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無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
除了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十二億多人之外，
在全世界還有數千萬被認為，或自認為是華人或中國人。
然而，究竟什麼是中國人？
這問題不僅困擾著許多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
甚至，也困擾著許多「中國人」——
尤其是處於邊緣地位的中國人。
在美國，兩代之間對於中國認同的差距，經常是華裔家庭的夢魘。
許多年長的華人始終難以明白，為何他們的子女能否認自己是「華人」。
在東南亞，雖然常常受挫於自己的華人身分，
許多家庭堅持華人認同已有數百年歷史；
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如此？
對刺最激烈的爭辯，或者說「中國人的定義」受到最嚴厲的挑戰，
可能發生在近十年來的台灣。
由於統一派與獨立派激烈的爭執，
由於中國大陸的武力威脅，
許多人困惑他們到底算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而對於在中國大陸的的中國人來說，
他們也無法理解，為何在台灣，部份中國移民的後代可以否認他們的華夏祖源？
回到問題本身， 「什麼是中國人？」
這問題不僅困擾著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也困擾許多居於中國認同邊緣的人。
一個族群理論如果可以回答「我們是誰」，
這一定是一個有問題的理論。
事實上，現代族群理論希望解答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
<華夏邊緣>一書中常是解答此問題，
作者認為，由線性的歷史淵源，以及對所謂典型中國人的研究，都難以解答這個問題。
因此，作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維持與變遷——
來了解中國人的本質。
華夏(中國人)在特定的資源環境語分配環境中，
華夏(中國人)邊緣如何形成與變遷，
華夏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凝聚、擴張，
以及華夏邊緣人群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成為華夏或成為非華夏。
一個簡單的比喻：
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上一個圓形時，
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他看起來像個圓形。-------------------------------------------------------------------------------------------------------------------------------------------------------------------------------------------
環境變遷如何使部分的華夏後代成為非華夏，
而這種認同變遷，則是藉著重新選擇、創造與詮釋歷史記憶，以及「結構性失憶」來達成。
人類社會結群的一種普遍模式便是：
強調一群人的共同歷史記憶，由此產生模擬同胞手足之情的「文化親親性」（cultural nepotism）來凝聚人群，並以群體的力量從事現實社會資源之爭。
因此，當社會環境變遷導致人群間資源競爭與分享關係發生基本的、長遠的變化時，
人們便經常以「結構性失憶」與重建新歷史記憶來重整人群認同的範圍（認同變遷）。
因此，移民社會或急遽政治經濟變遷中的社會，是觀察認同變遷的最佳對象。
透過語言的選擇一個人能夠強調、隱藏或改變自己的族群身分，以適應都市複雜的族群環境。
目前台灣四個主要族群的認同，可說是過去發生的事實、人群的集體記憶，與現實政經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
也就是說，過去千百年來發生許多重大事件（如大規模的移民或戰爭），也有許多個人言行，這些都引起某種程度的社會變遷。
這些過去的個人言行、社會事件與社會變遷，一方面經常改變人群間的資源競爭與分配關係，一方面成為人群集體記憶的一部份。
在特定的時代與社會環境下，人們獲得、選擇、強調、假借某些記憶，或扭曲、遺忘另一些記憶，以強調一種人群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造成四大族群分類的歷史記憶，對於許多新一代的台灣人來說以不具意義，或有不同的意義。因此，許多年輕人不認同此種分類。
青少年的歷史記憶不只是從學校教育中得來。
在台灣的許多民俗節慶中，在許多透過各種媒介（如書籍、漫畫、電視劇、電子遊戲與公開表演等等）傳播的民俗文化中，
許多中國文化因素以更沉潛、更深刻的方式影響台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
對大多數的漢系台灣人而言，「中國人」仍是其族群認同的最大範圍；
這是ㄧ種建立在歷史記憶上中國人認同，而非對現實中國大陸的認同。
歷史上台灣人之所以有強烈的中國認同，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台灣在地理、政治、社會上的中國邊緣位置。
早期台灣被視為蠻夷之邦；大明江山落入滿清之手，鄭成功及其追隨者自謂以台灣為基地延續中國命脈；
台灣割讓日本，台灣人受異族統治；
國民政府失去對大陸的管轄，以台灣一隅宣稱為全中國土地及人民的合法代表——
在每個歷史事件與其歷程之中，台灣的中國邊緣特質不斷地被強化。
也因此，每個時期的台灣人，特別是台灣人中的社會菁英或領導階層，
都有其特殊的中國認同危機，使得他們在言行上必須強調自身得中國人認同。
這些強調中國認同的言行，又成為台灣社會記憶的重要部分。
不僅個人受現實環境影響，部分記憶被觸發、選擇、強調，而產生認同或是認同變遷。
在現實社會生活的資源競爭中，一個社會群體也經常選擇、強調一些重要過去，
以強化成員間彼此的血緣與假血緣聯繫，藉此凝聚可分享資源的社會人群。
同時，在資源分享與競爭的背景環境發生基本變化時，
社會群體也常重新選擇、創造或詮釋歷史記憶，來改變可分享資源的社會群體範圍（認同變遷）；
對於原有的社會記憶來說，這便是一種「結構性失憶」。
在國民政府撤離大陸後，台灣與大陸分途發展。
光復後台灣的繁榮進步，與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中國的落後與貧困適成強烈對比。
這種社會經濟環境變遷，造成台灣人的認同變遷，以及兩岸間因此產生的衝突與對立。
近二十年來的「台灣經濟奇蹟」是台灣人的驕傲，
因此成為凝聚的最大範疇、最一般性「台灣人認同」的重要集體記憶。
七十與八十年代的黨外運動到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可說是台灣人追求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重要過程。
這也是一個社會擾攘不安的時期。
許多民進黨的領導人物都在這時期有受政治迫害的經驗；其中最重要的可是「美麗島事件」。
這個發生於1979年的嚴重警民衝突事件，使得許多台灣改革運動菁英入獄。
整個事件及審判經由傳播媒體的報導，成為台灣群眾相當重要的集體記憶。
蔣經國的最後一項重要改革是解除戒嚴令，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從此兩岸人民往來日益密切。
無論這個政策性決定的最初動機如何，在赴大陸探親或觀光之後，
兩岸分途發展產生的差異成為許多台灣人的現實經驗，
造成台灣人民對大陸人民產生強烈的「異己感」，如此更強化了他們的台灣人認同。
兩岸間的社會經濟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台灣群眾因為「台灣認同」而主觀地強化這種差異。
這種台灣認同的現實背景是，台灣人不願與中國人分享現有的經濟成果。
尤其在中國大陸不放棄武力侵台，而又處處在國際上否定台灣的政治自主性，
更激化台灣人對大陸中國的敵意。
在兩岸對立的氣氛下，在台灣群眾的言談中或報章雜誌的報導中，
許多赴大陸探親、觀光與投資者的經驗被選擇性的報導、傳播；
主要是強調彼方的奇風異俗，與親歷者在彼處的不愉快經驗。
相對的，兩岸社會相同之處及良好的接觸經驗，則受台灣民眾或社會有意的壓抑。
在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的主導下，文化的本土化與政治上的本土化相輔相成。
凝聚台灣本土認同的主要活動之一是找尋舊台灣記憶；
舊台灣文學、老台灣民俗，此時紛紛成為重新發掘與研究的對象。
在歷史學界，台灣史研究成為顯學；各地方政府也熱心於興修地方志。
台灣社會上到處流行這學台語（福佬語）的風氣。
相對的，台灣人對中國的歷史失憶也在進行之中。
在台灣，九十年代以來的台灣歷史與文化研究有兩個重點：
一是日據時期的歷史，一是原住民（包括平埔族）的文化與族源。
關於日據時期台灣史研究的新潮流，
主要在強調台灣現代化始於這個時期，今日台灣經濟成就主要有賴於日人當年的建設。
這個見解，與另一些學者強調清代中國以及光復後國民政府對台灣建設的貢獻，適成對比。
這種新的台灣史與台灣文化研究風尚，以及相關的歷史詮釋與文化溯源，
反映一種欲脫離中國聯繫的台灣認同，與造成這種認同的歷史記憶重建。
對於許多台灣人而言，在擺脫中國認同最大的負擔便是難以否認的中國移民後裔身分；
原住民研究對此提供一條出路。
在五十年代，來台不久的民族學家們也曾對台灣原住民的起源感興趣；
他們多半強調台灣原住民與中國南方、西南民族的關係。
近年來台灣原住民的溯源研究，皆偏重在原住民與南島民族的關係上。
透過語言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原住民的遷徙史或原住民與南島民族的關係被重建起來。
因台灣原住民被認為是語中國無關的南島民族，
如此，部分台灣人建立一種以南島民族為認同主體的「自我宣稱的血緣聯繫」（assumed blood ties），
同時遺忘「唐山公」以切斷與中國人的關係。
這些現象顯示，在學術研究中，學者根據各學科內部邏輯來進行資料蒐集、分析，並做成結論。
但是，具特殊意識形態的政治與社會壓力團體，
可以影響或決定許多研究計畫語研究經費的目標與用途，吸引學者投入特定主題研究之中。
而專業學術研究的成果，也經常被一些政治與社或團體或一般百姓「普羅化」，
以用以支持特定的意識形態與認同。
這種學術與社會的互動模式不只發生在現代、在台灣，
也是人類社會中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
除了共同起源記憶之外，凝聚人群最重要的便是「集體受難記憶」。
美洲殖民地受英國的剝削，帝國主義在殖民時期對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侵略和欺壓，
這些集體受難經驗都是凝聚人群認同的重要記憶。
對當代中國人來說，七七事變與南京大屠殺等日本侵華事件，
便是凝聚中國人的重要集體受難記憶。
台灣社會近年來對中國的失憶，也表現在官方、民間對七七事變紀念日的冷淡上。
當許多人逐漸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時，對於七七事變給與中國人的災難便失去感同身受的情懷，
於是七七事變紀念日逐漸被遺忘。
從前台灣人對於日人否認南京大屠殺之事的反應都是大加韃伐。
近年台灣政府與輿論界對此的反應，也明顯的歸于平淡。
除了日本據台時期的生活經驗外，台灣民眾對於日本侵華戰爭原來就缺乏記憶；
在退據台灣的國民政府強力推行仇日教育下，這種集體受難記憶才在新一代台灣人中逐漸強化。
因此，隨著執政的國民黨本土化，尤其在許多黨政高層人士皆曾受過日式教育的情況下，
日本侵華戰爭不再成為需時時強化的集體記憶。
兩岸對立下台灣本土化的特徵之一，
便是將台灣一切美好的事物歸因於「日據時代的經驗」，以此否定中國的影響。
因此在各種中日友好協會與親日人士的推動下，
台灣日據時代的記憶也被重新塑造，不愉快的記憶被刻意隱藏。
如此發生在大陸的七七事變與南京大屠殺，更成為不合時宜的記憶了。
另一種集體受難記憶——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記憶——卻在近年來的台灣竟常被集體回憶。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的二二八研究與討論風潮，事實上有其政治背景。
首先，在戒嚴之前二二八事件是學術研究與一般民眾言談間的禁忌，
許多新一代台灣人對此毫無所知；這是一種威權政治下的被迫失憶。
因此，在戒嚴之後這個記憶被重新喚起，
可以被視為當代台灣政府與人民對威權統治時期政治錯誤的指責與檢討。
其次，在某種政治意圖下，二二八事件被詮釋為代表外來政權的國民黨對台灣人民抗暴運動的血腥鎮壓；
藉此反對運動者得以強化二二八事件的記憶，作為打擊「外來政權代表的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工具。
最後，另一種對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模式——代表外省人的國民政府屠殺台灣人民——
也經常被國民黨或民進黨政治人物用在平時或選戰宣傳中，以訴諸族群情緒來打及政治對手。
在如此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下，台灣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集體回憶（包括許多口述歷史之作），
也難免成為一種選擇性集體記憶，而非能完全澄清歷史真相。
在光復初期及往後的一段日子裡，許多外省人將對日本人的怨恨轉移到說日語的台灣人身上；
這種心理傾向，影響他們日後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回憶。
近年來大陸中國對於台灣的壓抑，以及台灣在享受經濟奇蹟後對大陸的鄙視，
也使得部分本省人對「在台灣的大陸人」產生移情的敵意。
這種移情作用，也影響他們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回憶與解釋。
無論如何，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研究活動，都可以當作一種受難記憶的集體回憶活動。
這種集體受難記憶使得一群人得以強化本族群的凝聚，
並由定義誰是受害者、誰是迫害者，來界定此族群範圍與強化族群邊界。
凝聚人群的集體記憶常賴某種將此記憶形象化的物件來保存及強化。
以此及體受難記憶所凝聚的「台灣人認同」，
不僅將大陸的中國人排除在外，也將台灣的外省人排除在外。
台灣的歷史教育原來是以中國歷史與文化為主要內容，以此做為主要的民族精神教育。
因此，各級學校歷史課程的改變，便相當程度的縮減了中國史的上課時數與內容。
依照各級學校歷史與文化教育課程標準草案，修訂後的課程增添了有關台灣的地理、民俗文化、原住民、
台灣的開發及建設，及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歷史，以及近來來台灣的經濟成就等等。
即使如此，許多懷有強烈台灣認同或台獨主張的學者認為這些改變仍是不夠的。
台灣與大陸分途發展的後的政治經濟變遷，造成兩岸間資源環境的改變。
從前在強化中國認同的歷史地理教育中，一個重要主旨便是強調大陸河山的美好與富饒。
其隱含的異議為：在台灣的漢人不願也不能放棄分享大陸資源的權力。
兩岸開放接觸後，台灣的富足與大陸的貧困，無論是客觀事實還是主觀印象，
成為台灣人普遍的經驗與記憶。
在這種資源競爭與分享的背景環境改變時，許多台灣人試圖以改變歷史記憶來造成台灣人的認同變遷。
事實上也就是限定可分享的資源範圍，與限定可分享資源的人群範圍——
在這兩方面都將中國大陸與大陸的中國人排除在外。
於是，創造、詮釋新歷史記憶與歷史失憶同時進行。
在建立新歷史記憶方面，主要是以「日據時代的經驗」與「南島民族的本質」來定義台灣人與台灣文化。
而這兩項集體回憶活動，都在強調台灣人與中國人不同；
台灣人之所以為台灣人，得自中國者少，得自於南島民族本質與日本人的影響者多。
在這個潮流之下台灣政府與人民普遍對九一八等抗戰紀念日失憶，對南京大屠殺失憶。
中國史研究漸被忽略，各級學校中國史的授課內容即時數被削減，
都反映著對中國認同的結構性失憶症正在進行之中。
另一種集體受難記憶，二二八事件，被強化、推廣；
其意義在於，對外以「中國」來將當年的國民政府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藉此抗拒中共對台灣的統一企圖，
對內將當年的國民政府軍人等同於「外省族群」，成為爭論族群功過責任與支持社會資源重分配的利器。
原住民的族群人口雖然不多，但他們在台灣本土化運動中的影響力卻相當大。
主要原因是：只有他們被認為是真正的「本土的」，他們最能代表台灣的「獨特性」，
代表台灣與大陸中國無關的一面。
原住民認同所面對的難題是，除了與外來族群接觸而帶來的共同受難經驗外，
各原住民族群沒有共同的族源歷史記憶。
早期關於台灣土著的研究中，許多學者都強調他們的文化與中國西南或東南各土著文化間的關係。
近年來，學者又多強調台灣原住民與南島民族的密切關係。
這種研究趨向的改變，除了因學科本身的發展外，餔分多少受到台灣本土化潮流的影響。
任何涉及一個族群「起源」的學術研究，無論是以溯源來解釋本族群的存在與本質，或以溯源解釋它民族的存在與本質，
都難免受到研究者本身認同及現實社會背景的影響。
在台灣的例子中，優勢族群研究少數族群的族原歷史，甚至少數族群向優勢族群要求一個起源解釋。
如此，「原住民」的族群本質操縱在優勢族群中；
台灣原住民的來源成為漢系台灣人的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之爭的工具。
這也顯示族群不對等關係下原住民認同的困境。
九十年代以來在台灣進行的重建歷史記憶與失憶，
主要意義在於重新詮釋台灣人與台灣文化的特質，藉此脫離或淡化與中國的關聯。
這樣的歷史記憶重整與認同變遷，自然引起中國大陸政權的重視，而加強其要求統一的決心與腳步。
事實上，在台灣，這種認同變遷潮流也不是人人都能同意，不是時時都在朝此方向發展。
無論在台灣內部或是兩岸之間， 「台灣人的本質」或統獨問題都成了爭論的焦點。
改革開放多年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有相當進步，形成全球經濟強國角逐利益的東亞商圈核心。
台灣在經濟上對大陸市場的依賴愈來愈重，如此又造成新的資源競爭環境——
許多台灣人如今認為台灣無法也不必放棄分享中國大陸市場資源的權力。
在積極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內，也出現了「西進政策」或「政治朝獨走，經濟朝統走」的呼聲。
工具論者的觀點在此得到印證：族群認同是人們在現實利益的抉擇下，
設定邊界以定義哪些人可以分享資源，並藉此排除外人的策略應用。
民進黨內的這種轉變，也造成部分主張台獨的台灣認同 「根基論者」，
另建「建國黨」以堅持台灣獨立建國路線。
台灣的歷史失憶與本土化記憶重建，也引起中國方面的關注。
中國人之成為中國人並不賴共同的體質、語言、風俗習慣等等，
而賴共同的歷史記憶。
中國人與其邊緣人群共同的歷史記意建構與失憶，曾造成中國邊緣的向外擴張。
因此，「正確的歷史」對於中國人的凝聚，以及將邊緣人群維繫在中國四周都非常重要。
這便是為何自古以來中國不僅關心本身的歷史，也關心其邊緣人群的歷史。
現代中國成立後，在現代民族主義概念下，中國人的「邊緣」成為明確的「國界」，
「中國人」的概念擴大為包容各邊緣族群的「中華民族」。
此時，「正確的歷史」就更重要了；
這不僅關係邊緣人群對中國的向心離心，更直接關係現代中國可宣稱、行使主權的範圍 。
代表大陸十二億中國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延續此新舊傳統，對於「正確歷史」的堅持不遺餘力。
因此，對於台灣的本土歷史記憶重建與中國的失憶表示相當的關注。
在武力威脅、外交封鎖台灣之外，大陸中國也時時以歷史理由宣稱台灣是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人民是無可否認的中國人。
同時，台灣史研究在大陸史學界成為重點學術工作。
個人在社群生活中，在不同的境遇下，
與不同的人群共同選擇、強調某些記憶以強化某種認同。
因此形成每一個人的族群認同體系 。
在這認同體系中，個人認同的選擇可能視現實社會情況而變遷。
族群認同以強化共同歷史記意來凝聚。
歷史記憶並非完全建立在人群共同的歷史經驗或歷史事實之上。
而是在許多代表內部不同族群、階級、性別與利益群體的分歧和矛盾的記憶中，
以及外在社會人群的歷史記憶中，
由於爭辯、妥協、消除異端所產生的「記憶」。
藉由這樣的歷史記憶爭辯，人們不斷地定義或重新定義可分享資源的成員範疇，
以及成員間不對等的社會地位與資源分配關係。
如此對於「過去」的爭辯永遠在一個社會內外進行。
依賴集體記憶來凝聚的族群認同是根基性的，因為族群以共同的過去來強調、模擬同胞手足之情，
而同胞手足之情又是人類最基本的人群情感聯繫。
另一方面，以集體記憶凝聚的族群認同也是工具性的，或是視狀況而定的，
因為「共同的過去」可以被集體選擇、遺忘、拾回、甚至創造。
為了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變遷，社會與個人都經常保存多樣的記憶。
在人群的互動中，人們一面集體選擇、重組、爭辯「共同的歷史記憶」，
一方面創造、保存共同的當代記憶，並為未來預設變遷的後路。
人類有許多不同形式、不同性質的社會族群，以此追求群體利益。
「族群」的根基性與工具性，或許部分說明了為何它是其中最普遍、最根本，
也是經常在歷史上、在當今世界各地造成最多衝突與糾紛的人類結群方式。
文章節錄自：王明珂 <華夏民族：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第 十二章
Comment
民族認同是一件很個人的事，深受教育與環境的影響。但當別人強迫我該怎樣認同，加上文攻武嚇，只會讓人不想成為他們的一份子。我尊重中國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因為那是他們教育和環境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台灣人都傾向台獨，這些都是個人的選擇。希望有天中國也懂得尊重台灣人的民族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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