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化在馬來西亞

在公元一世紀時，南印度地方因森林出產優良的木材，適合造船之用，且地勢瀕海，極易訓練良好的航海人員，故國人均被鼓勵向海外發展。因此，印人很多成為優秀 的航海家，或成為善於經營的商人。印度人民東來的目的，由於環境的改變、適應和逐步地演變，終完成了三個階段，即第一、貿易營利；第二、殖民傳教及第三、建國稱王。據歷史學家的考證，印度人最早向東南亞地區遷移的時間，是在公元初1世紀。可是，早在公元前6世紀的時候，在印度文學中已有關於東南亞的敘述。印度的著名史詩《羅摩耶那》中曾經提到兩個地方：一個叫做“黃金半島”，所指的地方大概就是指馬來半島的南部，另外一個叫做“大麥島”（梵文是“Yava Dvipa”），則相當於現在蘇門答臘島的南部。除此之外，在古代印度梵文文學典籍《往世書》（Vayupurana）一類作品中，更有直接地提到馬來半島（梵文之記載是“Malayadvipa”）。由此可見印度和東南亞的關係，已具有悠久的歷史，並對東南亞一帶的影響，也非常巨大。關於印度人在此地的勢力和影響，比較直接的證據，便是如吉打布秧河流域所發現的佛教碑文及佛像，這些佛像大約是公元二世紀前後間的產物。佛教似乎曾經做了印度文化傳入馬來半島甚至東南亞的媒介，這些佛教的藝術風俗，稱為“阿摩羅波服式”是從位於印度東岸吉斯那河口的一些城市而來。當公元二世紀和三世紀時，這里是一個佛教傳布國外的重要中心。現在讓我們來看印度人東來馬來西亞的歷史，印度人東來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 ：印度時期、第二：後印度時期及第三：不列巔時期。所謂“印度時期”，那便是印度人自公元初至13世紀印度化的王國被滅，然後為回教王朝起而代之的時期。這時期的印度人已陸續來馬來半島經商，繼而傳教，甚至結成市集，最後並在半島北部的地方建立了許多印度化的國家。英人柏特勒（Rolanp Bradell）對當時印度文化的傳入情形說：“我們今日目擊西方文化進入亞洲東南亞，正如當時印度文化進入馬來西亞一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印度人不但在馬來半島，甚至整個馬來西亞都已接受了印度文化之傳入。

印度人可說是馬來半島文化之燃犀，而當時馬來半島最多的首推淡米爾人（Tamil），其次是當時的吉寧伽人（Kalinga），該國在印度之東岸，其版圖由恆河盆地至基裡斯那（Krishna）河口。今日稱印度人為“吉寧人”，實指古時之“吉寧伽人”。約在公元7世紀時，印度巴勒法（Pallavas）人也來馬經商，在溫斯德爵士（Sir R.Windstedt）所著的《馬來亞史》中道：在霹靂河上游近天定州，有一個地方稱為“甘加那加拉”（Ganga Nagara），這可能即是甘加的巴勒法人所賜與的。印度人來馬經商後，而其文化之所以能在各地建立起穩固的基礎，主要的因素在上面已闡明，他們還在東南亞建立了許多印度化王國，當時最早建立的國家是在今日柬埔寨的“扶南”及在半島上的“狼牙修”。這些國家的建立，都是在印度文化影響下進行的，不過印度文化對半島上的影響，主要並不在政治化的殖民事業，而是在宗教、建築、文學和藝術各方面。

馬來西亞在自然地理上，控制著歐亞之間的交通航路。當時印度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都是靠橫越克拉地峽，吉打的布秧河成為中印貿易必經之道，加以瑪莫河一帶環境優越，土地肥沃是天然的稻米區。所以，當印度在公元1世紀和中國貿易時，印度移民便雲湧而來，在此設立商站和傳教，且有些落居此地，吉打便受印度文化的洗禮，而成了印度海外的殖民地。印度人的文化影響及宗教勢力，一直在馬來半島持續至13世紀，這時，室利佛逝被滅後，印度文化隨之俱亡，取而代之的便是回教勢力了。在15世紀馬六甲王國建立以後，印度淡米爾族也在馬六甲國開始建立起，這時，它的文化與商業力量，以及在宮廷政治的潛勢力又告強大起來。這便是印度人在馬來半島拓殖的第2個時期，也便是“後印度時期”了。到了萄人佔領馬六甲時，阿布奎領戰艦19艘，其中軍隊600名為印度人。因此，在葡人佔領馬六甲後，印人在政治上也佔重要的位置，甚至到荷人繼葡人統治馬六甲時，該地的印度人仍佔重要的大勢力。在1781年， 印度人受荷蘭人特許佔領不動產，蓋造神廟於馬六甲現今的訂金街。此廟為後印度時期印度人在馬來西亞所建築的最老廟宇。且說自葡人與荷人佔領馬六甲以後，其 政策是要獨佔馬六甲海峽的貿易專利，從此時起，印度商人逐漸消散，但他們的文化勢力還是頑強地屹立如故。印度人在馬來西亞拓殖的第三段時期是自英人萊特在 擯城開埠後的時期，這便是所謂的“不列顛時期”，那時，英人從遙遠的印度帶來了首批印兵至新埠維持市內治安，印度商人也相繼來此經營謀生，並與當地婦女通婚。

從 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近代時期印度移民流入馬來西亞，可以說是讓位於盂加拉灣兩端，長期發生連繫的馬印兩國，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打從公元最初幾個世紀， 甚至更早的時期開始，盂加拉灣便成為一條交通要道，把海灣東西兩端土地和人民的經濟與文化更密切地連繫在一起。這種傳統的接觸關係，是通過貨物、人民及其 思想來往和交流，只是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里，各種的交流多寡不一罷了。從東西方的貿易制度上看印度和東南亞之間的商業狀況，是從公元最初幾百年間大事發展起來的。由於印度和馬來西亞地，位於貫穿東西方貿易線兩端的海路上，因此這個地理位置，能在東西方貿易發揮有力的功效。它們在初期時成為轉口貿易站，負責收集和散發本區域的土產。顯而易見，印度是西方貨物運往東方市場的媒介。西方商人在印度也比較容易購取東方的土產。同樣的，馬來半島作為盂加拉灣彼岸靠近印度的地方，地位也甚為重要。 東南亞和中國貿易的貨物便是在馬來半島匯集後由船只進行轉運。印度之間的貿易除了具有轉口的性質以外，還包括本國土產的直接交換。印度相當先進的制造工 業，可以在馬來西亞找到一個好市場。印度商人能夠從馬來西亞取得黃金、香料、其他異國產品以及後來的錫等。這是一種雙邊貿易，印度商賈都參與其中。這些印 度商人航行到馬來亞各港口，而馬來亞商賈則渡海到印度各海港去。

東南亞歷史權威英國霍爾（D. G. E.Hall）在《東南亞史》一書中針對這個主題作出深刻的分析：在東南亞歷史時期開始的很久以前，印度和中國都已經是具有公認的文明大國。因此不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東南亞和它們相比都黯然失色了。也正是在印度和中國文化的滋養下，東南亞自身的文化才開始發展取得偉大的成就。到中世紀末葡萄牙人登場時，東南亞分成兩個主要的文化區域，一是法國學者所稱的‘外印度’，印度的影響在這一區佔了優勢；另一個區域包括東京、安南和交跡支那，隨著15世紀‘印度化’的佔婆王國的復亡，中國的影響便在這區內居於支配的地位。與中國的影響不同，印度的影響沒有政治上的涵義。它被東南亞當地社會吸收的過程中，其自身所起的變化程度如古希臘文化在歐洲時自身所起的變化一樣。因此正如喬治戈岱所指出的，那些受到印度文化影響的人們並不是‘野人’，而是具有自己特色、相當高度文明的居民。甚至從公元111年到公元939年間，處於中國統治之下，並且在漢朝統治時期曾被中國強烈同化的越南人，也發展了一種雖然受中國影響卻仍然保留個性的文化，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受中國影響之前。所謂‘印度化’國家中，廣大民眾在長期中或是沒有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或是在吸收印度文化的過程中加以改變，使之和原有的觀念與習慣變得一致。因此，它們的社會結構基本上沒有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在印度教和佛教傳入之後，東南亞早先的宗教觀念和習俗仍然存在，並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早期的東南亞，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其實是具客觀的歷史發展條件，是印度社會內部矛盾所引發出來的一種客觀現象；史學家的考證反映出一個不容質疑的史實，那就是印度人開拓東南亞的史跡歷程，可說是一條“歷史的長河”。紀元前3000年左右，金屬用具和武器傳入馬來亞。自那時候起，來自東方或西方的船隻，不只帶來貨品進行貿易，而且還留下一些新文化的概念。季候風對當時船只而言是極重要的。東南亞地區的季候風，基本上分成西南季候風和東北季候風，前者是從5月到8月，而后者則從11月起至翌年4月，這季候風對來往的印度和中國船只有很大的幫助。在地理上而言，馬來半島正位於中國和印度海路的中心，這使到馬來半島成為中國和印度商賈會合之處，以進行貿易。前者供應絲綢、陶瓷器、珠寶等；後者則成為胡椒、棉花等的主要供應商。紀元前300年， 不少印度商人開始前來馬來半島。他們多是來自旦克奴、阿瑪拉哇迪、幹芝布蘭等一些當年的主要商港。這些印度商人到此地的主要目的是經商，並等候下一個季候 風來臨時即返國，並沒有在此長久居住之意。一段時期後，一些印度人與當地的土女聯婚，落葉歸根，漸漸地，當地的土民也接納印人的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了。 印 度人最早在馬來西亞的出現和影響證據，可在吉打南部或威士利省看到，那是用第四、第五世紀印度字體刻成的破碎碑銘。隨後所見到的，則是具有佛教和興都教性 質的簡單石碑。早期的碑銘顯然都是淵源於佛教，一般石碑都刻上佛教祈禱文，它們也許是來往於馬印之間的佛教商人所豎立的。碑銘是用梵文刻成，其字體則為婆 羅教式（Pallava），這無形中說明那些佛教商賈多半來自南印度。這時期，南印度深受佛教和曹那教（Jain）的影響，建志補羅（Kanchipuram） 則成為佛教研究的重要場所。一般商人和工匠都信仰佛教和著那教，他們在印度對東南亞的貿易中，一定扮演過重要的角色。第六世紀時，我們從大量具有印度特質 的藝術作品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在布秧河和瑪莫河的河口，以及在瓜拉姆拉的吉打海岸港口，是印度商船的停靠處。這些河流似乎成為印度商賈開闢拓殖的場所。據 推測，印度商賈在這些拓殖地里等待季候風的轉變，同時利用這些地方作為向鄰近地區進行貿易的中心。印度人在這些地方留下他們的文化痕跡，並且對周圍的文化 和社會，亦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影響。

公元一世紀時，印度發生了動亂，廣大的人民被迫投入移民行列中，另外，商業蓬勃地發展，地峽地區的居民人口也頓時倍增了起來，因此，向其他的地域擴展，成了迫切的需要。這時候，隨著地理科學知識的增長，特別是對季侯風與東南亞地理認識的加深，加上造船業與航海技術的進步，印度人已能更自由的向地峽以外的地域擴展勢力。他們大規模的橫渡暹羅灣，移民到越南半島去，在那里建立了扶南等國，他們還向南發展，向馬六甲海峽進發，向廣闊的東南亞群島區湧進來。以馬來西亞而言，著名的早期印度化國邦之一便是“吉打”。 早期，它是印度商賈的一個小商站，就是因為經他們發現後，自吉打前往東海岸港口的路途就較易，同時它也是一個船只碇泊的良港。直至三世紀，吉打成為船只來 往印度與馬來半島之間的一個重要停歇站，因而促成布秧河流域出現一大移民區。不久之後，它更成為鄰近城郊商賈喜歡匯合集中的繁忙港口。公元七世紀以後，吉 打成為室利佛逝國的屬邦，但仍是一重要貿易中心。時至公元1020年左右，南印度柯拉國王納真特拉1世率兵渡洋進擊吉打，經過這次進擊後，吉打的重要地位便逐漸消失。到了十六世紀時，吉打成為一小國，人口亦極少。另一個著名印度化的古邦是位於馬來半島北方的“狼牙修”，這個國家可說是東南亞最早的一個印度化王國。它約於公元一世紀立國，其京城可能設在北大年附近，一如吉打，狼牙修亦曾經是一個繁忙且重要的貿易中心。嗣後它成為印度文那扶南國之轄屬。五世紀後，它成功擺脫外來勢力而告獨立。不過，狼牙修亦曾受印度或佛教王國的治轄。在“巴卡達打國王”在位時期（6世紀），大批中國商賈湧人狼牙修。據一位商賈描述，其時狼牙修由城牆環繞著，另設有兩匹正門以及無數高塔。其國王巡幸時騎著1只大象，其上有一把白傘復蓋著，隨從在後手持旗幟，鼓手亦跟隨著，神氣十足。七世紀時，狼牙修成為前往印度的中國佛教徒的驛站，在此後的數個世紀，狼牙修受室利佛逝管轄。到八世紀時才出現了室利佛逝王國（Srivijaya）。在馬來半島的印度商賈社會，是獨立自足的群體，自己處理本身的事務，過著自己的生活，盡量少與土著社會接觸。從大瓜巴（Takuapa） 的一塊淡米爾文碑銘中，可一窺這種印度商賈社會的面貌。當年的大瓜巴是克拉地陝西岸的一個商業中心。在這里，一個南印度商人團體，開闢了一個拓殖地，裡頭 擁有自己的軍團，建有自己的寺廟和蓄水池，大家過著獨立自足的僑居生活。在馬來西亞其他商業中心的印度人拓殖地，情形差不多也是這樣。到了十六世紀，它淪為一小國邦，直至全告淹沒。關於印度和中國在馬來半島和吉打的影響，從以上幾則簡要記載里，已經可溝劃出一幅“吉打王朝史前的國家政體面貌”。但是，畢竟這些片斷，並不能讓我們更深一層地全面認識與了解中國和印度文化對東南亞、馬來半島以及吉打的影響的“歷史實質”。

許雲礁教授在評論中國和印度文化對研究馬來西亞歷史的重要性時曾指出：南洋各國除了完全接受中華文化的越南外，幾乎沒有一個完整的通古史。除了歐美民族的殖民史之外，古代史幾乎是一片空白。近幾十年來，歐美各國在東南亞自己的殖民地上，作了一些考古發掘的工作，如荷蘭人在印尼、英國人在緬甸和馬來西亞、法國人在越南半島、美國人在菲律賓，都已有不少的成就，使史前‘面貌’似是有了新的曙光。但史前與近代之間，還有漫漫的時空是沒有歷史的影子。幸得同時有一些卓越的漢學家，在浩如淵海的中國古代文獻中，勾勒出一些歷史地理的資料，使各國的古代史有了一些不很完整的輪廓。

第一，凡接受中華文化的國家，歷史體系便較完整，例如越南，自古是接受中華文化，因而有4000年的歷史體系，雖則有些體系的記載尚需從長考訂。其他國家都因先接受印度文化，印度民族的歷史觀念比較淡薄，因此印度化的國家，大都沒有歷史記載，只有神話和傳說，例如佔婆的《胡孫舊史》、馬來亞的《馬來紀年》等。”

第 二，與中國關係較密的國家，便有較多的記載可供探索。例如暹羅，自立國之初，便和中國扯上藩宗關係，在中國明朝的檔案中便存有不少有關暹羅的資料。因此， 暹羅國都雖遭緬甸軍兩度焚掠，歷史記載喪失殆盡，我們卻可藉中國文獻予以補訂。又如滿加刺王國的歷史，雖然有《馬來紀年》一書予以追記，但這王朝究竟傳了7代、8代，還是9代都未能弄清楚，不得不藉助於當時中國檔案中的記載予以考訂。若有華人到達的地方，有關的記載也較多。例如王莽在公元初所派遣往‘黃支國’（Kancipura）的譯使，曾到過馬來亞東岸的龍運（Dungun），不過《漢書地理志》寫作是‘都元國’，《唐杜佑通典》寫成‘都崑國一作都軍’，其實都是“Dungun”一名的異譯。更奇怪的是，古代中國人還知道這字又是一種植物的名稱。後魏賈思鰓所撰《齊民要術》記載：“都崑樹，野生，二月花，苞仍連著實，八九月熟，如雞卯，里民取食之。皮核滋味醋。”原來馬來語“Dungun”一物，拉丁學名為“Heritiera Littoralis，Dryand”，梧桐科銀葉樹屬，本名是海岸銀葉樹，全本含鞣酸，煎服其實，可治痢疾。由此可見，中國古藉範圍的廣博。

馬來西亞有文獻記載的歷史，不過500年，但馬來西亞遠在2000年前，已為人所知。馬來亞之所以為人所知，並非由於她本身有何顯著的史實，而是因為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古國，想互相交通，陸上不易通過，到公元前一、二世紀改用海路交通，於是就發現了馬來西亞。當然那時並不叫馬來西亞，也不知道它是一個半島。最初發現這里的人該是印度人。但印度文獻並沒有留給我們什麼明顯的記載。世界各文明古國的文化，除了中國以外，全部都成了過去，燦爛光輝已不復存在。中國之所以成為例外，只因為她是個歷史之國。政府有特設的國史館、省有通志 通誌、府有府誌、縣有縣誌、族有族譜、朝有朝實錄、帝有本紀、臣有列傳、學有專史、人有私乘、物有物苑、詞有詞典，不一而足。重視累積的經驗，崇奉傳統的美德，全世界沒有第2個國家，能有如此龐大的歷史系且持續2000年不絕。她的史料，浩翰磅礡，惟其如此，惠及四鄰。馬來亞歷史體系的完成，都得利賴於她。印度雖然缺乏史藉，但印度古代文化影響馬來亞以及東南亞各國至為深遠，我們可以在她身上，找到一些文獻作佐證。印度古代的文獻，因為注重背誦，幾乎全屬詩頌，包括《明論》（Veda）、《淨行書》（Brahmana）、《奧義書》（Upainshad）、《經書》（Sutra）、《佛教》（Buddhadarsara）和《著那教》（Jaini）的文學。另外還有各種學術書（“Vadya”；注：學術，梵文作“Vadya”，包括一切科學、藝術、法典在內，但每部著作都用詩頌體）、《如是所說往世書》（Itih-Asapurna），該書中以“大史頌”（Mahabharata）為最重要，而《欽定書》 （Kavya）中，則以“羅摩衍那”（Ramayana）為最著名，兩者都是東南亞各國古典文學的根源。九世紀以後的《傳說集》（Agama）和宗派史等，也不能例外，都用詩頌體。同時印度人的歷史觀念極薄，任何作品都不免以神話渲染，因此我們要在梵文典藉中鉤稽史料，尤其是有關印度域外的東南亞史料，不啻沙里淘金，頗非易易，不過淘出來的卻是十足赤金。

印度文化的影響力，通過印度商賈和印度拓殖地的直接作用，或是從東南亞的其他印度中心地，傳播到馬來西亞各土邦，並影響到各土邦的政治和社會制度。 在這種影響之下，各土邦的王權制度，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其部族政體提高到王國的地位，印度宮廷儀式與典禮所用的裝飾品也受採納。由於興都教的王國觀念 和行政制度，深留在馬來宮廷裡，即使在這些土邦改信回教之後，還有許多存留著，甚至到今天亦有一些保存下來。興都教和佛教的崇拜觀念與形式，似乎傳播得很 廣。通俗的興都教同崇拜神靈的部族宗教，似乎混淆得特別好，並產生一種的信仰，也有某些遺留到現在。梵文及梵文文學的影響最為顯著。雖然懂得梵文的人也許 只限於婆羅門（Brahmin）和他們所教授的少數土王和貴族，但是深藏在梵文文學里頭的觀念，則向下傳到民間里去。其次，梵文也影響馬來文的發展，給馬來文學帶來許多字彙和概念。著名的梵文文學作品如《摩河跋羅多》（Mahabharatha）20萬頌、《羅摩衍那》（Ramauana）5萬頌以及《往世書》（Puranas）和《5捲書》（Panchatantra）等的故事，都廣泛地流傳，並深入馬來文學里。《羅摩衍那》則是通過影子戲（Wayang Kulit）這媒介傳播開去，並成為馬來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這種相互作用，使印度文化和馬來文化在許多點上相遇，結果兩者在價值和外在形式上，都有不少類似的地方。

許雲礁教授的這則史料評論，一方面肯定了中國古藉對研究我國歷史的重要性；同時也明確反映印度古代文化對古吉打的深遠影響。中國文獻協助我們確定布秧河流域對吉打歷史名稱與方位的建立；而印度化在吉打州的全盛與衰退，則為布秧河提供明確的歷史分期，即“吉打州的印度化時期”和“吉打州的回教昌盛時期”。其歷史因素是印度國內社會的矛盾與布秧河谷在遠古的歷史商業地位，相互結合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