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曾經寫道，歷史總是在重複自己，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他想到的是1848年的法國二月革命，當時，反對王朝的民主起義分崩離析，一切以拿破崙黨建立獨裁統治而告終，與60年前的法國大革命別無二致。1848年，法國工人與自由黨人攜手進行民主反抗活動，推翻了王朝。不過，舊秩序剛一覆滅，反對派幾乎立即就四分五裂，自由黨人認為工人階級的要求「激進」，並對此越來越警惕。於是保王黨招安了心懷恐懼的自由黨人，建立了新型專制統治。在今天的埃及，正在上演同樣的戲——自由派和威權派本色出演，而伊斯蘭派則充當了當年的社會黨人。又一次，缺乏經驗和耐心的群眾運動在奪權之後因不自量力而失敗。又一次，自由派被他們曾經的夥伴的變革訴求嚇倒，轉而乞求舊政權的保護。與1848年一樣，威權派也樂於重新掌權。如果埃及軍方將鎮壓繼續下去，而自由派又繼續予以支持，那麼他們就會正中馬克思當代後繼者的下懷。「全世界伊斯蘭派，聯合起來！」他們可能會呼喊道，「你們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且不幸的是，他們將是正確的。埃及自由派曾與伊斯蘭派攜手推翻了威權政權，短短兩年之後，自由派卻懇求軍方發動政變來終結該國的首次民主嘗試，但這並不是什麼意外。一國政治進程的前期，除了推翻舊制度的渴望，自由派和民主派往往沒有其他共識。


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制度是個包含兩階段的過程。首先要推翻舊政權，然後再代之以一個可持續的民主政權。由於第一階段相當激動人心，許多人認為，獨裁者下台就完事了。但第二階段才更加艱難。有許多例子顯示，廣泛的聯盟團結在一起推翻了獨裁者，卻較少能夠繼續合作，並就新政權的面貌達成一致。反抗運動往往會偃旗息鼓，成為內鬥和舊政權捲土重來的犧牲品。1848年是「民眾之春」的鼻祖，是有組織的工人運動首次登上政治舞台，而他們的訴求嚇壞了自由派。中產階級期望經濟自由化；許多工人要求更劇烈的經濟和社會變革。自由派青睞有限開放的政治體制，而工人團體希望能全盤民主化，並能掌握由此帶來的權力。當情況變得清晰，即工人和社會黨人可能會贏得勝利，自由黨人卻退卻了，回到了保王黨的懷抱之中，認為恢復威權體制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今天的埃及上演的幾乎是同樣的劇情。多年的威權統治意味着，允許民眾和平地表達異議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遭到了系統性壓制。政府還有意加深社會分歧。因此，當民主到來的時候，長期休眠的不信任和敵意以極端的言辭、大規模抗議活動和暴力的形式噴薄而出。這些東西往往會嚇壞自由派，因為他們青睞秩序和溫和，厭惡極端的社會實驗。1789年和1848年的歐洲是這樣，今天的埃及自由派也是這樣。問題是，面對這種恐懼，自由派應該作何反應。在東歐和南歐國家於20世紀末期向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極端主義和宗教不是主要的因素。因此，不同的集團能夠就遊戲規則達成一致。而且，這也不是大多數歐洲國家第一次嘗試民主制度，更何況還有歐盟(European Union)在旁出手相助。然而，在埃及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國家，極端主義的威脅讓自由派恐懼，由於歷經多年威權統治，這些國家缺乏妥協文化，也沒有一個奉行民主的強大鄰國來引導他們。


1848年的慘敗以溫和派消亡為代價，強化了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激進元素，在自由黨人和工人之間划下一道經久不愈的惡毒創痕。當自由黨人拋棄民主，溫和的社會黨人看上去就像是被耍弄的傻子，宣揚非民主策略的激進分子變得越來越壯大。1850年，馬克斯和恩格斯(Engels)提醒倫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London Communist League)，說他們已經預見到，一個代表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德國政黨「很快就會執掌政權，並且立即就會利用他們剛剛贏得的政權來反對工人。你們已看到，這個預言是證實了。」他們繼續警告說，「為了堅決而嚴厲地聲討這個從勝利的頭一個小時起就背叛工人的政黨，工人應該擁有武裝和嚴密的組織。」這可不是任何人希望今天的伊斯蘭派吸取的教訓。自由黨人在19世紀的歐洲犯下的錯誤是，他們把所有的社會黨人都看成了極端分子。然而，雖然有部分社會黨人是極端分子，其他人依然是反對暴力、信奉民主的。那些人後來成為了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們希望進行社會和經濟改革，但不是對資本主義或民主制度構成致命威脅的改革。然而，在極長的一段時期內，歐洲的自由派都不願意承認這種區別；他們反對全盤民主化、積極地鎮壓整個運動。其結果是災難性的。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激進分子、暴力分子和非民主分子開始質疑，為什麼工人們要加入一個不願對他們可能獲取的勝利予以認可的制度。當社會黨人成為歐洲規模最大的政治力量，自由黨人接受了和保皇黨之間骯髒的交易，把左翼摒除在權力之外。結果就是，歐洲社會變得越來越分化，越來越矛盾重重。


今天，埃及的自由派正在重蹈覆轍。他們再一次把他們的對手視作狂熱分子，認為這些人決意廢除自由派珍視的一切。然而，就像不是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義者，也不是所有的伊斯蘭派都想實施神權統治。現在存在樂意按遊戲規則行事的溫和伊斯蘭派，他們應該受到鼓勵。伊斯蘭派依然是埃及規模最龐大、組織最完善、最受支持的政治力量，重要的一點是，埃及軍隊和自由派盟友要讓伊斯蘭派明白，在該地區民主化的未來中，伊斯蘭派擁有一席之地。如果所有的伊斯蘭派都被妖魔化了，埃及社會的分歧會增大，溫和的伊斯蘭派會變得邊緣化，而埃及的政治前景會陷入泥沼。1848年過去一個世紀後，社會民主黨人、自由黨人、乃至溫和的保王黨最終聯合起來，在西歐創建了穩健的民主制度，這個制度本應建立得更早，並且經歷更少的暴力衝擊。中東的自由派必須從歐洲的動亂歷史中吸取教訓，而不是盲目地重蹈覆轍。


埃及一直是一支推動地區乃至全球進步的力量。作為諸多偉大文明的繼承者和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力量，埃及和埃及人向來都是以身作則；埃及的成就、失敗和變革備受矚目，其影響不僅限於中東和北非，而是波及整個伊斯蘭世界。2011年1月的革命後，土耳其支持埃及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和尊嚴。不幸的是，還不到兩年，埃及朝著民主踏出的歷史性一步便夭折了。一場政變罷黜了埃及首位民選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無疑表明埃及進步歷程已然“脫軌”。僵局或許本可避免。或許這種局面本可通過呼籲提前舉行選舉而避免。但無論如何，各種問題應當通過民主機制來糾正。埃及正在經歷一個微妙的過程，它不僅將決定埃及本國的未來，還將決定“阿拉伯之春”後涌現的年輕民主國家的命運。在這個關鍵時期，可能通向和解或加劇分裂的每一步，都將在埃及和地區的未來道路上留下印記。埃及國內外相關各方應當採取清晰、有建設性的步驟，這樣做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埃及人民幾乎分裂為兩個陣營，每個陣營都在積極鼓噪互相反對，這是危險的。這種局面令人擔憂，並且不可持續。已經有不少人在街頭與廣場抗議中喪生。埃及現在需要的不是民眾內訌，而是整個國家為了未來而團結起來。只有埃及人聯合起來，不把精力耗費在政治分歧上，才有可能剋服令人生畏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民主是埃及的未來。民主制度將發揚埃及民眾的自由意志，維護憲法的合法性，保障權利與自由。埃及沒有其他合適的出路，只有民主才能為埃及帶來穩定。正因如此，每個人都要傾註自己最大的努力，為埃及贏得民主的未來。而在目前狀況下，埃及面臨進一步分裂的風險。以下重要步驟將有助於民主回到正軌。第一，最重要的通過包容性的過渡辦法在短時間內恢復民主，民主正是當初革命的目標。第二，應允許所有政治團體參與接下來的選舉。將任何政黨排除在外，未來的民主建設都不會取得成功。第三，釋放穆爾西及其政治同僚，將大大有助於和解和穩定。第四，所有人都應當保持剋制，避免進一步傷亡。即便埃及領導人盡最大的善意打破僵局，但再有傷亡可能將使埃及無法成功走上正軌。

文章來源：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51955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14/c14berman/zh-hant/

永不參拜靖國神社 乃安倍救贖的起點

中評社香港8月15日電

今日是日本戰敗紀念日（日本稱終戰紀念日），雖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會親自參拜靖國神社，但他以後會不會另行參拜仍屬未知。彭博社發表日本坦普爾大學（Temple University Japan）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杰佛里•金斯頓（Jeffrey Kingston）文章，指出日本在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上已經引發了太多的爭議，這不但傷害了日本亞洲各鄰國的感情，也無益於日本自身的發展。而解決爭議的最佳途徑就是——永不參拜靖國神社。全文編譯如下：


每年的這個時候，隨著8月15日日本戰敗日（日本稱終戰紀念日）的到來，人們都紛紛熱議、猜測日本的高級政治領導人們會不會參拜位於東京中央的靖國神社。中國與韓國的民眾——更不用說許多日本人了——都十分痛恨這樣的參拜活動。因為靖國神社供奉著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然而參拜者卻稱他們完全有權力祭奠神社中供奉著的另外250萬名陣亡將士，參拜者還將靖國神社同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相比較。這是一種危險的謬論。靖國神社是日本對戰時侵略死不悔改的“零地帶”（ground zero，先前指核爆炸區域，後用於描述極端和暴力事件發生地——譯者注）。在二戰中，靖國神社還是日本國家神道的“指揮總部”。國家神道將天皇奉為神明，並以此來動員日本民眾在天皇的號召下進行“神聖的戰爭”。經營神社的私人基金會還悄悄地於1978年在社裡添加了14個最具爭議的“靈魂”。 靖國神社的政治任務可謂明目張膽。神社內設有一座博物館，名為遊就館（Yushukan museum）。該館也是由同一個基金會運營的。在館內，甲級戰犯們被描繪成烈士；日本的侵華戰爭被解釋為“鎮壓土匪與恐怖主義”，而其對於其它亞洲國家的侵略則被描繪為“西方殖民主義之下的解放戰爭”。然而，在大量的展品中，南京大屠殺、731部隊對戰俘進行的可怕的毒氣試驗以及成千上萬飽受折磨的慰安婦卻都絲毫不見蹤影。對日本與亞洲歷史的交集，遊就館進行了有選擇地、狡詐地重新解讀——他們稱這是一段從敵對走向和解的歷史。但鮮有日本民眾買他們的帳。同時，這也冒犯了許多飽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鄰國。 那些在參拜時堅持自己“僅僅只是向那些為國捐軀的人們表示敬意”的政客們並沒有說實話實說。如果他們只是想“向為國捐軀的人表示敬意”，那他們完全可以走5分鐘到千鳥之淵國家公墓（Chidorigafuchi National Cemetery，位於靖國神社旁的北之丸公園——譯者注）即可。千鳥之淵國家公墓同阿靈頓公墓一樣，是由日本官方建立的陣亡將士墓地。


雖然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拒絕確定他本周不會去參拜靖國神社，但他計劃在8月15日當天與日皇待在一起。安倍的隨從們想要以這樣一個便利的藉口來建議參拜靖國神社是基本不可能的：此舉會被視為是對日本皇室的故意侮辱。 當然，安倍自己也十分清楚，參拜靖國神社是一條外交的死胡同。他的導師、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就因為在2001到2006年之間反復參拜靖國神社，而給日本的地區利益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為了嘗試修復與北京和首爾的關係，安倍本人在其2006-2007第一屆首相任期內一直與靖國神社保持著距離。安倍曾說過他後悔做出那樣的決定。但他也知道，他留給日本的東西是要視他有多大能力來復甦日本停滯不前的經濟而定的——而疏遠中國與韓國這兩個貿易夥伴，絕不會讓這項工作變得更為簡單。除了在面對國會就侵略問題質詢之時磕磕絆絆的回答外，安倍為自己、為國家所作的貢獻就是不斷提及歷史問題——而這並不是他所擅長的。儘管如此，這種特別的策略只會讓爭議繼續保持下去。安倍內閣和他自民黨的成員們會於15日在靖國神社現身嗎？而安倍本人會在秋季高山祭（Takayama Matsuri Autumn Festival），或者明年親自參拜靖國神社嗎？如果一大群現執政聯盟中自民黨的後座議員（backbencher，指西方國會中坐在議會後座的普通議員。後座議員既非執政黨內閣成員，也不是在野黨的領袖、發言人或影子內閣成員——譯者注）在神社全體輪流現身又會怎樣？這對於日本的名譽及其在區域中的地位所造成的傷害可能是一樣的。曾經有人提出過明智的建議，稱可以把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從神社中撤出。然而靖國神社的住持卻說這是不可能的，供奉是永久的。 確實，能供奉這些靈位也是神社的驕傲。靖國神社並不關乎對於死者莊嚴的敬意，而是關乎攫取政治加分與將注意力吸引到修正主義的歷史上來。日本現在的反動派唯一感到後悔的事情就是日本戰敗了。他們現在依然在與日本的民意進行著艱苦鬥爭，竭力為日本戰時“高尚的使命”正名。然而，無論他們做出多麼大的努力來“漂白歷史”，都是徒勞無功。唯一能夠解決爭議的方法就是終止任何日本現任內閣成員前往參拜靖國神社。這個主意是幾年以前由東鄉和彥大使（Kazuhiko Togo，曾任日本外務省條約局長、歐亞局長、日本駐荷蘭大使，退休後在韓國首爾大學任教——譯者注）提出的。東鄉的祖父就是一名被供奉在神社中的甲級戰犯。日本官員應該在官方建立的千鳥之淵公墓來祭奠陣亡將士，而不是在一個私營的宣傳中心。安倍在歷史問題上的右翼態度人盡皆知。他於2007年突然而尷尬地下台，也與這些右翼態度密不可分。安倍的密友稱安倍正在尋求救贖，那又有什麼方法比一勞永逸地結束關於靖國神社的爭議更好呢？安倍來自保守派這一事實會給他宣佈終止參拜靖國神社增添更多的份量。如果安倍真的想要尋找一個全新的開始——為了他自己，也為了日本與眾鄰國的關係——終止參拜靖國神社應該是他的起點。

文章來源：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6/7/9/4/102679408_3.html?coluid=93&kindid=10092&docid=102679408&mdate=0815010220

【3萬外勞湧入台北車站 慶伊斯蘭開齋節】背後的省思和討論

~3萬外勞湧入台北車站慶祝伊斯蘭開齋節背後的省思和討論~

台灣一名檢察官因看到來自印尼的穆斯林勞工在台北車站慶祝開齋節感慨「台北車站被外勞攻陷」，引起穆斯林團體不滿。在台工作的印度尼西亞穆斯林周日（8月11日）聚集在台北車站慶祝開齋節，台灣鐵路當局的統計稱，最多時台北車站及附近廣場上有三萬名外勞。昨天是伊斯蘭教開齋節後的第一個周日，冷氣強、空間大的台北車站大廳，又成為外勞慶祝過節的「大型交誼廳」。台南高分檢檢察官黃朝貴將台北車站擠滿外勞的照片放在臉書上，指「台北車站已被外勞攻陷」，引起網路熱烈討論。台灣的中國回教協會秘書長馬超彥對BBC中文網說，這樣的說法具有歧視意味。馬超彥說全球有四分之一人口信奉伊斯蘭，很遺憾台灣許多人不了解伊斯蘭，「甚至學習了西方的看法，把穆斯林同野蠻、不入流等聯繫在一起」。台北車站是北台灣交通主要匯集點之一，該車站有火車、高速火車及地鐵捷運等通過，據台鐵估計周日聚集車站的在台工作外勞人數最多時達三萬人。除了台灣穆斯林組織外，台灣的外勞人權團體也聲援這些印度尼西亞勞工。針對在台印尼穆斯林周日聚集慶祝開齋節，馬超彥表示今年的開齋節已在上周四結束，但在台工作的印尼穆斯林多數從事家庭監護工作，只有到周日才有機會慶祝此一相當於中國人農曆過年的節日。相對於台灣本身的穆斯林人數約僅五、六萬人，馬超彥指出在台工作的十五萬印度尼西亞穆斯林，是目前台灣穆斯林最大的群體。馬超彥說這些印度尼西亞外勞離鄉背井工作，他們假日與同鄉聚會時沒有地方可去，有時會在清真寺聚會，有時則會在車站聚會。對於在台北車站的聚會，馬超彥說這是因為其交通便利，方便在許多不同地點工作者聚集，且在酷熱的夏季有空調。他並說很遺憾台灣當局不願提供這些外勞專屬聚會的場所，也希望台灣社會對他們能有更多的包容。有人質疑該檢察官歧視外勞，但他說，只是希望旅客通行順暢。他並說大廳分屬不同國家外勞，若有人喝酒後發生衝突甚至出現國籍斗毆，車站只有些許警力，乘客安全如何維護都有待討論。台北車站大廳平日只有零星民眾倚柱休息，或三五人圍坐大廳一角。但昨天黑白棋盤地板上，宛如圍棋落子般布滿三五成群、席地而坐的外勞。有人拿著漢堡、炸雞，甚至端出大蛋糕，在大廳裡野餐、拍照；也有人拿智慧型手機，邊聽家鄉的網路廣播邊談心。台鐵估計，昨天台北車站及周遭廣場，最多時曾同時湧入三萬名外勞。黃朝貴昨天帶家人搭高鐵到台北，看到外勞擠滿台北車站，拍照放上臉書。他寫道，有人吃飯、睡覺，有人野餐，「政府再不處理，有礙觀瞻」。黃朝貴後來對外表示，並非歧視外勞，而是站在旅客的角度看，台北車站是交通轉運處，不應是群眾長期聚集休息的地方，外勞把大廳當作野餐聚會場所，已影響乘客通行。去年伊斯蘭開齋節遇到大雨，原本在戶外集會慶祝的外勞紛紛跑進台北車站躲雨，上萬名印尼外勞擠滿大廳，引起通行旅客抱怨。後來台鐵以紅龍隔出大廳的動線，遭人批評歧視外勞。交通部次長兼台鐵局長范植谷坦言，要兼顧人權與便利，實在很難；但他強調，絕對尊重外勞使用台北車站的權利，並以柔性勸導的方式維持台北車站的動線順暢。印傭拉娜昨天與同樣在台灣工作的印尼朋友約在台北車站，她說台北車站的交通方便，可以搭火車、捷運，休假時都會跟朋友約在這裡。她說，可能是為了慶祝過節，所以伊斯蘭教的外勞會吃吃東西，玩得比較開心。陳小姐昨天從新竹老家回到台北工作崗位，看到台北車站大廳擠滿外勞，決定繞道而行。她回想起去年新聞事件，知道開齋節相當於中國人的過年，「包容性會變得高一點，少一些抱怨。」

「台灣一直有個很尷尬的紀錄，我們常說寶島內有人情味，台灣人各個好客、厚道，且對外國人有濃厚的歡迎度，就像江蕙拍的那支金門酒廠廣告，一個漂亮的台灣女子，思春般的盼望著帶給一個啊多仔驚喜，希望用本地最純正的美酒，擄獲外國人的心；然而，一旦將這畫面換上印尼來的娃蒂，或是泰國來的阿郎，整個畫面就會因此而破壞掉？這，就是『台版人情味』。上週末時，回教國家剛好慶祝開齋日，台北車站大廳瞬時湧入大批外籍勞工，當場將車站擠得像沒有板凳的士林夜市。許多本地旅客於是開始抱怨，有些人認為外勞席地而坐有礙觀瞻，甚至有些人認為很可怕，說是台北市被攻陷了，好像外勞會吸取我們的財富般。」

我認為這景象，當然恐怖！當然有礙觀瞻！當然阻撓移動路線！當然要適時規劃！但有個問題，是如何的外勞政策，導致如此的現象發生呢？「負責看護的外勞，由以印尼為最。這些外勞，通常必須一天24小時隨傳隨到，居住地就是雇主的家，通常是最小間的那個。沒有什麼與外界聯絡的空間。一個月的休假日，恐怕連一天都不到。一日中唯一與自己族群相處的時間，大概只有每日倒垃圾的時光，所以很多外勞，聽到垃圾車的音樂是會興奮的。這時會有三五成群的外勞，圍在一起吐苦水、聊八卦。然後繼續回家幫啊嬤換尿布。那就更別說清真寺了，台灣像樣點的回教廟宇，恐怕只有幾間而已。台灣的回教外勞，根本沒有什麼時間去參與宗教事宜。在硬體方面缺乏規劃，在軟體方面則缺乏工作彈性，那就可想像每年一次的開齋日，會對台灣的外勞族群，帶來如此大的期盼性。但問題來了，硬體設施呢？」「這就來到軟體政策了，台灣看護型外勞的時間可以說被綁得死死的，因此沒有時間投入社區型的宗教活動，清真寺也就蓋不起來，更別說活動中心或商店街。也沒有類似美國華裔移民的中文學校、義大利街、皇后區（西與亞裔居多）、布魯克林（非裔居多）、與Astoria(希臘、土耳其裔)等族群集散地。所以上述功能型的組織，受到軟性勞動政策的桎梏，無法被建構起來，許多平常以電話聯絡的看護型外勞，只能約在大家來台後，唯一認識的場所—台北車站內。所以上週末就塞滿了人。但問題是，如果台北市政府為了開齋日而規劃活動路線，又稍嫌用大砲打小鳥，因為一年僅此一次，好不容易今年規劃好了，又要等下一年才派上用場，早就忘記當初規劃的路線了。」

那該怎辦呢？這就來到了『一個外勞，各成政策』的狀況。比方說來自歐美等地的語言教學者，在我看來也是個低能力的職缺，但卻因為擁有文化霸權，享有較高的時薪、待遇、與文化接受度（甚至崇拜度），所以聚會就不成問題。這些西方朋友，如果有特殊宗教節慶，通常會採取在高格調的場所舉行，而這些場所，一般非常商業化，且與在地人口可緊密結合。比方說愛爾蘭的聖派翠克節，白種的愛爾蘭人，與其相約蹲在台北車站一整天玩手機，他們多半可享有在東區的夜店或酒吧中，舉辦狂歡之夜；一堆喜歡參與高級文化的台灣在地人，也會跟著掏腰包共襄盛舉，看場足球賽、灌兩加侖啤酒，順便來段不超過一夜的異國戀情。所以，高級文化外勞，就不會出現週末擠爆台北車站地板的情形；如果有，具人情味的台灣人，一定會深感榮耀，各個搶拍照留念，政客也會來前往取暖，說是台灣已正式步入國際之都。但就礙於東南亞的勞工，皮膚黑漆漆，又不符合正確的文化象徵，於是就要威脅被取締了，雖然他們只是一年坐一次。「高級文化外勞（會說英文的洋人），就不會出現週末擠爆台北車站地板的情形；如果有，具人情味的台灣人，一定會深感榮耀，各個搶拍照留念，政客也會來前往取暖，說是台灣已正式步入國際之都。但就礙於東南亞的勞工，皮膚黑漆漆，又不符合正確的文化象徵，於是就要威脅被取締了，雖然他們只是一年坐一次。」「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僅是要問：『外勞可不可以坐車站地板』，而是要問：『他們為何僅剩地板可坐？』如果我們誠心的如此提問，會發覺，這牽涉到文化、認同、勞動政策、甚至宗教偏見等大哉問。」

在國外待過多年，說時話，台版的外勞景象實在好太多了，拿美國來講，不管你去紐約的賓州車站（Penn Station）、紐華克（Newark）、亞特蘭大、波士頓、洛杉磯、或甚至是首府華盛頓，這些主要城市的車站，首先讓旅客印入眼簾的就是黑人流浪漢、皮鞋匠、以及拉丁裔打工族。但與台灣不同的是，這些少數族群，是長年累月的車站常客，趕也趕不走；當然，數量不會像上週末台北車站那樣多，差一點上演『佔領台北車頭！』但是，美國的外勞階層，因為數量龐大，除了車站以外，在各鄉鎮早已形成聚落般的棲息地帶。比方說紐華克市，多數西裔勞工，慢慢的遷徙至隔壁城鎮的Harrison，從此在這扎根；所以，每當有西裔的節日，他們也無須跑到紐華克市車站內互相取暖，就能得到熟悉文化的安撫。但這個前提是，在美國，外籍勞工的歷史、數量、以及族群意識，已成熟到可形成自己的社群。

「以人口來算，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香港有十五萬印尼籍家務助理，這裏頭的穆斯林肯定不在少數，說不定其中有些人還相當虔誠，期待自己五功通通做足。從前香港的中產家庭喜歡菲傭，據說原因之一是喜歡她們能講英語，可以教自己的孩子從小說英文。如今大家偏好印傭，會不會也想小孩學一點關於伊斯蘭的知識呢？畢竟這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宗教之一，信徒又多半分佈在我們亞洲大陸。不是說下一代要有點國際視野，應該找機會出埠遊學嗎？何不就從自家開始，讓孩子自幼學懂尊重異文化的素養與胸懷？雖然印尼的穆斯林出名開放，很多來香港工作的印尼人也做好了入鄉隨俗的打算，可是我也時常聽到一些令人神傷的故事。有些家庭自己要吃豬肉也就罷了，偏偏還得硬逼家中印傭跟着吃。假如這位印尼工人是個謹守規範的穆斯林，她就得在堅持信仰和保住飯碗之間抉擇了。又有些印傭想守齋月，從日出到日落不嚥半口食物。結果被老闆教訓，說她不吃東西哪來幹活的力氣，最後啞忍破戒，良心不安。按照這個邏輯，從馬來西亞到突尼西亞，他們的軍警在齋月的時候豈不會廢了武功？全世界十多億穆斯林在這三十天豈不都成了病夫？原來真正學到東西的，不是我們的下一代，而是這些印傭。她們總算領會到了傳說中的華人的厲害，這群人從來不把宗教信仰當回事，工作和賺錢就是他們的信仰。」

給予印尼勞工該有的保障及的權益

2013/07/15 在台印尼移民工協會（ATKI Taiwan）

為了改善生活環境，台灣成為其中一個讓我們出國工作的地方，相比其他國籍的勞工，例如；菲律賓、越南、泰國等，我們印尼勞工的人數高出許多，數量將近20萬人。我們在台灣各地負責不同的工作，工廠、養護中心的看護、家務工以及漁工。然而在台灣工作，在海外當外籍移工對我們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選擇；我們必須離鄉背井、與至親至愛的人長期分開、衍生出各種問題。印尼政府的輸出海外人口政策並未提供我們任何保護，甚至離我們所期待的或該有的基本保障距離太遠了。我們在台灣工作經常面臨很多問題，被剝削、猶如奴隸的對待、沒有勞動尊嚴、沒有基本人權保障、沒有自由。我們遷移到國外工作只為了養家糊口，改善生活環境。在國家政策缺乏對海外勞工的保護下，這小小的憧憬，使得我們對於這一切必須忍氣吞聲；高額的安置費，苛扣薪資，讓我們的處境更為弱勢，也是我們最感到恐懼的威脅。全球經濟危機，先進國家的經濟衰退；例如美國的連帶影響，加劇了我們的生活負擔，無論在台灣或在印尼的基本生活開銷日益加重，但是我們的薪資卻一直沒有隨之調漲。台灣政府透過政策，把我們的薪資維持在最低薪資，讓我們當廉價勞工，更何況還有各種扣薪的費用，加重我們的負擔。外籍勞工在台灣面對各種剝削和欺壓，源自於印尼政府在人口輸出政策上，從來沒有對在我們提供一定的保障。漁工的處境：印尼移駐漁工日常在海上工作，表面上是享有產業移工的保障及權益，就如同合約上註明的，卻與實際狀況大相径庭。我們的漁工夥伴面對私人文件被扣押，例如；居留證、健保卡、合約、薪資單，也面對超時工作，沒有休假，扣伙食費的問題。沒有休假，移工被當成沒有擁有任何基本權益！

另一方面，在台灣外籍家務工免罪最困難的事情就是休假，我們應當擁有每週一天的休假，但是很多外籍家務工都無法休假，被當成廉價勞工似的，用較低的薪資來補貼我們的休假。除此之外，長工時、雇主和仲介的施壓不允許我們使用通訊器材（手機），文件被雇主或仲介扣押，沒有轉換雇主的自由。這造成我們遭受這種種不公平待遇，如同我們是沒有任何權利。我們在這裡當移民工，我們是該有在地法規的保障，不該被猶如奴隸般，不人道的對待。這也證明了政府對我們在台灣工作的國民缺乏提供的保護及福祉。
根據以上情況，我們印尼移民工要求台灣政府：

1、廢除在台外籍漁工膳宿費！
2、移民工有自由轉換雇主的權利！
3、制定定型化契約！
4、給予全台外籍移民工擁有休假權！
5、給予外籍移民工擁有集會自由！

我見我思－下一個開齋節

幾天前，接到一個印尼外配的簡訊，是我兩年前採訪的對象。她只是告訴我，自己又再次被媒體報導了，同時感謝我兩年前的採訪，讓她更有自信面對台灣的社會。兩年前、五都大選前，花博弊案吵得沸沸揚揚，她是花博累計服務時數前一百名的花博志工。她每個禮拜固定4天，送完小孩上學之後，頂著寒風從新莊騎車到花博園區，值6個小時的班再回家接小孩。讓我好奇的是，什麼樣的原由，讓一個外國移民，願意對這塊土地的付出，比一般本地人還多。為了約這個訪問，我跑了兩、三趟，但採訪的內容非常有趣。一直努力學中文的她，認為中文絕對是世界上最難的文字。「門裡面一個口、一個耳、三個口意思都不一樣，還有三個口、三個水、三個火、三個金，外國人哪裡記得住、搞得懂？」在很多台灣人眼中，印尼是所得較低、相對落後的國家。但對她而言，是個有兩億人口的大國，台灣只有兩千萬人，也未必進步到哪去。剛結婚的前幾年，她連安麗的產品，都是託印尼的家人買了寄來，直到好幾年之後，才發現台灣居然也買得到。讓她最難以理解的是，台灣人出國也處處碰壁，為何卻仍用異樣的眼光看待新移民。

前天，伊斯蘭教開齋節後的第一個周日，因為台南高分檢檢察官黃朝貴在臉書上貼文，指「台北車站已被外勞攻陷」，意外引起網路的論戰。一個檢察官是否有歧視的問題，其實並不值得這麼大張旗鼓的討論。但居高臨下指責別人歧視的過程，卻可以滿足個人悲天憫人的自我救贖。部分的討論也談到公眾利益與人權的競合，以及台灣缺乏友善環境等角度。只是台灣連路標都做不好，大眾運輸系統也很少考慮外國人的需要，連「及格」的標準都達不到，遑論「友善」。如果大家吵了半天，最後的結論只是，「明年開齋節要把台北車站讓給外勞」，然後就一切船過水無痕，這層次也未免太低了。看著網路和媒體的爭論，讓我忍不住想起那個簡訊。當我們以上國之姿，發揮同情心和同理心，挺身捍衛我們眼中「弱勢者」的權益時，這會不會是另一種歧視？誰又曾去關心過，這些外國朋友想要的是什麼？誰又曾去瞭解過，在這些外國朋友眼中，我們是什麼？台灣又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如果是白人「攻占」火車站…

如果「攻占」台北車站的是大群金髮碧眼的外國背包客或外籍老師，而不是外勞；如果外勞聚集的地點，不在擁擠的車站內，而是在寬闊的公園外，星期日三萬外勞群聚台北車站的新聞，不知道會不會轉向？台灣人向來和善的，只是，我們對「外國人」的定義，往往有著不同價值標準；做工與看護的，我們叫他們「外勞」。而在台灣做這類工作的多為印尼、菲律賓或越南籍，因此這些在台灣打拚，工作較為勞力化與被控管的階層，我們給他們外勞的稱號。另外一種有著西方白皮膚面孔，或是能流利英語溝通的「外國人」（通稱美國人），因為長相、語言與工作位階的差異，我們似乎對他們有較好的評價與態度。

平時被人使喚的外勞，本應有著自由呼吸與生活的愜意，但三萬人長時間在車站大廳休息，這樣的現象，反映出台灣城市化發展的侷限，社會新住民休憩的規劃，更挑動我們對外國人不同價值觀的深層意識型態。超過四十五萬在資訊溝通上多屬弱勢的外勞，一到假日，以交通聚散中心的火車站區域，如台北、桃園或台中等火車站外圍，成為外勞「他鄉遇故知」、人際交往與經濟效益的最好去處。連本地人想在附近找到機車停車位都顯困難的區域，真要設立大型交誼中心是難上加難，這是狹隘都市化對大量外勞聚集的限制，無奈。因為大雨、烈日、經濟條件而相約在車站休息的外籍朋友，不知道能否體諒因都市運轉與人口流動的變因，仍會被簡單的群聚休息而影響？這不是歧視，而是尊重；而坐享這些被標示外勞朋友產製的公共建設、工廠元件，到家庭看護的台灣人，不要口中嚷著職業無貴賤，但卻對這些人與「外國人」有不同的嘴臉，這是歧視，而不是尊重。大家互相看見對方與體會心境，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這個不好解決的難題。




文章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6%A2%81%E6%96%87%E9%81%93/art/20121223/18110567

http://accrcw75.pixnet.net/blog/post/50323092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08/130812_taiwan_eid.shtml

http://udn.com/NEWS/OPINION/X1/8092761.shtml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S2/8090435.s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E6%88%91%E8%A6%8B%E6%88%91%E6%80%9D%EF%BC%8D%E4%B8%8B%E4%B8%80%E5%80%8B%E9%96%8B%E9%BD%8B%E7%AF%80-20130813000511-260109

敘利亞難民在約旦

敘利亞難民在約旦

作者︰吳孟璇
關鍵字︰約旦 敘利亞 難民
文章來源︰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503


當大家都將目光投注在敘利亞的內戰、死傷與生化武器時，約旦，一個收容近六十萬敘利亞難民的國家，看似平靜卻也暗藏著許多棘手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問題，例如︰居高不下的物價、房價，物資缺乏以及失業問題等等，而這些問題又因持續湧入的敘利亞難民而繼續惡化。自2012年春季，便陸陸續續有大規模的敘利亞難民為躲避戰事而舉家逃離至約旦。直至今年七月份，聯合國難民組織(UNHCR)與約旦政府估計，約旦境內目前已有五十至六十萬的敘利亞難民，其大部分居住在約旦北部與敘國邊界之省份-馬夫拉克(Mafraq)和伊爾比得(Irbid)，還有首都安曼和其他城市。敘利亞難民比例至今已將近約旦人口之百分之十，對天然資源缺乏且仰賴他國經濟援助的約旦來說，難民問題已從人道問題演變成約旦社會以及內政挑戰。


生計問題

敘利亞難民來到約旦，面臨當地的高物價、高房價以及遙遙無期的返鄉時間，所以當積蓄用罄的同時，許多敘利亞人為了謀生，必須與當地約旦人一起競爭工作機會。原本就已經是高失業率的約旦，因為敘利亞人刻苦耐勞的工作態度還有相對低廉的勞動成本，許多約旦人因此失業，尤其是年輕人。而許多約旦雇主，也趁機剝削敘利亞勞工。他們看準其經濟壓力和缺乏申訴、求助途徑，便將其基本工資減半或惡意延緩或拒絕支付薪資。除此之外，難民聚集的兩個主要省分-馬夫拉克和伊爾比得的屋主，也藉機調漲房價，變相驅趕原來的約旦房客，更逼迫舉家遷徙、逃難的敘利亞難民不得不順應高房價。民生物資分配也是個棘手的問題。約旦長期面臨缺水的困境，在大批敘利亞難民入境後，水資源的重新分配，已造成馬夫拉克和伊爾比得兩省分的居民反彈。Pita餅，是約旦人的主食，約旦政府長期補助麵粉，刻意壓低Pita餅的價格，讓窮人家也可以溫飽。 只是，當國家一夕之增加了十分之一的人口，這些敘利亞難民也一起共享如此的社會福利，Pita餅的供不應求與大排長龍便是今日難民聚集地區的景象。


社群之間的融合問題

聯合國難民署(UNHCR)與一些非政府營利組織(NGO)的研究報告分析指出，約旦人普遍認為敘國難民剝奪他們的工作機會、有限的公共福利，又使得租屋價格翻漲，再加上部分約旦人認為敘利亞難民搶走了他們原本應有的國際組織經濟援助，因此兩社群之間的競爭關係讓彼此之間開始有對立、爭執。這些爭執和相互之間的偏見與嫌隙，已漸漸蔓延為約旦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們抗議政府政策失當、貪污舞弊、裙帶關係、施政未透明化…等，導致人民失業、生活品質下降和生活負擔加重。國際組織(MercyCorps)在其一份研究報告裡甚至指出，少部分貧困的約旦居民，因為無法負擔高房租而必須去住聯合國提供的帳篷。

聯合國在約旦各相關部門尤其是難民署和發展署，這兩年來也針對敘利亞難民問題還有急需幫助的約旦當地社群，像是馬夫拉克和伊爾比得兩省，提出許多協助方案。一方面，持續救助敘國難民，另一方面也嘗試與約旦當地中小企業合擬企業實習，以及幫助約旦青年就業。另外還在這兩個主要收容難民的兩省與中央政府官員一起舉辦許多官方公聽會，邀請當地政府首長、部落領袖和民間團體一起研商問題並尋求解決途徑。只是，當大量國際金援紛紛進入的同時，約旦政府需要的是更縝密的、透明的、完善的落實手段，以顧及難民的需求，也積極介入脆弱的約旦收容難民的地區，不要讓原本已經問題叢生的約旦內政，又因經濟、社會問題讓原本緊張的人民與政府關係持續惡化。

（作者為約旦聯合國發展署實習生）

洪案的一堂課，我們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現在離洪仲丘案已過了一個多月，案情並未隨著日子的累積，而有水落石出的跡象。倒是很多政客趁機搬出一堆之前想要偷跑，但偷渡不過的提議；像是蔡英文的『國是會議』技倆。而國防部也是沿著陸軍輪廓，整整齊齊的整片撕下，剩下空軍體系接掌國軍。在近10年中，死了1,000多位阿兵哥的台灣，也不知為何會在國軍即將邁入募兵制之前，與美重返亞洲之際，踏入多事之秋。當然，有件稍微樂觀的新聞是，廣大興號趁著1985聯盟所舉辦的25萬大遊行當下，突然公佈調查；菲方以台菲兩地皆能接受的『蓄意殺人』為起訴罪名。但我總認為時間點好像又那麼的會抓，剛好是在1985聯盟遊行告一段落後才宣佈。好像是等著某個更高層的指令般。


但回想一下，1985聯盟到底達到了什麼成果？說實話，不多。但最能拿來說嘴的是軍事審查法的迅速修法。以後國軍在承平時期，將不受軍法的約束，改以民用法庭為依歸。但，這意味著什麼？這其實是讓罪惡多端的軍人，得到更寬鬆的法律制裁，而對好軍人則影響不大。所以，1985聯盟，不知不覺的放寬了壞軍人的制裁依歸。1985聯盟又達成了什麼壯舉？美國國會在洪案發生後，碰巧的提出對台軍事報告；其中指出，受到洪案以及最近的國防預算刪減趨勢影響，我國的軍事支出，已經大幅小於合理目標的3％GDP佔比，目前為2.7％。也就是尚須5,000億美元（台灣GDP）*0.3％＝15億美元的增幅；也就是約 $15億*30（匯率）＝450億台幣。這跟馬英九於8/11赴美採購的『戰機、潛水艇、短程防空系統、Ｆ-16C/D戰機』是否相當？應該不會差太遠。此外，1985聯盟遊行中，還有人尚未當兵，且已準備好可閃過兵役的，8/3遊行，卻反而延長了役期。因為根據國內不分藍綠將領，以及美國會報告皆指出，台灣目前沒有實施募兵制的條件，也就是說，徵兵制還是需要延長一段時間。所以有沒有很諷刺？原本要削弱國防勢力的遊行，到最後反而讓國防預算更為膨脹，且要買好不容易拖延多時的過貴軍售案。這又是為什麼呢？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新任的國防部長嚴明來自空軍，這次的採購清單：F-16CD、戰機、防空系統，就剛好獲利了空軍體系。而450億的軍事支出，除以2,300萬，約莫是2,000元。這代表說，此次的洪仲丘案，全民需立即買單2,000元，很多人是躺著也中槍。我還是把嬰兒、囚犯、退休人員、跟智力障礙能的人口全算進去喔，如果只算一般納稅人，約莫需再加500元。外加年輕人延長1年的役期，真諷刺喔。


那你也許會說，就算此次的國防大震撼，會傷及國軍信心、人民荷包、以及役期長短，但至少我們獲得了民主精神，以及人道關懷啊。但常常所謂的民主聲音，通常就僅是一種聲音而已，哪來的多元、或是獨立評論空間？而那一種聲音就是：『國防部去死』、『洪姊最大』、『你家沒死人喔！』。而逾越這個聲音的人，通常會被施以圍剿的對待。導致慢慢的，沉默的螺旋，將異議份子趕到社會角落邊，有不同聲音的人不敢講話。只能說一些媒體幫觀眾調配好的簡單台詞，要的真相，也是名嘴與1985聯盟幫你調製好的劇本。但真相尚未大白，既得利益者已將嘴巴抹的乾淨。不覺得最近很多綠營的大將跑去對岸那被摸頭，或是原本因挪用國安密帳的前總統，也恰巧似的以身體不適為由請假不出庭。這些都是巧合嗎？說實話，洪仲丘案最終能不能有真相，我不確定。但我看到尹清楓案中，牽涉到許多跨國性的『巧合死亡』事件，其中甚至包括洗澡遭吹風機電死的怪像，我就直覺的認為洪案可能就是以『過失殺人』淡淡處理。真正的權力鬥爭、派氣爭權、國際博弈，可能都不會碰觸到。而那些享受政治利多，以及媒體焦點的名嘴與職業鄉民們，恭喜您們達到階段性任務。有人說，沒到台灣，不知文革還在搞，不就是這樣嗎？


距離洪仲丘案最初上媒體已過了約3週，也像其他撲朔離迷的案子一般，事件越發展、越複雜，證據越多、參與的人越繁、爆料的源頭越多元，真相的解釋也就越難以斷定，幾乎已成為一個洪仲丘，各自表述。美國建國初期時的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認為真理會在『言論的市場』上（marketplace of ideas），得到最終的彰顯。這位啊多仔認為，追求最高之善可由意見自由交流中獲得，真實的最佳測試就是使其受到市場競爭的考驗，這就形成西方的辯證式的法律程序。但是，這個理想，最終只能是個天方夜譚，在台灣永遠不會實現，因為台灣的言論市場，充斥匿名爆料。然後再摻與民粹式的民主制度，『言論的市場』最終所得到的結果，經常就是輿論的噪音。真理不會愈辯愈明，人民也許變得更加激動，卻也更加混亂，最後更可能以一種草草形式收尾帶過，到最後，也沒人確定到底政府和政客的立場是什麼，處理的程序又是什麼，誰才是既得利益者，是人民、還是政客？


就目前媒體的走向看來，許多名嘴將洪仲丘案操縱成『集體腐壞的國防部』，在與全體人民對抗。不否認，軍中已經陳腐已久，我們的國軍生存意義，已經不是在準備打一場轟轟烈烈的仗。甚至可以說成全球最大的養老營與應召站也不為過。但若要說國防部是個大黑道，連一點價值也沒有，那又過於沈重；畢竟，我們在上個月，還是有開個紀德艦到南海一日遊，將菲律賓老弟嚇到不敢出海捕魚。我們的海巡署也常常出海護漁，國軍弟兄也才剛剛協助處理蘇力颱風。所以也無須因噎廢食。那最近軍中到底出現了什麼事情呢？我想，我國的國防已苟延至今，該是檢討未來定位的時候了。一個體制的腐敗，通常不是外面的敵人有多強，而是內在結構逐漸瓦解所至。目前雖然未到臨界點，但亦不遠矣。羅馬帝國在崩潰的前夕，並非當時外族的強悍所至，當然北方的日爾曼民族的確剽悍，打起仗來勇猛無懼，但真正讓羅馬帝國滅亡的，是人民對帝國信任的侵蝕，以及體系的腐敗。羅帝的貨幣最終貶值到銀幣內，僅含1/1000比例的含銀量，原因就是疊床架屋的軍隊與官僚體系，帝國毫無銀幣儲備量應急財政支出，而選擇稀釋幣值敷衍薪餉。此外，帝國政府為了增加稅收，每年向百姓多次徵收10％以上的稅收。最終日耳曼的軍隊，向羅馬人民提供更好的財政政策，這些匈奴達旦只要求一年10％的稅收，要過一次後就不會再煩。最終，羅馬人民就直接開放大門，讓外族長驅直入，羅馬帝國就因體系的內爆，而讓外族輕易破城，最終道盡了羅馬帝國的隕落。


如果我們仔細看看台灣國軍目前的那副模樣，與羅馬帝國的末期，是否極其相似？一個不會打仗的龐大國防體系，每年在財政預算上，吸收逾3,000億的預算，幾乎是每年蓋一座核四。而軍中則是由專收高利貸、經營豆干厝、應招站的士官長帶兵。軍官則被這個土皇帝俠持，真正的軍令難以下達，甚至這些軍官也被土皇帝收買，集體浸淫在地下經濟內。而一年期的『不願役』士官兵，則在這一年中，遭受腐爛的士官蹂躪，合理則稱訓練，不合理則稱磨練。而同時間，長官的貪腐行為，映入眼簾。如果長官的操守尚清廉，處處以身作則，阿兵哥不管訓練或磨練都甘之如飴，但如果上樑開始蛀蟲，下樑還會聽命嗎？這現象甚至在美國軍中也是常態。美軍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基地附近，一定都是搭配一整區的紅燈區，供美國大兵發洩，而盜用軍品，甚至走私販毒，也是時有所聞。這就來到下一個問題了，為何洪仲丘案突然會被炒大？軍中弊案不是每年都發生？為何這次會鬧到3萬人上街？


我發覺，目前洪案的走向，越來越荒腔走板了。有心人應會發現背後有道很濃的操作痕跡。感覺好像是某團體在背後養案子爆料，供政治操作。且爆料與放餌的韻律，感覺是故意拉長案子的延燒期間。且到底都是誰在向名嘴，尤其是張友驊放消息？會不會這起事件，很有可能是軍中高層間的鬥爭，或是某勢力或黨派的威脅與勒索行為，本案的曝光，應該不是因為范士官長一人的土皇帝作為，這麼大的動員，不可能僅會為一個小士官長量身訂做。會不會是，某個勢力已經長期做了542旅的功課，瞭解每個人的動態與營區生態。也就是說這組織在『養案子』。好讓事後的發展，能夠引導至希望的方向。之前在1985遊行中，看到Jolin的表弟也混在其中，用那幼稚園般的英文說：『They kicked me right here, cuz they like to do that!』，我就覺得怪怪的，而且與洪仲丘一樣，都是來自542旅，那麼巧！我甚至認為這位Jolin表弟在2個月前，突然身穿迷彩衣，在台北捷運站來個『這不是肯德基』，覺得很是奇怪。首先，誰會穿軍裝收假？誰又會在大廳廣眾之下抓狂？誰收假會帶老爸一起出遊？誰又那麼巧把這幕拍下。之後又有一堆媒體專訪，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有目的的讓大家看到一齣戲。然後過了兩個月後，在訓練有素的1985遊行中再度看到他，讓我增加這個疑慮的比例。還記得嗎？很多魔術，是需要多時間的規劃。當然，外加九把刀、柯文哲、高大成等名人背書效應，又讓這個活動，導向一種微妙的政治操作。很像之前的反核四與反壟斷運動。尤其是後兩位，一個常常配合政黨操作口述阿扁病的快死了，另一個則公佈胡志強的病例。我直覺的不會聽這兩位的建言。這兩位一天說洪缺水中暑，另一天則說洪被灌太多水，內容則配合某不具名的PTT爆料！！你會相信嗎？然後一天有人說洪在離營座談中放炮，另一天又說沒放炮！


我的經驗是，軍中雖然黑暗，但沒那麼的黑暗，許多志願役想息事寧人都來不及了，為何敢那麼大膽的搞變態，集體整死一個快退伍士官？而且當兵確實是越當越輕鬆，不然就數數看，身旁平安退伍的弟兄有多少，在我的例子是：100％，我的輔仔與班長們還來參加過我的婚禮，軍中真有那麼殘酷嗎？說實話，我認為洪案有鬼，但不是媒體所說的鬼。但不管如何，還是不改我對軍方負面的看法，台灣的國防制度，確實需要徹底檢討，否則就會步入羅馬帝國的夕陽期。但在徹底的討論之前，真相的釐清還是十分重要。否則將嬰兒與洗澡水一起潑掉，就有失公允了。


文章來源：http://accrcw75.pixnet.net/blog

亞洲象的危機

亞洲象屬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學名Elephas maximus，亞洲象比起他在非洲的親戚要小一些，分别這兩種大象的最容易的方法是亞洲象的耳朵要小一些。亞洲象能夠長到2-4米高，重量可達3000-5000公斤，是亞洲體型最大的陸上哺乳動物。亞洲象全身深灰色或棕色，體表散生有毛發。成年雄性亞洲象肩高約2.4-3.1米，重約2.7-5噸，雌象體形稍小。象的耳朵很大，有豐富的血管以便散熱，尾巴不長，頂端有毛刷。同非洲象相比，亞洲象體形較小，耳朵較小，前額較平。雌象的體型比雄性較小。亞洲象鼻端有一個呈手指狀的突出物，由於此突出物有大量的神經細胞，因此使象鼻像人類的手指一樣靈活。亞洲象的象鼻是鼻子的延伸，大象使用象鼻呼吸、聞味、喝水（吸水後放入口中）以及擕握物品。亞洲象上門齒突出於口外，略向上翹，最大的象牙長達1.5－1.8米。雄性的亞洲象長有象牙，而雌象即使有象牙亦不是太突出。有一定比例的雄性不長象牙，這一比例可能與它們在過去受到的捕獵壓力有關。亞洲象的耳朵比較小、較圓，前腳有5隻腳趾，後腳有4隻腳趾，共有19對肋骨（其中蘇門答臘象有20對，但比非洲象少一對），頭骨有兩個突起，背脊拱起。性情溫和，比較容易馴服。在野外，老虎、豹和人類是亞洲象的主要敵人。亞洲象每群由數頭到數十頭象不等，其中由一頭最強壯的雄象作首領。牠們沒有固定的棲息地點，分布範圍亦廣。亞洲象象皮厚毛少，鼻與上唇愈合成圓筒狀長鼻，兩個上頜門齒大而長，就是所謂的“象牙”，口中一般每側有三個前磨牙和三個後磨牙，食用高纖維的食品，樹葉、草類等，磨牙並不是同時長出，現存的磨牙磨損後，新的磨牙才長出來，所以如果最後一顆（第六顆）磨牙大約在60歲以後磨損後，老象可能死於營養不良，如果繼續飼喂磨碎的食品，它有可能繼續活下去。

歷史上亞洲象的分佈地較廣，現在它們主要生活在南亞和東南亞。主要見於孟加拉、不丹、文萊、柬埔寨、印度、老撾、馬來西亞、緬甸、尼泊爾、斯里蘭卡、泰國和越南的森林和附近平原及灌木地帶。中國境內分佈是它分佈區的邊緣，已有記錄見於雲南南部西雙版納(猛臘、景洪)、江城；雲南西南部西盟(岳宋)、滄源(南滾河)和雲南西部盈江(那邦壩)。。亞洲象體型較非洲象細小，亦與非洲象無論雄性和雌性均長有外露長牙有分別，亞洲雄象的象牙長約1米多，雌象卻沒有。亞洲象鼻子長約2米，壽命有50至60歲，群居生活，每群數頭或數十頭不等。性情溫和，容易馴服，四肢粗大強壯，皮厚多褶皺，全身被稀疏短毛。成年亞洲象體長5至6米，身高2.5米，體重達4至6噸。其主食為野芭蕉竹筍、嫩葉和棕葉蘆等。牠們會在炎熱的白天休息。如果可以找到，亞洲象也會吃農作物如香蕉和甘蔗。亞洲象生活中水是必不可少的，會長途跋涉去尋找水源。

「曾見過一隻雌性亞洲象受槍傷，走到中國境內時死去，身上兩個彈孔在淌血，其幼兒留在牠身邊，最終被獵人囚禁起來。」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亞洲區總代表Grace Gabriel，由記者轉為動物保育人士的她表示，「亞洲象現存不足300頭」，悲痛的情景令她更關注瀕臨絕種的亞洲象，希望替牠們的命運寫下新氣象。美籍華裔的Grace又名葛芮，她說︰「大象體型龐大，活在森林，會吃大量綠葉及開闢林地，讓陽光透進森林地面，以助植物及其他小動物生長。如果牠們能健康生活，就意味着這環境也能讓其他動物及植物健康生活。」葛芮說，亞洲非法獵捕野象及販賣象牙情况令人關注，多年前見過一頭野象從老撾負傷走到中國邊境，身上流滿鮮血，最後死去，令她一生難忘。

「瀾滄」在老撾語中的意思是“百萬隻大象”，老撾也就被稱為「百萬大象之國」或「萬象之邦」。然而，老撾平均每年有6隻小象出生，卻有15到20隻大象死去。數據表明，從1975年到2008年，老撾馴化大象的數量從900隻下降到700隻，到2012年，僅剩下了450隻。據亞洲象組織估計，老撾僅有約400隻野生大象。泰國大象的數量近年來也在銳減。泰國國家公園與野生動植物保護局統計，泰國目前隻有不到3000隻野生象和約4000隻馴化大象。國際自然及自然資源保護聯盟的亞洲象專家小組2004年曾估計，緬甸的野生象有4000—5300隻。而據緬甸野生動物考察隊提供的數據，緬甸境內現在則隻1130—1850隻野生大象。

在東南亞一些國家馴養的家象中，役象很多。現在亞洲象數量十分稀少，屢遭捕殺，破壞十分嚴重。在其分佈國家建立了自然保護區，對隨意捕殺野象的偷獵者，國家按法律予以嚴厲制裁。由於象牙可以製造珍貴的工藝品，像經常遭到偷獵者的襲擊，作為大型動物，牠的生育週期較長，因此非常容易滅絕。目前各國為保護像已經禁止象牙交易。中國的法律也已經規定禁止象牙交易和繼續生產象牙製品。

老撾亞洲象保護中心創始人迪菲約對本報記者表示，老撾一隻成年大象的售價已經從10年前的1萬美元上漲到2.5萬到3萬美元。成年雄象因為有更長的象牙，價格更高。因為價格太高，在老撾，有的大象甚至有多達6個主人。據英國慈善機構大象救助管理委員會網站的報道，緬甸的大象專家是亞洲國家中最多的。在大象管理、獸醫和象夫技能上，緬甸也領先於其他亞洲國家。緬甸在曼德勒和若開邦各建立了一個大象保護營，還創建了「大象退休之家」，集中收容那些失明、步行困難和心臟病發作的41歲至52歲之間的年邁大象。東南亞媒體近年來不斷透露出馴化大象的過程，頻頻引發野生動物保護組織的抗議。象夫們會將大象囚禁在狹窄的木籠裡，強迫它們做出各種各樣的動作。為了懲罰不聽話的大象，有的象夫甚至還會用棍棒狠戳大象的耳根處，大象當即就會發出陣陣慘叫聲。泰國野生動物機構的一位負責人說，某些不法分子甚至還靠加工出售大象肉和生殖器官賺錢。

走訪東南亞國家時發現，大象不僅是人民心中的吉祥物，還從事耕田、運輸甚至演藝等工作。牠們深入當地的精神文化之中，例如斯里蘭卡每年的盛事佛牙祭，就絕對少不了大象。亞洲像在古代中國多是南方鄰國進貢的禮品，皇家多馴養象用來在典禮時顯示威儀。在泰國，像是國家象徵。泰國很多府的府征都有象的圖案。相傳白象古時泰北的蘭納泰王朝帶來幸運，自此成為泰國的國寶。泰國皇室勳章最高級的是皇家白象勳章。現在泰國用象來當出租車。野生亞洲像現在已經很少。早些年戰爭、食物不足、疾病侵襲、過度勞累卻使大象生存愈發困難。象牙走私與販賣屢禁不止，對大象的虐殺愈演愈烈。亞洲象面臨生存的危機，甚至滅絕的危險，牠們經歷勞作、交易、虐殺，以及近年來的馴養和保護。野生大象和養殖象面臨的生存挑戰並不一樣。對於野生大象而言，泰國、老撾、緬甸、斯里蘭卡等國家的政府應該採取措施保護大象賴以生存的森林，加大力度打擊對大象的捕殺行為、禁止象牙交易。對於馴化大象而言，區域內的各國政府應該注重提高大象的繁殖率，這是阻止大象滅絕最有效的措施。

Sri Lanka Kandy Perahera Route 斯里蘭卡佛牙祭的大象

【敘利亞難民問題】與社會脫節 難民安置引爭議

                                                                             
敘利亞難民問題再度引發激烈爭辯，討論難民究竟應被安置於難民營中，還是與社群融合。 根據《衛報》報導，每次危機發生時，第一個想到的解決之道都是難民營。難民營就像一座臨時城市，成為數千位有避難需求人民的住所。但事實上，世界上只有1／3的難民住在難民營中。聯合國資助的難民中，有超過半數住在都會區，其餘的則住在難民外的鄉村地區。敘利亞境內的危機造成逾1百萬人跨越邊境，進入約旦、黎巴嫩、土耳其和伊拉克。

                                                                             
環境差 難民寧願回家鄉
                                                                             
約旦的札塔里難民營（Zaatari）是這裡大多數難民的基地，其他的則分散在阿布杜拉公園（Abdullah Park）難民營和網路城（Cyber City）難民營這種較小型的難民營中，或是散居各地社群。  土耳其的難民營由土國政府控管並資助。伊拉克也收容了16萬名敘利亞難民，大多數都住在庫德斯坦自治區。多明茲難民營（Domiz）則是伊拉克唯一的難民營，收容了近7,500個家庭；其餘難民則散居都會區，在幾乎沒有任何援助的情形下生存。 除了約旦，其他國家的敘利亞難民大多藏身於當地都會或鄉村。黎巴嫩連一個難民營都沒有。但是，難民營真的是最佳解決辦法嗎？理論上，難民營中的難民比較容易得到各種服務。丹麥難民委員會（The Danish Refugee Council）表示，難民營是界定良好的空間，有界定完善的界線；難民營的規劃如同城鎮，有學校、診所及基礎設施，也有安全部隊保護難民免受暴力。在約旦的札塔里難民營中，甚至有個熱鬧的市場。但是，難民營裡的生活實情相當艱苦。冬日氣溫驟降，夏日炎熱難耐，而聯合國難民署（UNHCR）提供的標準帳篷無法保護居住者，讓他們免受氣候條件之苦。難民營的居民感到相當無聊、焦躁，對於情況不滿。國際援救委員會（IRC）約旦執行長柏恩（Jack Byrne）表示，部分難民選擇「把握機會、冒險回到家鄉，而不是留在衛生條件貧乏的營區，生活缺乏隱私又奇熱無比」。

人口湧入 城市房價漲

                                                                                

聯合國難民署約旦分部官方副代表史壯伯格（Paul Stromberg）表示，融入當地社群對難民來說是較自然的生存方式：「有時難民營是必要的，但這不是自然的社會結構。」居住於難民營外的難民能夠工作、賺取收入並接受朋友或家人的援助款；這是一種「處理流亡情況較人道的方式。」提供難民外援也有助當地社群，例如援助金用在改善基礎設施、學校及醫院等機構。聯合國難民署估計，2013年前半年花在約旦的人道援助款項高達2億5千萬。 但是，收入較低的約旦家庭卻必須承受難民湧入，導致私有房屋租賃市場價格持續飆升的後果。國際援救委員會訪問了約旦阿茲拉克（Azraq）外的一戶人家，4個月來，他們家的租金從200約旦第納爾（約新台幣8,500元）漲到了1千第納爾（約新台幣4萬2千元）。租金增加成為當地原居民常見的抱怨。挪威難民委員會（The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發展出創新方式來安置這些居住在黎巴嫩的難民。該委員會的狄恩（Roger Dean）解釋道，由於黎巴嫩的工程通常進行緩慢，一沒錢就停工，所以境內有許多蓋到一半的屋舍。挪威難民委員會與這些房屋的屋主簽約，付錢完成裝設窗戶及安裝自來水等必要設，而屋主的回報方式則是讓難民家庭免費居住一年，期滿之後，屋主的房子就可直接出租。委員會認為，這個方式不但能提供難民需要的住所，也希望能藉著增加可租賃屋舍來減少租金上漲的問題。

敵意深 都會生活孤立

                                                                                

然而，住在難民營外的難民可能會感到孤立，或想與其他敘利亞人融合在一起。一直以來也有報導指出，當地社群對這些新來居民的敵意越來越深。約旦大學策略研究中心（CSS）日前公布的一項民調指出，超過70％的約旦居民希望難民停止湧入。一項黎巴嫩法佛研究基金會（Fafo Research Foudation）的類似研究發現，有半數受訪者認為難民對國家安全和穩定是一大威脅。 柏恩表示，由於一般資源都投入難民營，居住在都會區的難民被嚴重忽視；但投入這方面的援助資金卻不夠。柏恩表示，他擔心資金不足的問題「可能很快造成援助停止，只有小部分人能取得毛毯、食物及接受健康和其他服務。這樣的情形將使各援助組織很難解釋，難民也會難以接受」。

「平庸的惡」(Banality of 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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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一向都是激進的，但從來不是極端的，
它沒有深度，也沒有魔力，
它可能毀滅整個世界，恰恰就因為它的平庸。」 
 — 漢娜 ‧ 阿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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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ality of evil is a concept by Hannah Arendt as used in the title of her 1963 work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Her thesis is that the great evils in history generally, and the Holocaust in particular, were not executed by fanatics or sociopaths, but by ordinary people who accepted the premises of their state and therefore participated with the view that their actions were normal.


「平庸的惡」這幾個字，永遠記在了人們心裡，
知道哪怕再殘暴的惡，也是由一些「平庸者」來實施的，
因為這些人很膚淺，不思想，「沒有陳詞濫調他根本不會開口」。
所謂「平庸的惡」，就是指以「職務行為」作為借口，
執行上級的錯誤命令犯下的罪行。
與「平庸的惡」相對的概念是「極端的惡」，
也就是那些天生邪惡的壞蛋的作為。
製造「平庸的惡」的人，往往是一些平素淺薄之徒，
他們自願放棄獨立思考和判斷，放棄對抗邪惡的權利，心甘情願地依附於非正義的體系。
和「極端的惡」不同，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還可能是一個好人，好父親，好丈夫，好同事和好鄰居。
但是，漢娜．阿倫特認為，
正是這種「平庸的惡」，「它可能毀滅整個世界」，
「由於它就像一棵毒菌，在表面繁衍生長」。

人應該要是思考著的存在，
人需要越出知識的界限去思考，去更多地運用他的智力、腦力，
而不僅是把它們作為求知和行動的工具。
邪惡舉動可能出自像你我一樣的普通人，這些人並不是怪物，
他們只是不加思索就遵從命令而已。

但是，「沉默的良心等於是邪惡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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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本質上都是好人」，
但也正是這一群「本質上都是好人」的人集體犯下許多「極端的惡行」。
「平庸的惡」也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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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服從權威」 (Obedience to Authority)
「平庸的惡」(banality of evil)

「當你回顧人類漫長而黯淡的歷史，

你會發現以服從為名義所犯下的可怕罪行，

遠多於以反叛為名義所犯下的罪行。」——查爾斯·珀西·斯諾

When you think of the long and gloomy history of man, 

you will find more hideous crimes have been committed in the name of obedience

Rather than have ever been committed in the name of rebellion. (Charles Percy Snow)

為什麼人們在這些情境中服從權威？

其中兩個原因可以溯及影響力的「規範來源」和「資訊來源」的效應，

即人們希望自己被喜歡（規範性影響力），也希望自己是正確的（資訊性影響力）。

人們傾向於從事他人正在做的事情，或自己被要求做的事情，

以便能夠被社會所接納，以及獲得讚許。

此外，當處於曖昧不明、新奇的情境中（如該實驗的情境），

人們將依賴他人來找出線索，以判斷何者是適當而正確的行為方式。

我不禁想到了一部電影《為愛朗讀》(The Reader)

漢娜由於在戰爭後期中擔任一個集中營警衛時的行為，成為一名因戰爭犯罪受審的被告。

她顯然就是在「服從權威」之下所犯下「平庸的惡」的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