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

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

翟振孝

(一) 研究動機

緬華移民的多元田野觀察

位於台北縣中和市南勢角的華新街及鄰近區域，自1960年代有為數約3至5萬來自緬甸的華人移民聚居此地，他們開設各式專賣滇緬風味的飲食店，販售泰緬食品的雜貨鋪，緬文書報與影帶出租店，經營緬甸珠寶生意的銀樓以及緬甸玉佛雕刻店等櫛比相鄰。此外，1980 年代後期有由緬華移民禮請緬籍法師來台講道所成立的南傳佛教（Theravada Buddhism）弘法會，一年中除依照緬曆節慶舉行法會外，並不定期為個人進行沙彌度僧或化解厄運等宗教儀式。這種種獨特的文化表現，與周圍地區形成異國風貌的鮮明對比，與該地有所接觸的台灣本地居民，通常稱呼此地為「緬甸街」，標示著在台緬華移民們主要聚集的生活空間。筆者自1994年3月開始接觸這群聚集在中和地區的緬甸華人移民，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由成員內部文化生活表現，與外在社會的接觸經驗，討論該社群具有豐厚的族裔特質（諸如宗教、食物、衣飾、美學物質使用、語文及音樂等），並據以在情境變化的過程中產生新認同，進而分析出他們是一「處於形成過程中的族裔群體」（ethnic group-to be）（翟振孝1996）。
　　

在筆者完成碩士論文的翌年，4月中旬的一個假日晌午，部分成員自發性地在華新街舉辦「中和緬甸潑水節」，於巷道口搭建臨時性的表演舞台，以往僅限於少數人的小型潑水活動，如今躍然登上舞台，台上接力演出緬甸歌舞，交織著台下的瘋狂水仗，讓人恍如置身緬甸新年的街頭。這次充滿異國風情的節慶演出，引起中和市公所的高度關注，隔年即擴大規模舉辦，以期吸引廣大的本地民眾參與，在縣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們身著緬甸傳統服飾舉行開幕儀式中展開，不僅中和緬寺的法 師們應邀出席為眾人誦經祈福，由緬華移民們演出的緬甸歌舞更加豐富多元。為此，參與演出的緬華舞者們平日即自組舞蹈團練習，並遠從緬甸「家鄉」學習表演舞 碼，以及採購相關表演服飾道具，以期展現「傳統」緬甸文化樣貌。同時，縣政府在「一鄉鎮一特色」的文化政策推動下，於2001年首次將「中和潑水節」正式 納入「臺北縣文化曆」，使其成為29個鄉鎮中獨有的文化風貌（臺北縣政府2001）。筆者透過長期參與觀察這群聚居在中和的緬華移民，發現他們不再是台灣社會中一個隱而未現的族裔群體，而正逐步邁向族群展演的舞台（翟振孝2004, 2006）。
　　

另一方面，基於碩士論文的研究理解，華人自西南陸路或東南海路往來於緬甸的歷史長遠，而聚居在中和地區的緬華移民，在緬甸社會生活長則三、四世代以上、短則一、兩代，多數係因1960年代緬甸軍政府一連串的限制外僑及排華運動，而迫使向外移居來台（翟振孝1996:32-35）。因此，筆者追溯移民遷動的路徑，於2001年年底首次踏上緬甸國土，並於2005年2月至4月以及11月間多次由南向北分別到仰光（Yangon）、曼德勒 （Mandalay，又稱瓦城）、密支那（Myitkyina）等地進行田野調查，藉以探究緬甸華人歷史性及地域性的文化面向。居住在下緬甸的仰光華人，多數祖籍為福建及廣東兩省，大部分聚集在市中心區廣東大街的南北兩側，和印度裔住民比鄰而居。在大街兩旁緊密地排列各式商家與金舖，販售華人日常用品及食物，區域內並興建有廣東觀音亭、福建媽祖宮等華人寺廟，在華區內不同省籍的華人尚有分區居住的現象，依據多數報導人表示，早期廣東籍華人多居住在上段（即廣東大街以北）的各橫街之中；而福建籍華人則是聚集在下段（廣東大街以南）的區域中，彼此少有混居情況。不同省籍、邑屬的宗親同鄉會或家姓團體，亦依此原則密布於廣東大街南北的巷道間。緬華日常飲食除了家鄉口味之外，也擅長煮食以魚露、蝦醬等調味的緬甸菜式。此外，華人彼此在語言溝通上，除了長一輩曾接受過華文教育，年輕一代多以緬語交談。相對地，居住在曼德勒以北的上緬甸，以雲南藉華人為多數，其日常生活習俗及節慶儀式多數仍維持華人傳統，以熟悉的形式 過著類似於「家鄉」的生活。華人並依據彼此的地域關係、血緣關係或共同利益等，組織同鄉會、宗親會、幫會社團及職業團體等志願性團體，在有效集結並組織緬甸華人的目標上，各類型社團皆扮演重要角色。
　　

但自1960年代緬甸接連發生華文學校收歸國有、軍政府禁辦華文報紙、繼之發生六．二六排華事件後，絕大多數緬南地區的華人及其後代不僅不敢說、不會說華語，華文教育亦零星地轉以非正式補習教育進行；緬北地區則對外改採佛經、孔教或民族（如果敢、佤族）學校等稱名展演，實地裡持續教授子弟華語。這種情形至1990年代末期出現轉型復振，緬甸政府於1998年年底不僅批淮緬華社會禁辦三十餘年的華報出刊，得以官方立場報導華人社會的動態；且2001年華校校友會以成立語言商業中心的名義興學，為全緬甸惟一一所立案的華文學校。筆者在田野期間觀察到多數華人子弟勤於補習華文，期望日後能到華文世界進修發展，授課教師表示亦有愈來愈多的緬甸人或印度人因與華人貿易所需，而掀起一股華語學習的熱潮。整體而言，華人雖然在衣飾、飲食、語言及風俗等方面，因與緬甸社會接觸而多少呈現緬甸特質，但絕大多數的緬甸華人仍抱持有「在緬甸的中國人」作為自我的定位與歸屬（翟振孝2005a）。1990年代以來，緬甸政府對外政策較為開放，多數華人亦有親友在國外（如台灣、港澳、新、馬、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地）求學、工作或移居，時常有友人回到緬甸探親、觀光或貿易投 資，國際接觸經驗顯然更甚於以往。
　　

在緬甸1967年發生排華事件後，約在1970年代北美加拿大亦放寬移民的申請條件，此時有少部分緬甸華人向外移徙來到加拿大，也有緬華在來到台灣之後再次移居加國，逐漸聚集在東岸多倫多市。於是筆者循著移民遷動的去向在2004年10月以及2005年7月至9月至加拿大多倫多巿進行田野研究，發現緬華移民社群雖置身於多倫多的中區唐人街，但主觀上自認為有別於當地同屬祖裔的華人，1970年代末期係以「旅加緬甸華僑」稱呼自己以及共組的團體，其中隱含有視加拿大為客居地、而以緬甸為其「家鄉」的意涵，表現出緬華移民對於自我定位的理解。另在宗教生活方面，1980年代緬華移民亦自行禮請緬甸法師來此 地弘法講經，歷經多年由散居在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加等地區的緬華信徒捐獻集資，終於在2004年6月在市郊購地建造完成一座緬甸式的南傳佛教寺廟，由自緬甸來台的緬籍法師們三地（緬甸、台灣、加拿大）輪流住持。緬寺社群成員中除了有來自台灣、緬甸的華人移民與緬甸人之外，尚有鄰近的斯里蘭卡、泰 國、寮國等的移民們，他們在移居到加拿大之後，基於彼此共享的南傳佛教信仰而聚合為一群體，而該座緬寺也就成為加東地區東南亞裔移民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心。 此外，緬華移民又結合1990年後來自緬甸的難／移民，以「緬甸加拿大人」標記著彼此共同的來源地與現居地，在參與安省所舉辦的多元文化節慶活動時，聯合 其餘亞裔國家20多個自願性社團，共同展現亞洲的異國風貌（翟振孝2005b）。
　　

透過上述跨地域聚集在緬甸仰光、台灣中和、以及加拿大多倫多三地的緬華移民社群的多元田野觀察，筆者探討當今分別生活在不同國族－國家，同是作為「非主體族群」的他們，在緬甸社會展現的是「華人」特質；當他們再次「回流」到以華人為主體的台灣社會，展現的卻是「緬甸」文化表徵；而在廣義的西方社會則以 「南傳佛教」作為泛東南亞裔移民共享的文化質素。這些緬華移民歷經了群體與地域、文化的解離，遷移路徑究竟如何影響其文化構成與變遷？如何模塑社群認同的展現？與當地主體社群的互動過程與模式為何？其社群的界限與再生產形式如何？人群聚合依恃何種機制運作？而散居各地的成員如何維持與來源地及彼此間的連 繫？其中人口、資本、商品、資訊的流動又將形成何種型態的移民跨境網絡？這些均是筆者在接觸緬華跨國移民前後逾十年的田野經驗中，持續探究的核心議題。

(二) 研究對象及目的：

人群、地域與文化的反思

筆者論文研究主題主要受到近年來人類學反省思潮的影響，包括：學科傳統對於人群與地域以及社會文化三者間密切關連的基本假設；由文化特質而非以主觀認同或展演取向作為族群構成的基礎；以及民族誌實踐向來是在單一田野地點進行長期參與觀察研究，以探求研究對象各文化面向表現的再思考。然而，隨著當代社會文化以全球化、跨國主義、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及移民離散 （diaspora）等為其特色，取而代之成為學科的研究客體，於是原先將研究對象限定於特定時空中的人群活動，而忽略其歷史深度及背後區域性與世界性力量的文化預設，也就廣受質疑與批評（如Appadurai 1996; Clifford 1999; Friedman 2002; Gupta & Ferguson 1997），此舉引發學者們對於社群界限的反思（如陳文德、黃應貴 2002; 何翠萍等 2004），以及跨國族群景觀（ethnoscape）與多場地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概念的提出（如Appadurai 1991; Marcus 1995）。而跨國移民正是彰顯人群與地域的分離、與原屬文化的脫鉤，因此筆者在本研究中，嘗試將研究視野放置在當代全球化新社會文化情境中，以長期接觸的緬華移民為對象，由多元田野觀察移民的文化現象與社會關係，探討人群跨地域連結，並透過文化展演與社群想像作為人群歷經遷徙後重組的重要機制。

這群「共享來自緬甸源起的華人移民」，他們究竟是一群（單一文化）？還是多群（多元文化）？對於群體內部及對當地主體社會而言，他們的人群分類意義是否相同？而以散居華人（diaspora Chinese）作為一個整體人群的概念範疇是否適宜？這是否意謂著移外的緬華社群其文化展現均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居住在緬甸的華人係由中國移出的第一批移民及其後代所構成，而後移居到台灣或遠赴加拿大者，應是自緬甸移出的第二波移民，兩者之間是否應有所區辨？他們離「鄉」念「鄉」的對象究竟是中國？還是緬甸？歷經遷動的他們都是diaspora “Chinese”嗎？有沒有可能某種程度上是diaspora “Burmese”呢？所謂的”diaspora”（離散裔群）現象，若就緬華移民主觀認同的角度而言，他們似乎既未離、亦未散，各個生活場域仍與來源地維持緊密連結，那麼他們究竟是一什麼性質的社群？在當代國族－國家力量作用下，居住各地的緬華移民與當地各族群及社會的互動關係及過程如何？換言之，筆者 以移民研究作為切入角度，不僅是遷動中的緬華個案研究，同時對於人類學的族群、文化、移民、田野實踐等概念進行反思。

(三) 文獻回顧：

人類學的跨國移民研究

社群人口的空間移動， 是近現代顯性的社會現象之一。大體而言，人群有因政治、經濟、軍事、宗教、家庭、追求異文化真實性（authenticity）等要素，而以移民、流亡 （exile）、商賈貿易、外籍勞力、異國婚姻、宗教朝聖、觀光旅行等形式所表現的人口流動（如Appadurai 1996; Brettell 2000, 2003; Brettell & Hollifield 2000; Castle 1993; Clifford 1999; Friedman 1999; Graburn 1989; Gupta & Ferguson 1997; MacCannell 1999）。其中，針對全球化大規模的跨國移民現象（mas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有來自人口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等學者，以各自的理論基礎及方法論進行研究，包括由上而下的宏觀研究取向，著重國家移民政策或市場力量的主導；另一方面，強調由下而上的微觀取徑，則聚焦於移民個體或家庭經驗層次的探索（Brettell & Hollifield 2000: 1-2）。
　　

其中人類學的移民研究，傳統以人口學量性分析為基礎，對於遷移議題著重探討與文化生態的關係、移民適應，以及移民在城市的調適等（李亦園 1980: 424-431）。此外，有關族群意識或族群性（ethnicity）研究興起的原因之一，亦主要受到近現代在北美及西歐等白人主體世界中，非白人裔移民 永無止息的遷入影響，因而族群研究在處理此一議題上，尤以探究移民裔群的生活適應、律法、社會不均等、文化變遷、及祖國與移入國家認同的矛盾等問題最為熱門（謝世忠 2000: 1）。換言之，人類學的移民研究，往往與社會發展、族群意識、性別關係、移民網絡等主題相結合，以進行移民群體的文化適應、社會組織形式、族群意識與族群 變遷等質性議題的探究（Brettell 1996: 793, 2000: 98; Kearney 1986, 1995）。

人類學移民研究的典範屢經更迭，由早期探討移民類型為主的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為古典遷移理論，學者認為透過類型分析可以清晰反映出移民的原因、動機以及決策機制（Jackson 1986: 13-14; Bretell 2000），但易流於簡化而無法真實呈現複雜因素交錯運作過程。此外，移民研究亦受到現代化理論及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例如大／小傳統的城鄉連續體理論 （folk-urban continuum model），或是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將人口流動視為具有全球化的力量，或是受到全球化勞力市場操控的結果（Wolf 1982; Bretell 2000），然而卻無法有效地解釋人口漂移現象，早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即已存在的事實。因此，相對於資本主義或世界體系強調移民的被動角色，另有學者提出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分析取向，著重移民在遷移過程中的能動性，不僅在跨越地理、政治與文化疆界的領域中運作，重新建構其新生活及認同，也和移出國家之間維持連繫，縮短彼此的社會距離（Schiller et al. 1999; Brettell 2000; Kearney 1995）。換言之，我們若採由跨國主義觀點來看，移民將不再是「失根」的（uprooted）、與地域文化脫節的，而可以是自由往來於不同國界、文化及社會體系間，對於移出社會帶來經濟性及社會性的衝擊與改變，反映當代時空的轉變（Brettell 2000: 104-105）。
　　

Michael Kearney（1986）另在有關人類學的全球化與跨國主義回顧研究中指出，人口、資本、商品、資訊及符號等在全球及跨國的空間中流動，將引發社群成員 認同變遷。研究者不同於以往以固定性、地方性社群作為分析單位，轉而以非定著的、穿透性的全球空間，重新思考社群的本質為何？個體如何成為社群的一份子 （如Appadurai 1991; Kearney 1995; Gupta and Ferguson 1997）？人口流動造成的文化接觸，如何使社群周邊游移並形成邊界文化（border cultures）（如Alvarez 1995; Kearney 1991）？而跨國移民如何運用其對於地方的記憶（memory of place），想像性建構新的認同與歸屬？換言之，全球化視野下的移民研究，若由文化主位觀之，著重的是移民的調適與適應問題；而由文化客位觀之，則關注移民在移入社會的整合融入過程。
　　

綜上所述，移民研究無論是採取傳統的古典推拉模型，或是世界體系中的勞力市場操控，抑或全球化跨國主義研究取向，對於遷移的原因、移民動機、移民形式、移民的適應與同化、移民與家鄉的連繫紐帶等主題，均是基本的關注焦點。然而，跨國主義的提出意味著研究視野與參考架構的轉變，反映的正是人類學跳脫界限清晰的分析單位（bounded units of analysis）、地域化的社群研究（localized community studies），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文化形式，並轉變為移民跨地域連結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