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男人站出來了,他高喊「以筆為旗」;
又一個男人站出來了,他寫出《清水裡的刀子》;
如今,我也想跟著站出來
我沒能寫出什麼

但我跟他們流著一樣的血、一樣的淚。

10/25/2011

閱讀筆記(十)

國家從來就不是目的,唯有當他成為讓人類實現目標的條件時,他才具有重要性。
人類的目標不外是提升個人的力量來促成進步。
如果有任何國家體制阻撓個人內在力量的發揮、妨礙思想的進步,
即使他的思慮再細密、結構再完備,他還是有害而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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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你會以為我要用這個字眼來形容後來的台灣社會。而我卻不是要尋找這個字眼。
複雜,是我真正要使用的字眼。
是的,我之所以能覺得有點「酷」的原因,是因為我的社會容許我有一點迷人的複雜性。
我不是一個單純面向的人。我擁有多重身分。
如諾貝爾獎得主的印裔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沈恩(Amartya Sen)所說,
「一個人可以同時是義大利人,女人,女性主義者,素食者,小說家,經濟保守主義,爵士樂迷,
和倫敦居民。」
身分如陽光下的三稜鏡,隨著鏡面的轉動,將會反射過真。


因為複雜,所以精采,花樣,深沉,所以出乎意表。所以酷。
我只要專心去活,生命本身就是我存在的目的。
我以為,這種豐富的複雜性正是痛苦經過工業污染的台灣社會一直等待的,是我的父母犧牲了他們整代人的優雅,執意要送給我這一代人的禮物:一種真正的現代性。


現代性的孩子繼承了一個被徹底瓦解的世界。
上一代負責挑戰威權,發動、又反對戰爭,搞性革命,拆遷語言,毀壞傳統,打垮道德。
等到我們出生時,這個世界已是不可信賴,混亂無序,無法一眼辨讀了。
懷疑是正常的精神狀態,「顛覆」是重複朗誦到幾近濫用的字眼;
我們不要依賴、不能相信、不想崇拜,
因為四周只剩扯掉虛偽外表的政治語言和人類不復刻意掩飾的赤裸慾望。
我們活在一個電子化的人造幻境,當影像、聲音、味道都已是堪可操弄的物品,
誰會相信自己易騙的感官所接受到的任何訊息。
一旦你讀過了傅柯、德希達、本雅明、米蘭‧昆德拉、夏目漱石、張愛玲,
你就回不去那個純真的年代。那個真理品種非常單一的年代。


什麼是真理?就是正確答案。
可以練習詮釋、試圖分析、努力理解,但不能祈求一個完美的終極解答。
因為,一是,人類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答案永遠正確無誤
再者,我們所面對的世界已經複雜到無法用一個正確答案就教所有人滿足而快樂。
世界禁得起剖析,禁不起膜拜。
真理,是傳說中的一隻獨角獸,你能用你全部的浪漫與理想去相信它的存在;
但,世故的孩子不再浪費平安夜去等待聖誕老公公的出現。
他並不是不相信真理,而是他也準備好相信世界存有一種以上不同的真理,或,根本沒有真理


現代性的孩子資訊焦慮,自以為見多識廣,必然難以輕易將自己拋出去,
他總是先觀察,監測,再決定是否信任。
現代性不容許一個人毫不保留地相信,因為主觀的情感判斷隨時會遭到背叛。
現代社會機制已過度繁雜精密,無法僅靠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來運作。
在一個鄉民社會裡,人人都大同小異,長久居住當地,很少遷移,
彼此相知相惜,分享同一價值,遵守同一份道德默契。一切都純淨,和諧,安寧,穩定,腳踏實地。
人們由社區族群定義自我,被動地參與世界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將如此鄉民社會定義為禮俗社會,
而把現代世界中形成的市民社會稱為法理社會。
法理社會裡,群體維繫靠一紙契約,不是美德,
不是歲月沉澱的默契,不是彼此的良心,不是賺人熱淚的浪漫口號。
例如紐約大都會,混雜了各色人種文化及不同歷史時期遷入的社群,
人們群居一塊兒,並不是因為有一只邪惡的魔戒需要大家同心協力去找出來並消滅它
之類的共同任務,
而是因為慾望,因為選擇,因為隨機碰撞;
個體與個體之間不純然擁有共識,結合的基礎乃是最普世的價值觀,譬如人權,譬如平等。
每個人容許以自身為目的,由自己生命來定義自己,
如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的著名句子,
「我是我,我從自身出發,藉由選擇與行動,我塑造自己。」
個人的生命狀態不全然與社群生活有關,每個小宇宙都有他自己選擇信仰的真理。



台灣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所感受的撕痛感,不祇是政治民主的陣痛期,也是一種對現代性的適應期。
台灣不再是當年一個充滿省城氣息、好男好女的有機社會。
當八O年代末我第一次看見侯孝賢的電影時,我就知道,那個悠遠恬淡的台灣社會只將留在吋吋膠捲裡。至少,那早已不是一個八O年代長大的孩子的世界。
在經歷了這麼多之後,一個台灣人不可能再對自己的歷史、身分與社會保持天真的態度。
如果以為台灣社會還是那個一點也不商業化、充滿人情味、凡事都為了理想、不做任何短線操作的
禮俗社會,
不免顯得逃避現實,迂腐造作,且對自己的人性不誠實。
台灣早已依照法理模式在運作,社會上大部分的對話與觀點卻還停留在禮俗社會階段,
堅持我們擁有得天獨厚的純真,以為自己還住在一處與世隔絕的桃花源村落,
村子一切都美好,村民均善良而誠實;所有外來者皆心存邪惡,意圖不軌,應該立即驅逐。
因為村子是「我們的」。聲嘶力竭的悲憤之後,其實是一種自我欺騙的鄉愿。


現代性的前提即是不確定性。凡事都不能百分之百地確然。
環境總在前進,朋友總在來去,工作總在改變,身分總在流動。
陌生人在鄉民社會是入侵者,在現代社會是你天天一起生活的鄰居。
過去在台灣,所謂的外省人是本省同胞眼中的壓迫者,後來所謂的本省人在外省同胞的眼中是一個新興的壓迫者。
卡謬曾寫過一本書,書名就是《既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劊子手》(Ni Victimes, Ni Bourreaux)。
時代製造角色矛盾,歷史巧手改換身分,人性總是不斷遭受考驗。
事物失去了永恆不變的定義,只剩下臨時安插的意義,供人們搔破頭皮,
絕望地想要替自己抓點信仰的支柱。
世界由水組成,隨著時空而流動無形,
我們緊緊觀察現實,時時調整,想要一個澄淨的世界卻往往不可得。
盧梭說,現代生活給人一個「破碎的靈魂」。
每個現代人一輩子都需要跟自己的精神分裂症相處。無可逃避。


在現代框架下,主附地位並不清晰,主流性並不等於重要性,精英文化有時反是邊緣文化,
道德的純潔及理想的崇高都不能將世界帶到你的面前。
個人,在一個他其實完全無法掌控的環境裡,奇異地成為他自己的救贖。
科學越發達,所發現的世界越微小;社會越現代,個體的世界越被放大。
台灣社會在二十世紀九O年代所獲致的現代性,讓個體不再是被動的棋子,
而能直接或間接傳達自己的意見,進而影響整體社會環境。
就像文學裡,最輕巧的句子,往往更能說明真相,
個體在這個社會環境的處境與其所行使的權力其實才是決定社會集體前途的終端,而不是倒反過來。
群體的集體意志在現代社會不復存在。
制度只是一個機制,容許一個豐富的市民社會蓬勃發展,
透過市民各自獨立的生活様貌去呈現一個社會的總貌。
救贖,說到底,畢竟是個人的事情,社會只是個體道路的匯流。
只要人人努力當一個好水電工,好廚師,好作家,好上司,好店員,
那麼,活在其中的每個成員都會得到拯救。
國家事務的確要關心,但是國家事務不是生命的終極答案,
那是一個學習共同長期生活下來的結果,
把國家事務擺在個人生活秩序之前,就像看一場電影時只急於知曉故事結局,
卻忘了享受整部
電影的過程。


現代性並不是遺忘了生命本身不可承受之重,無意漠視公眾之於私人的意義,
並不意圖羞辱所有仍舊想要嚴肅研究人類生命意義的靈魂。
但,現代性確實選擇「避重就輕」。
正因我們所面臨的世界愈加沉重,盤根錯節,灰色不明,
如果不懂得採取輕盈飛翔的策略,怕只會跟著整個世界沉淪下去。
但,這並不是閃躲,不是不負責任,也不是狡詐取巧。
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在他著名的《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裡談論輕的價值時,
舉希臘神話英雄柏修斯為例。
柏修斯穿著長有翅膀的涼鞋,藉由青銅盾牌上的倒影,得以成功砍下蛇髮女妖魅杜莎的可怕頭頸;
之後,柏修斯以近乎情人的溫柔保存女妖的首級,隨身攜帶,
在未來戰役中當做利器使用,擊敗敵人。
卡爾維諾強調,雖然柏修斯的力量在於「拒絕直接觀視」,
但是「他並不是拒絕去觀看他自己命定生活其中的『現實』;他隨身攜帶這個『現實』,接受它,把它當做自己的獨特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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