直接向民眾傳播聲音、集結力量

以“臉書”和“推特”為代表的新媒體蓬勃發展，使群眾交流更 加頻密，危機爆發前的社會動向不易被政府捕捉，爆發後不易控制，成為事件發展的“激活劑”和參與力量的“放大器”。突尼西亞、埃及等國政府嚴格管控新聞媒 體，媒體稍越雷池一步，就會遭到嚴厲整肅，結果導致本國主流媒體紛紛謹言慎行，以求自保，失去了揭示事實真相、反映民眾心聲的功能，最終完全失去民眾信 任。與此同時，西方主導的新興媒體乘虛而入，成為普通民眾互傳訊息、發洩不滿的管道，並在騷亂發生後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五、從國際影響看，全球聯運性進一步增強，一國發生的政治社會事件，在“他們能行，我們也能行”的口號煽動下，迅速向其他國家蔓延

西亞北非地區除以色列、 賽普勒斯等個別國家外，都是穆民國家，且幾乎全民信奉伊斯蘭教。突尼西亞動盪導致政權垮台後，在具有同質文化背景和相似社會架構的西亞北非國家引發連鎖反應。各國民眾特別是青年迅速傳遞不滿情緒，觸發抗議共鳴。2011年10月15日被稱為“全球佔領日”，當天，西班牙、義大利、英國、愛爾蘭、加拿大、荷 蘭、希臘、澳洲、法国、德國、日本等80多個國家和地區，900多個城市爆發了抗議活動。

六、從應對看，各國政府普遍對社會訊息化時代群眾運動模式感到陌生，應對乏術

各國政府普遍對互聯網缺乏必要監管，忽視新媒體對政治生態和社會管理帶來的革命性影響，缺乏有效預警，只能僵硬地採用道統手段應對，導致事態激化。一些中東國 家政府在進行網路管理時，對民眾反映的官員腐敗、年輕人就業、社會不公等問題，很少予以積極回應，反而多採取壓制性措施，導致民眾與政府的對立情緒在網上 迅速傳播，最終一觸即發，難以收拾。從倫敦騷亂到“佔領華爾街”運動，西方國家政府整體失語，普遍面臨兩難︰一方面，按照西方宣稱的自由主義理念，民眾有權利捍衛自己的財產和尊嚴，政府應允許佔領活動；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不採取措施，佔領運動不斷擴大，可能危及社會和政權穩定。總的看，就是當局社會管理理 念和手段沒有跟上訊息時代發展需要。

（作者均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與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澱園博士後工作站、北大方正集團聯合培養博士後）

李小華  鄭小霞
【本文摘編自《當代世界》2012年3月版】
來源︰人民網-國際頻道
責任編輯︰董菁，趙艷萍

歐美對於敘利亞的態度

敘利亞2月26日正式對新憲法草案進行全民公投。新憲法草案對總統的任期和任界次數做了明確的規定。因此，製定新憲法成為穩定敘利亞局勢和走勢的一項重要措施。草案核心內容是︰改一黨製為多黨製；改總統選舉為議會選舉；總統任期7年，可連任一屆。公投結果今天就將公布，但反對派在西方的支持下抵製公投，這使得公投無法成為化解敘利亞危機的轉折點。西方拒絕敘利亞任何改革，而把巴沙爾下台作為結束敘利亞危機的先決條件，這是錯誤的。這是在逼敘利亞內戰擴大。事實上，西方要的並非是敘利亞民主，而是要推倒巴沙爾政權，以此清除伊朗對敘利亞的影響。他們在追求中東地緣政治新布局。在全球化條件下，一個政權完全不受外界影響是很難的。用非黑即白給中東各國政權貼標簽，注定是騙人的把戲。因為它們大多是“灰色”的。敘利亞新憲法草案的民主標準，中東很多國家都做不到。死逼敘利亞局勢在道德上很虛偽。西方倒巴沙爾的政治安排看上去勢不可擋，但它的後勁究竟有多大，存在變數。“敘利亞之友”會議開得遠不如去年“利比亞之友”順利，巴沙爾政权的國際孤立度比卡扎菲政權要低得多。至今現政權沒有出現官員明顯的倒戈潮，而反對派則很不團結。這些都跟去年利比亞的情況不同。西方並非是萬能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越南入侵柬埔寨，扶持當地政權。當時大國中只有蘇聯支持越南和柬埔寨親越政權，西方連同中國都反對。但該政權最終挺住。

從阿拉伯劇變開始，美國等西方看到已經無法繼續扶持在該地區的盟友政權，就轉而大力扶持反對派，掌控局勢演變的主導權，為中東北非地區的未來戰略發展中謀取戰略優勢。西方強權國家擔心阿拉伯民眾真正覺醒和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西方強權國家要利用所謀取的戰略優勢以有利於霸權的模式解決伊朗問題和中東和平進程問題，避免阿拉伯民眾選擇自己的方式解決地區重大問題。對於以色列來說，伊朗的實力是最緊迫的安全壓力，而敘利亞，則難以對以色列構成致命威脅。以色列的戰略目標有二︰打掉伊朗製造核武器的能力，保持在西亞北非地區的絕對武力優勢；之後進一步脅迫巴勒斯坦，實現以色列設想的和平。特別是在阿拉伯民眾和新政府騰出精力關注和平進程之前，以武力壓製巴勒斯坦“屈服”。對於美國等西方列強來說，伊朗是重中之重。他們不僅希望伊朗棄核，還期望根本改變伊朗的外交。如果在沒有解決敘利亞問題之前貿然對伊朗開戰，不僅難以達到根本控制伊朗，還可能導致地區局勢失控，特別是阿拉伯民眾情緒失控。那時，就是霸權的真正災難了。

在當前的敘利亞危機中，法英等傳統歐洲強國，引人注目再次沖在最前頭。這與以往在國際干預中，美國負責出主意並帶頭領導、歐洲跟進的傳統模式，截然不同。近年來，法英等國屢屢在歐洲之外罕見地大展拳腳，其實是歐洲在對外轉嫁危機。在傳統的財富來源漸告枯竭的情況下，歐洲國家靠借債過好日子的歷史也走到盡頭。美國的難言之隱其實與歐洲半斤八兩。當年那個世界最大的工業化國家，現今已變成最大的虛擬資本主義經濟體。歐美共同的意圖是維護貨幣霸權，依靠軍事強力控製世界主要的實體經濟區、主要的資源富積地和主要的物流通道。在此情況下，中東油氣資源對它們來說尤為重要。歐洲要保証中東地區的油氣穩定地供應歐洲，還要推進中東油氣資源與歐元的結合。美國則要借政權更迭改變中東地緣政治結構，以控製中東地區的油氣資源和戰略通道，保障中東油氣資源不脫離美元金融體系。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結構，近年來發生了不利於西方的變化。突出表現在油氣資源豐富或地處重要交通樞紐的一些中東國家，彼此間經濟上開始串聯、政治上合作增多，還與歐美之外的其他國家往來日漸頻繁。比如土耳其與其領國開展“零問題”外交，先後與以往的對手伊朗、敘利亞達成和解。敘利亞總統巴沙爾2009年提出“四海戰略”，意圖通過整合敘利亞、土耳其、伊朗等國的經濟空間，使這幾個國家成為連接黑海、地中海、波斯灣/阿 拉伯海和裡海之間的貿易中心。這一構想得到土耳其、伊朗和俄羅斯等國的支持，伊朗還希望建立從印度、中國經由中亞國家到中東的油氣管道和鐵路，使該國經濟 發展與亞洲兩翼實現連接。可以想見，上述構想持續推行下去，中東地區將不僅整合成一個新的經濟政治版塊，同時與亞洲中東部地區聯為一體。這個網絡一旦建立，亞洲將首先在經濟上脫離西方框架，然後在政治上不再受控於外部，真正成為連接東西的經濟網絡。這無疑會挑戰歐美的主導權，進而削弱它們在世界政治中的統治地位。歐美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局面出現。他們要打斷這種趨勢。在此過程中，土耳其其實也是利益受損者，由於阿拉伯國家普遍對奧斯曼帝國統治有歷史陰影，土耳其只有與伊朗、敘利亞等國合作，才能在地區事務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現在土耳其與敘利亞劃清界限，不過是避免滿盤皆輸而已。

程亞文 作者是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張金平 雲南民族大學博士 教授

新華網/人民網

當代世界︰透視影響敘利亞時局的宗教與民族矛盾

叙利亚局勢的發展前景對中東巨變具有特殊的影響，因為其涉及到伊斯蘭世界內部多重的教派民族矛盾、阿以關係、伊朗核問題等關係地區局勢的重要原素，一旦叙利亚局勢惡化，那麼中東地區糾纏複雜的矛盾將被引爆，很可能發生難以預料的混亂。而要徹底理解敘利亞在伊斯蘭世界地位的特殊性，以及當前敘利亞政局的複雜性，就要從其國家建構的過程、國內教派和民族矛盾，以及阿拉伯民族和伊斯蘭教的發展歷史等多方面去考察。

阿拉伯復興黨與阿薩德政權的建立

近代以來，阿拉伯半島同其他亞非拉地區一樣，長期受西方殖民主義壓迫。19世紀初，在敘利亞出現了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並逐步形成了以此為綱領的政治組織。1964年3月，在沒有任何競爭對手的情況下，領導敘利亞復興黨的重要人物就是哈菲茲‧阿薩德以99.2%的高票當選敘利亞總統，開始了對敘利亞長達 30年的統治。1994年，阿薩德的長子巴希爾遭遇車禍身亡，原本希望做一名醫生的巴沙爾成為了新的傳人，並在父親的精心安排下參與政治。2000年6 月，老阿薩德去世，巴沙爾順理成章執掌復興黨並接替總統大位。巴沙爾上台後，一方面繼承父親阿薩德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另一方面也開始著手進行一些改革。但過快的改革步伐遭到了國內一些元老和保守人士的反對，改革無果而終。由於西方國家的長期制裁，國內嚴重乾旱，石油資源減少，敘利亞經濟發展也面臨掣肘。在這種背景下，敘利亞國內局勢日益緊張，2011年西亞北非政治動盪出現後，敘利亞國內衝突不斷，巴沙爾的執政地位受到嚴峻挑戰。


敘利亞國內的教派和民族問題

敘利亞局勢之所以迅速惡化，一方面有外部勢力干涉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敘利亞長期以來的教派和民族矛盾被外部勢力激化和利用，國內的反抗情緒被點燃升溫。敘利亞現有人口2300萬，其中85%信奉伊斯蘭教，穆民人口中遜尼派占80%（約占全國人口的68%），什葉派占20%。在什葉派中，阿拉維派占 75%。當前的巴沙爾政權就出自阿拉維派，屬於少數派掌權。阿拉維派總人口僅占敘利亞總人口的13%，卻長期執政，這使得遜尼派穆民對現狀不滿。恰恰是 因為教派之間的矛盾，在當前的敘利亞亂局中，以卡達、沙特為首的海灣國家最堅決地要求阿盟和安理會對巴沙爾政權採取行動。這些國家聲稱它們的目標是推展敘利亞實行民主制度，但其背後動機完全是出於教派和民族衝突。首先，卡達、沙特等君主國都是遜尼派當權，天然對於什葉派當權的敘利亞有對立情緒。其次，敘利亞曾經在兩伊戰爭中支援伊朗反对伊拉克，伊拉克當時的海珊政權屬於遜尼派，而伊朗既是什葉派國家又屬於波斯民族，因此海灣國家與伊朗有著深刻的矛盾。第三，“9‧11”事件後，美国發動了伊芳拉克戰爭，阿拉伯世界反西方情緒上升，敘利亞、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三方所谓的“什叶派联盟”乘机扩大影响，引起了海湾国家的警惕和反对。除了教派矛盾，敘利亞國內還存在著民族矛盾，在反對巴沙爾的人群中，庫爾德人是一支重要力量。作為中東地區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庫爾德人是僅次於阿拉伯、 突厥和波斯的第四大民族，總人口約3000萬。儘管庫爾德人與阿拉伯人都信仰伊斯蘭教，但庫爾德人多屬遜尼派，歷來與阿薩德總統所屬的什葉派分支阿拉維派 水火不容。

伊斯蘭教發展歷史與教派矛盾

西元610年，穆罕默德在麥加創立伊斯蘭教，透過傳播伊斯蘭教將阿拉伯人團結起來，消滅了多神宗教，使他們形成一個統一強大的阿拉伯民族，取代了當時已在半島流傳的猶太教和基督教。伊斯蘭教的創立不僅具有宗教上 的意義，也具有非常現實的政治意義，它的出現結束了半島的部族紛爭，把地理上的名稱“阿拉比亞”改變成一個強大的統一國家。穆罕默德(S.A.W.W.)在世時，作為宗教和政治領袖，並未明確指定繼承人。後來各派協商組成聯合選舉團，決定透過協商推舉繼承者，並推舉早年追隨穆罕默德的德高望重的阿布‧巴克 爾為第一任哈裡發（繼承者）。其後，歐麥爾、奧斯曼和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先後被推選為第二、三、四任哈裡發，史稱“正統哈裡發時期”。在這一時期，伊斯蘭教不斷開展對外征戰活動，擴大了領地和影響，但另一方面，在第三任哈裡發奧斯曼遇害後，穆民因繼承人問題發生分歧，出現內訌和分裂。第四任哈裡發執政期間，穆民內部紛爭不斷，造成了伊斯蘭教第一次大分裂。隨之出現了一些教派，比較有影響的有遜尼派、什葉派、哈瓦立及派等。

今天，真正由什葉派掌權的國家就是伊朗，其人口中大多數也是什葉派。敘利亞的情況比較特殊，雖然什葉派占人口的少數，但屬於什葉派的阿薩德家族卻是當權者。也正是 因為這一原因，敘利亞同伊朗具有特殊的密切關係，與卡達、沙特等遜尼派掌權的海灣國家則勢不兩立。可以說，借助現實社會問題和政治分歧，利用宗教問題、 民族問題來實現各自政治集團的現實利益，是今天包括敘利亞在內的阿拉伯國家出現大範圍內部動盪、外部矛盾的深層原因。有人稱當前阿拉伯世界的這場大動盪為“伊斯蘭革命”，認為這場巨變開啟了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進程，這種說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太過簡單和概括。也許在突尼西亞，人們最初走 上街頭確實是為了爭取自我權利、要求改善民生、表達民主訴求，但隨著局勢發展，這種熱情是不是被一些政治集團和外部勢力利用了？當前中東的地緣政治變革反 映了相關國家內部的多重矛盾，打亂了相關國家原有的組織架構，但“革命”後新的國家建構能否順利完成，各方政治勢力能否實現新的平衡，社會能否就權力歸屬 達成共識，仍然是未知數。以推翻“異己”現政權為目的的行徑達成之後，敘利亞就能夠實現真正的民主自由了嗎？根深蒂固的矛盾和現實問題就能夠迎刃而解嗎？ 這些都是值得人們觀察和深思的問題。

王棟(當代世界研究中心)
2012年03月15日15:49

人民网-国际频道 

【本文摘編自《當代世界》2012年3月版】

敘利亞問題與阿盟

自西亞北非政治動盪以來，地區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頗為活躍，先是呼籲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後又提出“阿拉伯倡議”求解敘利亞危機。阿盟出手想必是出於好心，卻未必辦了好事、得了好報。這一切得從阿盟的發展歷程和實力地位說起。最近“阿拉伯國家聯盟”（阿盟）在敘利亞問題上積極參與，但取得的實際成效有限。與此同時，阿盟內部也出現分歧和爭議。阿盟能否從飽受爭議的漩渦中脫身？

　

顧名思義，“阿拉伯國家聯盟”有國家、聯盟兩大要素。聯盟的理念有其本源︰在20世紀之前的大部分歷史時期內，只有阿拉伯世界而無現代意義上的阿拉伯國家。阿拉伯世界擁有相通的宗教認同和歷史記憶，“阿拉伯人是一家”的理念深入人心。國家則是新鮮事物。近代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起沒有帶來統一的 阿拉伯世界，卻湧現了一個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在阿拉伯家園的大同理想與蔚然成風的民族國家之間，充滿著張力，這是阿盟做大做強的根本障礙。且舉一 例︰1958年，埃及、敘利亞、北葉門合併成立“阿拉伯合眾國”。當時的埃及領袖納賽爾強力推展泛阿聯合自強，認為埃、敘合併為阿拉伯國家大聯合之第一 步。但因埃及的大國沙文主義、機構操作層面的種種困難，敘利亞也於1961年相繼退出，“阿拉伯合眾國”解體。這說明，協調國家與聯盟之利益是多么困難。

　　

所謂阿拉伯世界，也只是個粗疏的提法，這個世界裡有太多不同。比如區域差異，阿拉伯世界自西向東存在著馬格裡布（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近東 （黎巴嫩、敘利亞等）、海灣（科威特、阿聯酋等）等次區域，文化認同有別。比如教派差異，多數阿拉伯國家由遜尼派主導，但伊拉克、黎巴嫩、敘利亞、巴林等 國卻存在數量可觀的什葉派民眾，教派之爭成為重要亂源。當前海灣國家帶頭要整垮敘利亞政權，即有遜尼派打壓什葉派的原素。比如政體差異，海灣國家實行君主制，“後動盪”國家則處於混雜的過渡時期。再如貧富差異，產油國靠石油美元發家致富，其他國家囊中羞澀，窮國富國的民眾生活水準有天壤之別。因此，阿盟成員國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地緣利益、經濟訴求和價值理念不盡相同，要它們在阿盟旗幟下拿出一致的決議和行動，其難度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阿盟中的大國尤其是埃及和沙特還為“領導權”明爭暗斗。上世紀中葉，納賽爾領導埃及反西方、推革命，與沙特在葉門大打代理人戰爭，落得兩敗俱傷。納賽爾時代一過，沙特憑借石油美元取得了硬實力優勢。2011年埃及“革命”後，經濟重挫、政局動盪，沙特實際上掌控了阿盟的話語權。

　

既有差異，理應求同存異。阿盟成立時曾有反殖民主義、實現民族獨立、反對以色列等共同目標。但不少共同目標迄今仍處於未完成狀態。一是對以鬥爭。阿盟成立後不久，阿拉伯國家就在阿盟旗幟下打響第一次中東戰爭，但總共四次對以戰爭連戰連敗。1979年，反以核心埃及出於自身國家利益，單獨與以媾和，阿盟暫停埃及的成員國資格。不久，阿盟也調整策略，支援以談判實現和平。但和談之路也不好走，巴以問題還是“老大難”。二是經濟一體化。強健的經濟是 影響力的源泉。阿盟一直推展阿拉伯世界經濟一體化，期望優勢互補、共同繁榮。但時至今日，關稅同盟、共同市場乃至共同貨幣仍遙遙無期，阿拉伯地區內貿易僅占其外貿總額的12%。經濟整合的主要障礙在於窮國與富國、資源富集與資源貧瘠之間的架構性差異。1981年，經濟架構相似的海灣產油國成立“海灣合作委 員會”，堪稱阿盟的“盟中之盟”。2008年，海合會宣佈形成共同市場，預計2015年正式建成關稅同盟，把阿盟甩在了後面。三是集體防務。中東地區多戰事，但五次中東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均未能促成阿盟部隊誕生。歐盟有快速回應部隊，非盟有維和部隊，海合會有“半島之盾”聯合部隊，唯獨阿盟缺少槍杆子， 因此吃虧不少︰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阿盟決議要求伊撤軍並警告外部干涉，隨後聯合國介入制裁，美率多國部隊開戰，阿盟只是看客。2011年 3月，利比亞內戰危急，阿盟率先呼籲設立禁飛區，隨後聯合國決議認可，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和部分海灣國家展開空襲，阿盟不過是西方干預的跳板。阿盟的軟弱表現，自然使其公信力下滑，有邊緣化之勢。海合會的積極進取更挑戰了阿盟的地位。2011年阿拉伯大動盪中，發生四次出現外部干預或調停的危機。海合會介入兩次︰在巴林，派駐“半島之盾”部隊，保住巴林王室；在葉門，提出並落實總統交權的政治過渡方案，即“葉門模式”。阿盟介入兩次︰ 在利比亞，阿盟吁請設立禁飛區，西方借此發動倒卡戰爭；在敘利亞，阿盟兩度提出化解危機的“阿拉伯倡議”，卻眼看著敘問題一步步國際化。誰的調停效果好， 誰的干預能力強，一目了然。

　　

最近，阿盟在敘利亞問題上不可謂不積極，只是效果欠佳。阿盟的表現可概括為三個層次。首先，阿盟勇氣可嘉。敘利亞局勢自2011年3月開始動蕩，由為利比亞戰事所掩蓋而未成焦點。西方不斷施壓但無武力干預計畫，聯合國等亦未介入，導致局勢日趨惡化，人員傷亡不止。此時，阿盟出面承擔化解危機的重任︰自去年10月起密集召開會議，提出第一份“阿拉伯倡議”；11月下旬，阿盟中止敘成員國資格，對敘實施經濟制裁；12月底，阿盟向敘派出觀察團。應該說，阿盟的介入爭取了緩沖時間，創造了解決危機的機遇。若非如此，西方恐迅速覓得武力干涉之機。其次，阿盟實力有限。阿盟缺乏足夠的政治影響力，命令不動敘當局，左右不了反對派。阿盟觀察團履職後飽受批評，自身安全亦不保，被迫於今年1月 底中止。1月下旬，阿盟提出第二份“阿拉伯倡議”，要求敘總統交權、開始政治過渡。2月初，阿盟秘書長等高官親赴聯合國安理會，游說各方支援譴責敘決議。 2月12日，阿盟外長會呼籲組建聯合國──阿盟維和部隊，進駐敘利亞維穩，阿盟無集體防務的缺陷暴露無遺。至此，在阿盟框架下化解敘危機的努力基本失敗， 西方在聯合國或阿盟等“掩護”下強製干預敘利亞的局面呼之欲出。再次，阿盟內部分歧重重。在敘利亞問題上，阿盟實際上分為兩大陣營。海合會國家出於其教派和地緣政治考慮，一心推倒敘政權。卡達、沙特等國不 斷要求將敘問題提交聯合國，徑自撤回駐敘使節和本國的阿盟觀察團成員，甚至一度擬派“半島之盾”部隊進敘。可以說，海合會“綁架”了阿盟甚至拆了阿盟的台，其背後則是西方的支援。非海合會國家以沈默居多，但對海合會國家的“囂張”亦疑慮重重。去年11月底阿盟對敘制裁進行表決，敘鄰國黎巴嫩、伊拉克均投反對票，約旦亦持保留態度。按阿盟規章，制裁僅為投贊成票國家的義務，故阿盟對敘經濟制裁實為“跛腳”。既然內部分歧難消，敘問題超出阿盟框架也就不足為奇了。

其實，阿盟本可在以下兩方面做些貢獻︰一是派出觀察團並對敘局勢做出客觀評估，這將為國際社會行動提供依據。但隨著觀察團的終止，客觀評估已難 企及。二是整合敘反對派並促使其與政府對話。但目前敘反對派分居國內外，對政治過渡和外部干涉等問題看法迥異，平添了和平解決危機的難度。阿盟因其實力限制、內部矛盾、機製障礙而無法有效解決成員國危機，本不足為怪，敘利亞不過是最新的例證。阿盟的努力只不過拉長了解決問題的進 程，阿盟之外的干預似已箭在弦上。阿盟影響力的下降，並不意味著敘動盪的減緩，世界和地區強國在敘問題上的博弈將進入更加赤裸和血腥的階段。

（作者單位︰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院西亞非洲研究所） 

　　　　　　　　　

新華社駐埃及記者  黃培昭  焦翔 張章

阿盟透過針對敘利亞的新決議後，有關各方對阿盟“刮目相看”。一些中東媒體認為，時過境遷，如今的阿盟已經變成由日益崛起的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 委員會（海合會）佔主導地位，而道統上的埃及等阿盟成員大國，由於局勢動盪而輝煌不再，其地位、作用和影響力已嚴重下挫，阿盟的外交走向和重大政策等，受海合會國家的支配原素在不斷上升。海合會認為自己在敘利亞問題上主持公道。海合會稱，目前不願參與對話的是敘利亞反對派武裝，他們只希望巴沙爾政權下台，並依靠武力和民眾的訴求向政府施壓。敘政府採取高壓和鐵拳政策，並指責反對派為“恐怖分子”，雙方難以找到對話的契合點，因此，敘利亞國內暴力和流血不斷，局勢堪稱嚴峻。

　　

按照沙特《中東報》的觀點，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已經和格達費沒有區別，他們沈迷於在廣場上接受支援者的簇擁，並使用欠缺說服力的話語振奮人心，誓言會戰勝西方。沙特敘利亞問題專家穆斯塔法‧艾哈邁德‧謝赫認為，已經有很多敘利亞軍人和高官在觀望，只要一出現國際社會的決議，巴沙爾陣營就會快速土崩 瓦解，此案例在利比亞已經發生過了。此間分析人士認為，由於敘利亞問題錯綜複雜，阿盟在對敘利亞動用“家法”無濟於事的情況下，不得不借助外力加以解決，雖然是出於避免西方軍事干預的良好用意，但在客觀上，此舉開啟了敘利亞問題國際化的視窗，並為外來干涉提供了機會。這反映出阿盟在對待敘利亞問題上的糾結、矛盾心態，以及無能為力的客觀現狀。這一現狀，很容易讓西方國家鑽空子，把西方國家自己的意愿披上一層阿盟的外衣，以蒙混過關，達到整治敘利亞的目的，這恐使阿盟成為被西方利用 的工具。

　　

阿盟“空心化”是中東媒體對它這些年表現的一個集中而形象的概括。對處理像敘利亞這樣異常棘手的問題，阿盟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一籌莫展。同時，阿盟主導層完成換屆時間不長，新一屆領導人在如何處理阿拉伯國家內部關係等方面經驗欠豐富。英國《衛報》日前登載中東問題分析家伊芳芳恩‧布萊克的文章稱，在沙特的幫助下，卡塔爾正在暗中武裝敘利亞反對派，敘利亞處於內戰的邊緣。他認為阿盟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了外交解決爭端的籃子裡，但沙特和卡達在西方的支援下沖在了最前面。據一位在敘利亞的外交官稱，敘利亞反對派從地緣上說不得不倚賴外部干預，而沙特與卡達的武器支援很可能把敘利亞演變成一個戰場，不僅僅是敘利亞的內戰，而且可能演變為影響地區安全的局部衝突。科威特評論家薩阿迪‧法利赫‧阿米迪認為，阿盟對於外來勢力的干預有所忌憚，因為政權更迭的後果難以預料。歷史可能會追問，為什麼葉門和平過渡 的案例不能移植到利比亞或者敘利亞？答案或許是這些國家領導人的意願、選擇以及周邊國家、國際社會的一些固有意識型態所致。因此，阿盟作為一個合作組織的 作用已經沒有海合會那麼明顯，未來將需要一個組織來融合和囊括阿盟、伊斯蘭合作組織等，形成一個類似歐盟的強大統一體，而不再是缺乏約束力的空泛組織。

　

"阿拉伯人線上”網站日前刊登一篇國際問題專欄作家納賽爾的評論文章，稱即將於3月底在伊拉克舉行的阿盟峰會，將必然成為阿盟各國深化矛盾、激 化分歧的一個分水嶺，而其直接原因就是敘利亞危機。文章認為，沙特、卡達、阿聯酋和科威特這四個海灣國家每年支付整個阿盟80%、超過10億美元的預 算，而四國可以輕易推展阿盟做出有利於他們的決議，或者癱瘓整個機構及其行動力。今年的阿盟峰會能否在巴格達順利召開，也將由他們來決定。如今，全部海合會六國都已經要求撤回其駐敘利亞大使，並驅逐敘駐該國首都的外交官。這是海合會各國此前從未有過的協同，而阿盟峰會若如期舉行， 那前提將是所有國家首腦必須認同海合會提出的議程，但這就將是阿盟歷史上凝聚力最差的一次峰會。2010年，海灣國家曾經因為兩伊走近的原因拒絕在巴格達 舉行峰會，今年他們同樣可以某種理由取消峰會，以此向伊拉克討價還價，從而將此次峰會變成一次“排斥敘利亞的峰會”。此前，伊拉克堅持向敘利亞發出參加阿盟峰會的邀請，令海灣國家極為不滿。

　　

假如今年在巴格達舉行的阿盟峰會出台進一步政策對敘利亞實施更為嚴厲的制裁，那麼這將是阿盟史無前例的分裂。人們記憶猶新的是，阿盟曾於1978年因為埃及與以色列簽署戴維營協議而中止埃及的成員國資格。此次中止敘利亞成員國原因則正好相反，是阻止其與伊朗形成聯盟對抗以色列。目前，阿盟 已經明顯分成了兩個陣營，一個由海合會領導，以沙特方面倡導的“割斷伊朗的蛇頭”為優先考慮，而對以色列採取寬容；另一個則以敘利亞為主導，認為清除在敘利亞、巴勒史丹和黎巴嫩的以色列佔領者為優先考慮，並為達到目的已經冒著得罪阿拉伯國家的風險與伊朗聯合。這種分歧導致了海合會將敘利亞推向戰爭的深淵， 使其成為地區衝突爆發地，直接威脅到敘利亞的領土主權問題。海灣國家的背後，其實是美國以及美以聯盟對伊朗坐大的恐懼。伊拉克的背後則是來自伊朗的堅定支 持。正因如此，阿盟內部“戰火”燃起。

歷史追溯到1946年，殖民統治敘利亞26年的英法軍隊被迫撤走，這個僅有18.5萬平 方公里的國度滿目瘡痍、百廢待興。1970年11月，哈菲茲‧阿薩德改組執政黨複興社會黨的地區領導和政府，形成阿薩德政權，延續至今。軍隊、復興黨以及官僚機構牢牢穩固著阿薩德政權，其統治透過對社會團契的控制和滲透延伸到社會基層，敘利亞人的自由遭到嚴格限制。支撐其經濟的石油資源面臨枯竭，人口增長過快導致失業率節節攀升，人均收入徘徊在阿拉伯聯盟成員國的中後位，敘利亞百姓面對艱巨的經濟和社會困境。終於，3月中旬以來的示威遊 行打破了阿薩德政權40年“平靜”的統治──示威者將現任總統巴沙爾之父、老總統阿薩德的塑像推倒在地，為改善生活條件而開始的抗議變成政治訴求。

而敘利亞國內政治派別和宗教派別特別複雜，分別與不同的鄰國有特殊的關係，敘利亞又與伊朗有著特殊關系，是歐、美、俄在中東較量的一個棋子。如果敘利亞發生了戰爭，有可能導致大國矛盾在這個地方的複雜交織、敘以矛盾、敘黎矛盾、伊美矛盾、美俄矛盾等等都可能產生惡性互動，可以說在中東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敘利亞和利比亞的一個重要不同在於當時利比亞卡札菲是孤家寡人，在國際上沒有朋友，在阿盟、非 盟、穆斯林大會內部也沒有朋友，而敘利亞的情況與此有所不同。

生活在如此“內憂”之下的敘利亞百姓同時背負著三大“外患”︰美國的孤立，以色列的打 壓，一些阿拉伯國家的排擠。以色列創始人本‧古裡安曾道︰“無敘利亞不和”，意指沒有敘利亞的參與，其他阿拉伯國家不可能與以實現真正和平，凸顯其重要地 位。“9‧11”事件後，一直列在美國“支持恐怖主義國家”黑名單上的敘利亞被美國視為“眼中釘”。 “如果華盛頓要尋找一個處於劇烈動盪之中、對美國的國家利益至關重要的阿拉伯國家，決策者或許希望更多地關注敘利亞。”敘利亞長期支援巴勒史丹極端組織和 黎巴嫩真主黨，直接干擾美國在中東發動的反恐戰爭；敘對黎巴嫩政府的影響，也阻撓了美國的中東改造戰略。於是，美對敘一直虎視眈眈，不時地透過武力威脅、 經濟制裁和外交孤立等 手段“敲打”敘利亞。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李國富也在俄新社北京新聞中心對本社記者說，美國雖然認同敘利亞在維持中東穩定中的重要作用，但又不甘心在此動蕩中毫無收益。敘 亞局勢一旦嚴重惡化，將引發中東地區大面積的種族、民族、反美等一系列沖突，因而西方在對待阿薩德政府的態度上十分謹慎。美國和一些地區國家對巴沙爾施 加壓力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些國家名義上要求阿薩德政府推行改革，其實是“以推翻阿薩德政府為要挾〞，要求敘利亞政府與伊芳朗斷絕關系。他認為美國希望通過向巴沙爾施壓，改變敘利亞與伊朗的結盟關系，切斷伊芳朗通向中東快速擴張的管道，從而改變中東 的地緣政治，使親美勢力獲得更多利益。
 

敘利亞反對派曾發表聲明稱，海灣國家是一個反伊朗鏈條，他們希望將敘利亞變成抵制伊朗的前線，而敘利亞民眾卻不希望成為這場代理戰爭的犧牲品。 阿拉伯國家的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現下必須停止這一阿拉伯內部的集體性矛盾，這樣下去國家將會陷入混亂，民眾只會無辜犧牲。美國曾形容戰後的伊拉克是最為民主的中東國家，而此前他們也這麼稱呼以色列。沙特就指出，美國致力於組成美國─以色列─阿拉伯陣線來對抗伊朗，而這也符合海合會國家的優先考量。但代價是在阿拉伯國家內部燃起戰爭，而美以兩國則借助除掉敘利亞來為清除伊朗做準備。

巴沙爾日前在接受俄羅斯第一電視台採訪時說，敘利亞幾乎匯集了中東各國在民族、宗教、文化上的所有特點,它就像兩個地球板塊相連的地帶，破壞其中任何一個 板塊都將引發強烈地震，而這種地震不僅會給中東地区及該地區所有國家帶來損失，還將波及遠離該地區的國家乃至全世界。作為連接亞、歐、非三大洲的橋梁,敘 利亞自古就有阿拉伯“跳動的心臟”之稱，是中東的“中樞神經”所在。敘利亞複雜的地缘政治,使其恰似一個“火藥桶”。目前重要的是敘利亞各方應采取切實努 力,停止一切暴力，為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創造條件。因此,那些唯恐敘利亞不亂的人還是應三思而行,不要在“火藥桶”邊玩火。

 　　　　　　　　　　　　

近期阿盟參與解決敘利亞問題大事記

2012年2月12日 阿盟外長在開羅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停止其成員國和所屬機構同敘利亞政府間所有形式的外交合作，呼籲安理會批準成立阿拉伯國家與聯合國聯合維和部隊，監督敘利亞對立方實施停火。

　　 

2012年2月5日 阿盟秘書長阿拉比在一份聲明中說，阿盟將不會停止調解敘利亞危機的努力。阿盟將繼續與包括敘政府和反對派在內的有關各方進行協調，以在敘利亞停止暴力，保護敘利亞平民，並“透過敘利亞民眾要求的改革”實現敘問題的政治解決，維護敘利亞統一和國家安全，避免內部局勢複雜化和外 部軍事干涉。

　　 

2012年1月28日 阿盟發表聲明稱由於敘利亞國內暴力沖突日趨嚴重，阿盟決定暫停阿盟觀察團在敘利亞的工作。

　　

2012年1月24日 敘利亞政府同意將阿盟在敘利亞的觀察行動延長一個月。

　　

2012年1月22日 阿盟宣布一項新阿拉伯倡議，敦促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將所有權力移交給第一副總統，保証其在過渡階段履行職責，並要求敘利亞當局在兩個月內組建由政府和反對派雙方參與的國民團結政府。同時還決定繼續赴敘利亞觀察團的使命，並為其提供更多支援。

　　 

2011年12月22日 由阿盟秘書長助理薩米爾‧亞扎爾率領的阿盟觀察團先遣隊進駐敘利亞，開始為調查敘利亞政府執行阿拉伯和平倡議的情況做準備。

　　

2011年11月27日 由於敘利亞未在規定期限內簽署阿盟派遣觀察團的協議，阿盟正式對敘利亞進行經濟製裁。

　　

程維丹整理

責任編輯︰董菁、趙艷萍

　　　　　　

新華社

The World is Over

My statues are falling
Like feathers of snow
Their voices are calling
In a whispering world
Waiting for the morning glow

Heaven is calling
From a rainy shore
Counting wounded lights falling
Into their dreams
Still searching for an open door

In morning dew
A glorious scene came through
Like war is over now
I feel I'm coming home again
Pure moments of thought -
In the meaning of love
This war is over now
I feel I'm coming home again

An arrow of freedom
Is piercing my heart
Breaking chains of emotion
Give a moment to pray
For lost innocence to find its way

Fields of sensation
A cry in the dark
Hope is on the horizon
With a reason to stay
And living for a brand new day

In morning dew
A glorious scene came through
Like war is over now
I feel I'm coming home again
Pure moments of thought
In the meaning of love
This war is over now
I feel I'm coming home again

(Arabic singing by Kadim Al Sahir)
ﻥﺎﺴﻧﻹﺍ ﻰﻠﻋ ﺎﻴﻧﺪﻟﺍ ﻰﻠﻋ ﻪﻠﻟﺍ ﻡﻼﺳ - May God's peace be upon the world and upon all mankind
ﻩﺁﻭ ﻩﺁ - Oh, oh
ﻥﺎﻣ ﻭ ﺐﺤﺑ ﺎﻴﺤﻧ ﻰﺘ - To live in love and peace

In morning dew
A glorious scene came through
Like war is over now
I feel I'm coming home again
Pure moments of thought
In the meaning of love
This war is over now
I feel I'm coming home again to you

中國與跨界民族問題

跨界民族問題與中國的和平環境

閆文虎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05年第5期

 

內容提要︰跨界民族問題是歷史問題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的產物，是影響國際關係和國家安全的基本原素之一。本文從跨界民族的形成入手，分析了由跨界民族所產生的問題和矛盾，及其形成原因，並探討了這些問題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文章最後分析了中國跨界民族問題的基本特點，並從政策層面提出了幾點對策建議。

關鍵詞︰跨界民族問題、和平環境、國家安全

作者介紹︰閆文虎，西北大學中東所博士生。

　　

跨界民族是指歷史上跨兩國乃至多國邊界而居的同一民族。由於共同的民族感情、文化特徵、宗教信仰、地緣聯繫、歷史淵源等原素，跨界民族容易在政治、經濟、文化(包括宗教)上相互影響、滲透，並產生威脅國家社會穩定和安全的問題。因此，加強對跨界民族問題的研究是非常重要和有現實意義的。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關於“跨界民族”概念或提法學術界存在著不同觀點。[1]從字面意思看，人們用“跨界”這一地理特點來特定範疇，意指一個民族因國界線而分居兩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從而使一個民族的成員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國籍。從民族學的角度(廣義角度)分析，特別是從民族心理素質角度分析，它強調了隸屬於不同國家的跨界民族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有些學人也將這類跨界民族稱為跨國民族，指因國家邊界變動而被分隔、消極被動跨界而居的民族，或因主動的民族遷徙的而形成的跨界而居的民族。[2]從政治學角度分析或者說從狹義角度上講，跨界民族是指跨兩國乃至多國邊界而居的歷史上的同一民族，由於歷史上的國際衝突及當前的國際政治情勢，使國界線和國籍發生變更，導致同一民族隸屬於不同的國家。這種分析角度強調跨界民族是國家分隔力的產物，是各民族集團之間的自然地理界限日漸模糊和國家間地理政治界限日益分明交互影響的結果，因此它具有兩個突出特徵︰其一，原民族本身被政治疆界分割；其二，該民族的道統聚居地為政治疆界所分割。他們之間有相近的民族淵源、很強的族群認同和地理分佈上大體相連。但是，由於受到現代國際關係中「現行政治疆界不變」、「國家主權高於 一切」、「綜合國力較量」等理論、準則、理念的制約和影響，跨界民族的民族過程趨向分解，而不是聯合。”[3]本文側重從狹義的角度分析跨界民族問題。

　　

學術界按不同的標準，對跨界民族進行了分類。按地理性質，可把跨界民族劃分為陸界跨界民族和海界跨界民族兩大類。按所跨國家數，可分為“雙邊跨界民族”和“多邊跨界民族”。[4]比如赫哲族(那乃族)的跨界而居就是因為沙俄帝國與清帝國之間劃定邊界之後形成的雙邊跨界民族，景頗族的跨界分佈是中國與緬甸之間劃界形成的雙邊跨界民族，而馬其頓民族則 是在馬其頓國獨立後形成了多邊跨界而居。按照民族與國家關係，按照政治地位劃分，則有雙邊主體跨界民族，如南北韓族；單邊主體跨界民族，如中朝兩邊的朝鮮民族、愛爾蘭和英國之間的北愛爾蘭人、南聯盟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的阿爾巴尼亞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圖人、肯亞和索馬利亞人等；雙邊均非主體的跨界民族，如中俄的蒙古民族，中緬的拉祜民族，西亞土耳其、伊朗、伊芳拉克和敘利亞四國的庫爾德人，奈及利亞、尼日、喀麥隆和簠德的卡努裡人等等。

　　

有必要指出，跨界民族不同於跨境民族和跨國民族。跨境民族是從本國遷徙到其他國家境內(而不是邊界)的移民而形成的民族集團。跨國民族泛指跨居別國的民族，中間可能相隔一個國家，也可能相隔兩個或者數個國家，如猶太人。而地處兩國或三國或更多國家交界地區的才是跨界民族。跨國民族由於其居住地不相毗鄰，不會產生涉及國家領土主權的問題。

　　

跨界民族是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由於人群共同體的民族範疇與人類社會的國家範疇交錯重疊而產生的一種普遍現象。民族分佈地域與國家政治疆界不完全一致在當今世界十分普遍。目前，世界上3000多個大小民族，交錯分佈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單一民族國家非常少。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末，全球132個國家中，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僅12個，擁有一個占本國人口50%以上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有81個，而各民族人口均在50%以下的多民族國家有 39個。在這132個國家中，包含5個以上民族的國家達53個。[5]

　　

跨界民族的形成主要有“人口遷移”和“邊界劃分”兩方面原因。人口遷移有自然(自願)遷移，也有被迫遷移，有經濟原素，也有政治原素。一些民族在歷史上較早時期，由於游牧、游耕，居住地發生小範圍變化，成為分佈於道統邊界兩側的跨界民族。如中國西南邊疆地區與東南亞國家共有的景頗族、獨龍族、佤 族、苗族、瑤族、拉祜族等民族就屬這種情況，而中國北方的不少民族則是以游耕、游牧、游獵等為主要謀生模式，經常轉換牧場和移動獵地，更容易成為跨界民族。可見，游牧、游耕是跨界民族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初原素。人口遷移也可能是由戰爭、外族入侵和民族或國家內亂而造成。如中亞地區的東干人(回族)主要是在19世紀60年代陝甘回民起義之後，與新疆的部分回族民眾一起被迫遷到中亞地區。中國朝鮮族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近現代以來，由於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半島後不堪忍受壓榨而遷入中國東北地區。中國的塔塔爾族是19世紀後半期由於沙俄封建領主的壓迫而越過伏爾加河，來到中國新疆。19世紀下半葉貴州苗民起義失敗後，許多苗族被迫從中國遷入越南。另外，一些民族內部由於歷史上某一統治集團的強大，對其它部分造成威脅，迫使其中的一部分向其它地區遷徙。如被俄羅斯人稱為凱爾梅克人，就是17世紀國中國新疆塔爾巴哈台及額爾齊斯河中游地區的額魯特蒙古中的土爾扈特部落，因迫於準葛爾部的壓力，遷到伏爾加河南北兩岸游牧，後由於沙俄的武裝侵略又返回祖國，留在伏爾加河流域的一萬多戶土爾扈特人成為跨界民族。再比如，在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中國左傾政策的擴大化，新疆約6萬邊疆群眾離境西遷至今天的中亞國家，形成了跨界民族。

　　

跨界民族形成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人為的邊界劃分。這是由於強勢民族透過戰爭對弱勢民族進分割或肢解，或者幾個強勢民族對同一弱勢民族進行殖民瓜分造成的跨界民族。如近代歷史上，歐洲列強對亞非拉國家的殖民瓜分，製造了許多與原來的民族分佈不一致的人為的政治疆界，這些疆界後來又成了非洲各獨立國的國界，由此造成了許多非洲民族的分化；法蘭西人和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亞人肢解了巴斯克人，致使巴斯克人的歷史地域一部分歸入法蘭西的版圖，一部分歸入西班牙 的領土；英格蘭人把北愛爾蘭地區從愛爾蘭切割出來，使之成為英國的領土；庫爾德跨界民族是歐洲列強瓜分中東勢力範圍所造成的；在歷史上，科索沃曾是塞爾維亞民族的發祥地，由於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大批塞族人被迫放棄科索沃北遷而切割了阿爾巴尼亞人的固有領土，使部分阿爾巴尼亞人成為了跨界民族。再如，近現代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地區的蠶食，造成中國邊疆變動，使一些民族形成跨界民族。赫哲族、鄂溫克族就是因沙俄吞並了中國大片東北領土之後，才變成跨界民族的，而朝鮮半島的朝鮮民族、中國與蒙古國跨界而居的蒙古族，俄羅斯國與其他獨立國協國家境內的俄羅斯族等都是由於國界劃分形成的跨界民族。

二、跨界民族問題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跨界民族是產生跨界民族問題的社會背景，但存在跨界民族的地方不一定就會出現跨界民族問題。民族問題是在民族交往聯繫中，基於民族文化差異、民族群體利益的關注、或者階級不平等的延伸等原因造成的民族間複雜的社會矛盾問題，是民族交往、互動、關係的體現。跨界民族問題是其中的一個特例，它涉及所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風俗及價值理念等多個領域，對所在國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嚴都會產生影響，並直接威脅所在國的國家穩定。

　　

跨界民族問題主要包括民族關係惡化、民族矛盾加劇甚至衝突、民族分裂式的民族自決、領土爭端等政治問題。其矛盾構成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1) 國家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發生矛盾，民族的自我認同大於國家的認同，民族向心力大於國家凝聚力。特別是在多民族國家中，當一個或多個少數民族勢力(或民族集團)片面強調其民族利益和民族特徵時，就會產生從現有國家中分離出去的傾向，並謀求建立單獨的民族國家或與其相鄰的以本民族為主體民族的國家合併，其極端形式是民族分離主義。(2) 國內民族問題國際化。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條件下，國內民族問題周邊化、國際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在一國處於少數和弱勢地位的跨界民族，在維護其民族權利的時候，總會與國界外的同一民族相比較，在其願望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總想得到跨界同一民族的政府的幫助，甚至是希望民族統一，這是民族分裂主義滋生的肥沃土壤。(3) 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交織使一般社會問題政治化。跨界民族不但與境外的同一民族有著直接的聯繫，還與境外的同一宗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在受宗教影響較深的民族中，宗教原素更是民族機體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民族意識和宗教意識往往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有些跨界民族問題以宗教衝突形式出現，宗教狂熱與民族原素相聯結，通常會導致其潛在的排他性過度膨脹，成為引發與其他民族矛盾和糾紛的誘因。在一些地區，跨界民族的公權利，因為宗教信仰被人為地渲染成民族的利益問題和宗教問題，被打上政治烙印，進而減弱對國家的認同感，產生民族分離主義思想和行為。(4) 跨界民族問題“工具化”。跨界民族問題由於其國際性特點，很容易被分裂主義者或別有企圖的國家所利用，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民族分裂主義極力使自己的分裂行為國際化，進而使大國和國際組織介入，以此達到分裂國家的目的。美國等西方大國，為了實現其戰略目的，在一些跨境民族問題上以“民族自決”為藉口，以保護人權為由，推行“人道主義干預”等強權政治，明裡暗裡支援一些國家的民族分裂勢力。另外，由於跨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特殊性，敵對勢力常常利用跨境民族進行滲透，或者拉籠收買，或者暗中支援少數分裂分子，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跨界民族問題的形成是內外原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內在原素講，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尤其是少數民族政策的偏差是主要原因。跨界民族與主體民族在政治、經濟地位上的不平等是產生跨界民族問題的主觀條件。由於政府政策上的失誤，致使處於少數民族地位的跨界民族在經濟、政治上的權利和利益得不到保護，加速了跨界民族問題的形成。如土耳其歷屆政府不承認其境內存在庫爾德民族，不准許庫爾德人使用民族語言，認為庫爾德人僅僅是“土耳其山地人”，強迫他們從東部向內地遷居，庫爾德人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土耳其1982年憲法第42條規定“在教育和訓練機構中，不得把土耳其語之外的任何一種語言作為母語傳授給土耳其公民”。[6]土民族政策明顯帶有大民族沙文主義和民族歧視的色彩。經濟上嚴重存在利益分發不公、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刺激了民族問題的產生和發展。據統計，80年代初期，占土耳其總人口1/5的庫爾德人，僅實現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3%，失業率是全國平均數的3倍，6 歲以上兒童入學率僅為33%，遠遠落後於60%的全國平均入學率。

　　

從外在原素講，外部勢力的滲透是主要原因。歷史上，列強對弱小民族採取的“分而治之”政策加劇了跨界民族問題的產生。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了更加有效地對南亞進行殖民統治，利用宗教信仰、語言及風俗習慣方面的固有差異製造民族矛盾，為泰米爾跨界民族極端勢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和後來的大規模流血衝突提供了肥沃土壤。印巴分治時，英國故意將穆民占絕大多數的克什米爾劃歸印度，從而埋下了印巴衝突的禍根。20世紀末期，某些大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勢力範圍，不惜挑起相關地區的民族衝突和種族屠殺。在中歐地區，波黑、德國、奧地利等出於加強自己勢力範圍的考慮，率先承認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獨立；美國則出於對塞族政權的不滿，積極支援當地穆民的武裝鬥爭，並允許伊朗、阿富汗等國的激進伊斯蘭分子進入波黑協助作戰；而俄羅斯為維護自己的道統影響，盡力支援塞爾維亞……於是一場本來是三兄弟分家的“內部”糾紛演變成為一場血腥的種族戰爭。再如，庫爾德民族運動歷來被內外強權所利用，伊朗、土耳其、敘利亞等國支援伊拉克的庫爾德人是為了削弱海珊政權；伊拉克支援伊朗庫爾德人是由於兩伊之間長期存在的新仇舊恨和戰略牽製；而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對土耳其工人黨的支援則是因為它們始終對土耳其的親西方政策充滿了戒備心理。阿富汗國內問題的國際化與阿周邊許多國家對阿富汗的跨界民族同胞進行“援助”密切相關，而美國為實現其中亞和南亞的戰略意圖，把阿富汗同中亞各國間複雜的跨界民族問題作為突入中亞的突破口，加緊向中南亞滲透，使阿富汗跨界民族問題日益加劇。此外，境內外同一民族關系密切，經濟、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交往頻繁，這使得他們有更多的參照系，任何比較的差異都可能觸發民族情緒。對民族分裂分子來說，“民族統一主義是個神聖的召喚”[7]。中亞各國經濟的發展、民族關係的變化及各民族政治與經濟生活地位的起伏，對新疆的民族關係狀況都有很大的影響。中亞國家提出的 “民族回歸歷史故鄉”等民族復興政策和相繼召開的世界哈薩克人大會、世界姬兒吉史丹人大會、世界土庫曼人大會，使得包括中國新疆地區和俄羅斯在內的整個中亞地區跨界民族問題惡化，對新疆的穩定產生了衝擊。[8]

　　

從內外原素的結合上看，“現代泛民族主義”思潮誘發下的大民族主義思想是跨界民族問題的病根。所謂“現代泛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以“跨界民眾” 為基礎、以建立新的“單一民族國家”為目標的非現實的和反歷史的政治民族主義。世界上主要泛民族主義思潮有“泛斯拉夫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 主義”。“泛斯拉夫主義”19世紀初產生於奧地利，60年代末形成於俄國，其夢想是“建立一個從易北河到中國，從亞得裡亞海到北極海的大斯拉夫帝國” [9]。“泛伊斯蘭主義”產生於19世紀中葉，它“主張所有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和民族聯合成為一個單一的國家”[10]。“泛突厥主義”產生於20世紀初，主張“建立一個在奧斯曼帝國蘇丹統治之下的、包括從博斯普魯斯到阿爾泰全部突厥語系各民族在內的大帝國”[11]。所有泛民族主義的組織與活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借用現代國際政治所承認的民族權利原則，追求“跨界民族”的政治統一與地域一體。大民族主義總試圖尋求在跨界另一邊的同民族勢力的聯絡和支援，以追尋和建構歷史上的同一民族歷史的國家。由於跨境民族與境外相關民族有著共同的歷史淵源、相似的文化心理特徵、相同的語言和宗教信仰、相近的經濟發展水準等，使其民族意識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型態迅速增強，對本民族的認同感，本民族文化、語言的自豪感及對本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訴求等伴隨著某些政治上的要求，在外界的刺激下迅速升溫。目前，中亞各國的跨界民族問題大都受“泛民族主義”的思潮影響。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極端勢力宣佈獨立建國，得到阿爾巴尼亞政府的支援和承認，使科索沃的跨界民族問題複雜化。

　　

由於跨界民族問題易被國際敵對勢力和部分逃亡國外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利用，因此對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和地緣安全構成威脅。首先，跨界民族問題加劇民族分離勢力擴大，誘發民族衝突、民族戰爭、民(種)族仇殺和國家政局動盪，甚至使國家政權解體和重組，民族團結和主權統一受損。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分割非洲大陸造成非洲國家之間幾何圖形的邊界，使許多屬於同一部落、民(部)族的民眾劃分在不同的國家，由此產生了頻繁的領土爭奪和民族仇殺。索馬利亞爭戰、喀麥隆與奈及利亞流血衝突等等，已使數百萬人喪生。跨界民族問題也加劇了極端民族主義的暴力化傾向，誘發民族衝突、民族戰爭、民(種)族仇恨。恐怖主義日益成為民族分裂主義和極端勢力用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如庫爾德工人黨等組織的恐怖活動，不僅成了地緣衝突的亂源，也加深了庫爾德民族與阿拉伯、波斯等民族的誤解甚至仇恨。跨界民族問題也削弱了國家的凝聚力。民族分裂主義者把 “民族自決”原則簡單化，他們以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為藉口，大搞恐怖主義活動，危害所在國的民眾生命和主權獨立。如科索沃戰爭後，南斯拉夫境內出現的“國 中之國”加劇了南聯盟的分裂和動盪，加深了民族間的仇恨。跨界民族問題也關係到國家領土主權的安全。跨界民族大都建立了主體民族獨立的國家，而另一邊處於非主體地位的跨界民族往往有可能以此作為自己精神和物質的後盾，並隨時準備用這一優勢保護自己，謀求利益。他們甚至會舉起民族統一的旗幟，希望和同胞一起建立自己的國家。此外，一國內部民族問題往往會在國際上引起一系列連鎖回應，一個國家處理自己民族的態度會引起其他相關國家的關注。如中亞五國的獨立對中國新疆民族分裂活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鼓舞”作用。俄羅斯對中亞 國內的2500萬俄羅斯人特別關注，聲稱要不惜一切代價用武力來保護境外俄羅斯人的平等權利。[12]蒙古實行的新文化戰略被中國極少數主張”三蒙合一”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所利用，助長了他們分裂祖國的野心，直接影響中國內蒙古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越南政府在邊境上採取歧視、排斥與中國相關的跨界民族的做法，直接影響了中越邊境穩定和兩國關係。泰國南部的馬來族在其鄰國馬來西亞是主體民族，這使得泰國同馬來西亞的關係始終存在潛在的不穩定原素。

　　

其次，跨界民族問題誘發地區衝突，影響地區穩定。如獨立後的中亞各國均表示關注境外主體民族居民的命運，民族矛盾又摻入了國家關係的原素，使得中亞國家間關係進一步惡化。中亞各國國內的民族矛盾，尤其是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同時又是中亞其他國家主體民族) 間的矛盾，一旦處理不當，就會升級為國家間矛盾，進而對整個地區情勢產生深刻影響。1998年11月4日，塔吉克北部烏茲別克人比較集中的列寧納巴德州首府發生武裝叛亂，並迅速蔓延到全州各地。叛亂失敗後，叛亂頭目馬赫穆得‧胡多別爾德耶夫逃亡到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莫諾夫指責某些國外勢力支持這場叛亂，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的關系因此一度交惡。1999年8月，“烏茲別克史丹伊斯蘭運動”極端分子在吉南部綁架人質後，烏茲別克史丹斥責姬兒吉斯史丹“剿匪不力”、甚至有“使禍水外流”的企圖。保加利亞過去對國內土耳其人的強迫同化政策，不僅造成土耳其人大量逃往土耳其，而且致使保、土兩國之間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還有蘇俄與阿富汗之間爆發的蘇阿戰爭，與阿富汗擁有塔吉克、烏茲別克、姬兒吉斯等跨界民族問題不無關係。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矛盾，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民族矛盾，希臘、土耳其爭奪賽普勒斯問題，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希臘之間的跨界 民族馬其頓人引發的長達百年之久的領土糾紛問題和跨界民族爭端，印度與斯裡蘭卡的泰米爾人問題，跨居土耳其、伊郎、伊拉克等國的庫爾德人問題，以及波黑戰爭、巴以之爭、印巴衝突等等，歸根結蒂也都是由跨界民族問題引起 的。

　　

第三，跨界民族問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科索沃危機使南聯盟經濟倒退約十年，經濟損失高達2000多億美元，近百萬難民流離失所。因跨界民族問題引發中亞許多國家的非主體民族中的大量技術人員、教師、醫生和擁有較高技能的熟練工人的流失，對各國經濟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僅1993年因俄羅斯人遷出就使哈薩克損失高達240億美元。

第四，跨界民族問題也加劇了核擴散、販毒、跨國走私、跨國性人口拐賣等跨國性犯罪及難民問題，影響所屬國的邊疆穩定。比如，跨界民族所在國社會政治動盪、或者該民族與政府關係不和諧、或者相關國家之間關係惡化，等等，都可能促成跨界民族的越境遷移流動，從而形成了難民潮。因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就曾造成了50萬難民逃離家園。[13]另外，近10多年來，中國邊境地區的上述各種跨國犯罪非常猖獗，跨境民族問題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斯裡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利用跨界民族問題為其軍事活動募捐，並在全球範圍內從事組織偷渡、走私槍枝彈藥、販運毒品等。大量朝鮮 “飢民”的流入，使中國東北邊境地區的搶劫、殺人、偷盜、非法擁有武器、種毒、販毒等犯罪增加，直接威脅當地的穩定與安全。

三、中國跨界民族問題現狀及對策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全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34個跨界民族。其中影響最大的有維吾爾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朝鮮族、藏族、俄羅斯族、回族、姬兒吉斯族、土庫曼族、塔塔爾族等。中國跨界民族的形成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中國跨界民族問題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1) 受泛民族主義主要是泛突厥主義(大土耳其主義)、大哈薩克主義、大蒙古主義、大泰族主義等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較大。泛突厥主義極力宣揚所謂“突厥民族至上”論，散佈民族對立和民族仇視思想，主張突厥民族實現“語言、行動和思想的統一”，以共同的伊斯蘭教和突厥語族為紐帶，建立一個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阿勒泰的突厥語族大帝國。泛蒙古主義就是將蒙古國、中國的內蒙古、俄羅斯的布裡亞特”三蒙”民族跨界而居的格局統一成“大蒙古國”。大哈薩克主義號召世界範圍內的哈薩克人回歸哈薩克。大泰族主義認為歷史上的“南詔”是泰族建立的國家，是中國人的排擠和侵略迫使這個國家解體和“民族”南遷，號召收復故土，統一建國。朝、韓兩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也打出“尋根歸祖”的旗幟，提出“所有朝鮮族人是一個整體，不需要國家疆界”等口號，借此煽動中國朝鮮族的民族獨立情緒。極端泛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對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影響極大。目前，中國以泛突厥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東突民族分裂組織達50多個，以 “三蒙統一”為政治目的的蒙獨分裂組織有30多個。

　　

(2) 經濟發展滯後是其形成的一個主要原因。由於中國多數跨界民族居住地的自然條件和交通條件差，商品經濟和文化、科技水準低，經濟發展較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東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也越拉越大，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基本上還是處於貧困狀態和剛剛解決溫飽問題。以跨界民族居住較多的西部地區為例，這裡占全國面積的一半以上，人口占全國的23%左右，全國貧困人口的80%左右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39%，以及尚未實現溫飽的3000萬人口中的大部分都分佈在這一地區。2001年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地區人均GDP發展、城鄉收入和公共服務發展)、人類發展差距(生活水準差距、生活質量差距和醫療 衛生差距)、知識發展差距(訊息、技術、教育和體制差距)， 分別低於全國平均水準32.49%、15.92%、48.66%，且與東部發達地區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相比呈繼續拉大趨勢[14]。許多跨界民族存在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經濟封閉和文化訊息封閉。跨界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緩慢，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拉大和心理失衡成為誘發民族矛盾的重要原素。

　　

(3) 受宗教影響大。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也是多種宗教並存的國家。中國不僅有從國外傳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性宗教，而且有本土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道教，及殘存在民間的具有原始宗教色彩的道統宗教信仰。中國現有20多個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其中回、維吾爾、哈薩克、塔吉克、科爾克孜、烏孜別克等10個跨界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瑤族及少部分儸儸和僮族等跨界民族信仰道教；藏族、門巴族和蒙古族以及部分怒族信仰藏傳佛教；跨界民族中的僳僳、怒、苗、彝、漢妮、傣、壯、布依、朝鮮等10多個民族的部分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少數鄂溫克族則信仰東正教；俄羅斯族仍維持其道統的東正教信仰。中國的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改革開放後，對中國西北地區跨界民族影響較大的“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對新疆等地穆民群眾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15]

　　

(4) 跨界民族問題也使中國打擊毒品問題難度加大。中國的雲南省與世界第一毒品基地“金三角”為鄰。這裡的毒品從不同方向、不同管道販入中國，危害越來越大。[16]中國新疆地區與世界第二毒品基地 “新月帶”為鄰，該基地平均每年生產300公頓鴉片，250公頓純海洛因，占世界毒品上市總量的39%。[17]上述兩個省份也是跨界民族集中地區，民族問題與毒品問題糾纏在一起，使國家安全工作難度增大。

　　

如何處理跨界民族問題，不僅關係到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也關係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為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積極做好應對工作。

首先，加快跨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增強民族團結和國家凝聚力的物質基礎。江澤民指出︰“民族地區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歸根到底要靠發展經濟來解決，所以，我們處理民族地區的各種問題，都必須牢牢掌握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可見，經濟發展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促進民族團結邊疆穩定的有效手段。中國政府有必要根據跨界民族地區的地理環境、文化道統，大力挖掘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區特色的經濟模式和產業形式，加快邊境貿易口岸的建設，推展邊貿事業的發展；充分開發和利用跨界民族地區得天獨濃的旅遊資源，以民族旅遊業促進邊疆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充分利用跨界民族同周邊各國廣泛的親緣關係、民族感情和文化聯繫，不斷拓寬經濟、文化訊息管道，引進資金、物資、技術、人才，並有選擇、有計劃地組織勞務輸出，以“利國、富民、睦鄰、安邦”。

　　

其次，積極開展地緣外交，營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從根本上減少和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中國陸上鄰國有15個，多數是戰略要沖和重要資源富有區。從地緣政治、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諸方面看，它們都是中國根本利益所在。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中國制定和實施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及外交政策，使中國的跨界民族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避免了因跨界民族問題而引起與鄰國的主權領土爭端。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抱有很大的疑慮和戒 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以從解決跨界民族問題入手，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爭取實現與周邊國家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 上交流借鏡、安全上對話協作。此外，在打擊極端民族勢力、極端宗教勢力和恐怖勢力等方面加強與周邊國家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合作，爭取世界輿論和國際友人的支援。

　　

再次，積極發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從意識型態領域築牢反對民族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基礎。文化教育事業是民族分裂勢力與政府爭奪青少年一代的重要陣地。由於青少年世界觀、人生觀 尚未形成，極易被披著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勢力所拉攏，宗教極端勢力也在加緊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和滲透。因此，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宗教觀、歷史觀和歷史唯物主義佔領意識型態領域的主陣地，加強邊境民族地區的愛國主義教育，增強跨界民族同胞的國家認同感，樹立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的國家利益觀，繼續發揚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的各族民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光榮道統。同時，在邊境民族地區推行符合民族特點的民族教育政策，提升民族教育水準。

　　

最後，加強邊境管理，打擊境外反動思想和反動宣傳品對中國邊境地區的滲透。目前，國外敵對勢力對中國跨界民族的分裂滲透主要是透過敵對電台進行反動宣傳和邊境投寄宣傳品。據統計，西藏全區各地可以收到境外22個國家和地區的敵對電台24個，近100多個頻率的廣播節目。從1998年到2000 年，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僅向內蒙古自治區投寄各類宣傳品就達1500多件。國外敵對伊斯蘭組織一次就向新疆贈寄《古蘭經》10萬余冊。2000年，新疆邊防就查獲境外“東突”勢力在美國、沙特、土耳其、哈薩克等國出版的《東突厥史丹之聲》、《祖國救亡之聲》、《維吾爾之聲報》、《東突厥史丹青年報》等 10余種反動報刊及近百部反動書籍36500余冊，反動音像製品433件。他們肆意歪曲新疆歷史，惡毒攻擊中國政府的現行政策、誣蔑社會主義制度，鼓動民族分裂情緒。另外，國際恐怖組織還透過旅遊、辦產業、辦學、探親、遊學、經商、講學等機會開展對中國跨界民族滲透活動。對此，中國必須加強邊境和海關的稽查工作，斷絕境內與境外分裂勢力的聯繫，防止恐怖分子及反動宣傳品的滲透。加強對境外敵對傳媒的壓制和干擾，防止分裂恐怖分子有空可鑽。

　　

(責任編輯︰張浩)

註釋︰

 [1]參見朱倫:“‘跨界民族’辨析與‘現代泛民族主義’問題”,《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19頁;趙廷光、劉達成:《雲南跨境民族研究》,雲南民眾出版社1998年版。

 [2]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22, NO.2, March 1999,p.218.

 [3]葛公尚:“試析跨界民族的相關理論問題”,《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4頁。

 [4]曹興:“跨界民族問題及其對地緣政治的影響”,《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頁。

 [5]劉稚︰“跨界民族的類型、屬性及其發展趨勢”，《雲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第89頁。

 [6] 《世界憲法大全》(上卷)，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頁。

 [7]葛公尚:《當代政治與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頁。

 [8]陳聯璧:“中亞五國民族關係問題”,《東歐中亞研究》,2001年第1期,第47頁。

 [9]《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頁。

 [10]同上。

 [11]同上。

 [12]郝時遠:“20世紀世界民族問題的消長及其對新世紀的影響”,《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第6-8頁。

 [13]陳志良、黃明哲:《世界新紀元叢書‧全球大視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頁。

 [14]揣振宇、龍遠蔚:“少數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2003年6月7日,政法專稿。

 [15]See Raphael Israeli,Islam in China: Religion, Ethnicity, Culture, and Politics,Lexington Books Press 2002, p.257.

 [16]趙廷光:“關於雲南跨境民族研究為現實服務的幾個問題”,《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第3頁。

 [17]萬佳︰“毒品害了絲綢之路”，《環球時報》，2001年6月2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