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男人站出來了,他高喊「以筆為旗」;
又一個男人站出來了,他寫出《清水裡的刀子》;
如今,我也想跟著站出來
我沒能寫出什麼

但我跟他們流著一樣的血、一樣的淚。

5/11/2011

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



遷移、文化與認同:緬華移民的社群建構與跨國網絡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
翟振孝


() 研究動機
緬華移民的多元田野觀察



位於台北縣中和市南勢角的華新街及鄰近區域,自1960年代有為數約35萬來自緬甸的華人移民聚居此地,他們開設各式專賣滇緬風味的飲食店,販售泰緬食品的雜貨鋪,緬文書報與影帶出租店,經營緬甸珠寶生意的銀樓以及緬甸玉佛雕刻店等櫛比相鄰。此外,1980 年代後期有由緬華移民禮請緬籍法師來台講道所成立的南傳佛教(Theravada Buddhism)弘法會,一年中除依照緬曆節慶舉行法會外,並不定期為個人進行沙彌度僧或化解厄運等宗教儀式。這種種獨特的文化表現,與周圍地區形成異國風貌的鮮明對比,與該地有所接觸的台灣本地居民,通常稱呼此地為「緬甸街」,標示著在台緬華移民們主要聚集的生活空間。筆者自19943月開始接觸這群聚集在中和地區的緬甸華人移民,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對象,由成員內部文化生活表現,與外在社會的接觸經驗,討論該社群具有豐厚的族裔特質(諸如宗教、食物、衣飾、美學物質使用、語文及音樂等),並據以在情境變化的過程中產生新認同,進而分析出他們是一「處於形成過程中的族裔群體」(ethnic group-to be)(翟振孝1996)。
  
在筆者完成碩士論文的翌年,4月中旬的一個假日晌午,部分成員自發性地在華新街舉辦「中和緬甸潑水節」,於巷道口搭建臨時性的表演舞台,以往僅限於少數人的小型潑水活動,如今躍然登上舞台,台上接力演出緬甸歌舞,交織著台下的瘋狂水仗,讓人恍如置身緬甸新年的街頭。這次充滿異國風情的節慶演出,引起中和市公所的高度關注,隔年即擴大規模舉辦,以期吸引廣大的本地民眾參與,在縣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們身著緬甸傳統服飾舉行開幕儀式中展開,不僅中和緬寺的法 師們應邀出席為眾人誦經祈福,由緬華移民們演出的緬甸歌舞更加豐富多元。為此,參與演出的緬華舞者們平日即自組舞蹈團練習,並遠從緬甸「家鄉」學習表演舞 碼,以及採購相關表演服飾道具,以期展現「傳統」緬甸文化樣貌。同時,縣政府在「一鄉鎮一特色」的文化政策推動下,於2001年首次將「中和潑水節」正式 納入「臺北縣文化曆」,使其成為29個鄉鎮中獨有的文化風貌(臺北縣政府2001)。筆者透過長期參與觀察這群聚居在中和的緬華移民,發現他們不再是台灣社會中一個隱而未現的族裔群體,而正逐步邁向族群展演的舞台(翟振孝2004, 2006)。
  
另一方面,基於碩士論文的研究理解,華人自西南陸路或東南海路往來於緬甸的歷史長遠,而聚居在中和地區的緬華移民,在緬甸社會生活長則三、四世代以上、短則一、兩代,多數係因1960年代緬甸軍政府一連串的限制外僑及排華運動,而迫使向外移居來台(翟振孝1996:32-35)。因此,筆者追溯移民遷動的路徑,於2001年年底首次踏上緬甸國土,並於20052月至4月以及11月間多次由南向北分別到仰光(Yangon)、曼德勒 Mandalay,又稱瓦城)、密支那(Myitkyina)等地進行田野調查,藉以探究緬甸華人歷史性及地域性的文化面向。居住在下緬甸的仰光華人,多數祖籍為福建及廣東兩省,大部分聚集在市中心區廣東大街的南北兩側,和印度裔住民比鄰而居。在大街兩旁緊密地排列各式商家與金舖,販售華人日常用品及食物,區域內並興建有廣東觀音亭、福建媽祖宮等華人寺廟,在華區內不同省籍的華人尚有分區居住的現象,依據多數報導人表示,早期廣東籍華人多居住在上段(即廣東大街以北)的各橫街之中;而福建籍華人則是聚集在下段(廣東大街以南)的區域中,彼此少有混居情況。不同省籍、邑屬的宗親同鄉會或家姓團體,亦依此原則密布於廣東大街南北的巷道間。緬華日常飲食除了家鄉口味之外,也擅長煮食以魚露、蝦醬等調味的緬甸菜式。此外,華人彼此在語言溝通上,除了長一輩曾接受過華文教育,年輕一代多以緬語交談。相對地,居住在曼德勒以北的上緬甸,以雲南藉華人為多數,其日常生活習俗及節慶儀式多數仍維持華人傳統,以熟悉的形式 過著類似於「家鄉」的生活。華人並依據彼此的地域關係、血緣關係或共同利益等,組織同鄉會、宗親會、幫會社團及職業團體等志願性團體,在有效集結並組織緬甸華人的目標上,各類型社團皆扮演重要角色。
  
但自1960年代緬甸接連發生華文學校收歸國有、軍政府禁辦華文報紙、繼之發生六.二六排華事件後,絕大多數緬南地區的華人及其後代不僅不敢說、不會說華語,華文教育亦零星地轉以非正式補習教育進行;緬北地區則對外改採佛經、孔教或民族(如果敢、佤族)學校等稱名展演,實地裡持續教授子弟華語。這種情形至1990年代末期出現轉型復振,緬甸政府於1998年年底不僅批淮緬華社會禁辦三十餘年的華報出刊,得以官方立場報導華人社會的動態;且2001年華校校友會以成立語言商業中心的名義興學,為全緬甸惟一一所立案的華文學校。筆者在田野期間觀察到多數華人子弟勤於補習華文,期望日後能到華文世界進修發展授課教師表示亦有愈來愈多的緬甸人或印度人因與華人貿易所需,而掀起一股華語學習的熱潮。整體而言,華人雖然在衣飾、飲食、語言及風俗等方面,因與緬甸社會接觸而多少呈現緬甸特質,但絕大多數的緬甸華人仍抱持有「在緬甸的中國人」作為自我的定位與歸屬(翟振孝2005a)。1990年代以來,緬甸政府對外政策較為開放,多數華人亦有親友在國外(如台灣、港澳、新、馬、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地)求學、工作或移居,時常有友人回到緬甸探親、觀光或貿易投 資,國際接觸經驗顯然更甚於以往。
  
在緬甸1967年發生排華事件後,約在1970年代北美加拿大亦放寬移民的申請條件,此時有少部分緬甸華人向外移徙來到加拿大,也有緬華在來到台灣之後再次移居加國,逐漸聚集在東岸多倫多市。於是筆者循著移民遷動的去向在200410月以及20057月至9月至加拿大多倫多巿進行田野研究,發現緬華移民社群雖置身於多倫多的中區唐人街,但主觀上自認為有別於當地同屬祖裔的華人,1970年代末期係以「旅加緬甸華僑」稱呼自己以及共組的團體,其中隱含有視加拿大為客居地、而以緬甸為其「家鄉」的意涵,表現出緬華移民對於自我定位的理解。另在宗教生活方面,1980年代緬華移民亦自行禮請緬甸法師來此 地弘法講經,歷經多年由散居在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加等地區的緬華信徒捐獻集資,終於在20046月在市郊購地建造完成一座緬甸式的南傳佛教寺廟,由自緬甸來台的緬籍法師們三地(緬甸、台灣、加拿大)輪流住持。緬寺社群成員中除了有來自台灣、緬甸的華人移民與緬甸人之外,尚有鄰近的斯里蘭卡、泰 國、寮國等的移民們,他們在移居到加拿大之後,基於彼此共享的南傳佛教信仰而聚合為一群體,而該座緬寺也就成為加東地區東南亞裔移民共同的宗教信仰中心。 此外,緬華移民又結合1990年後來自緬甸的難/移民,以「緬甸加拿大人」標記著彼此共同的來源地與現居地,在參與安省所舉辦的多元文化節慶活動時,聯合 其餘亞裔國家20多個自願性社團,共同展現亞洲的異國風貌(翟振孝2005b)。
  
透過上述跨地域聚集在緬甸仰光、台灣中和、以及加拿大多倫多三地的緬華移民社群的多元田野觀察,筆者探討當今分別生活在不同國族-國家,同是作為「非主體族群」的他們,在緬甸社會展現的是「華人」特質;當他們再次「回流」到以華人為主體的台灣社會,展現的卻是「緬甸」文化表徵;而在廣義的西方社會則以 南傳佛教」作為泛東南亞裔移民共享的文化質素。這些緬華移民歷經了群體與地域、文化的解離,遷移路徑究竟如何影響其文化構成與變遷?如何模塑社群認同的展現?與當地主體社群的互動過程與模式為何?其社群的界限與再生產形式如何?人群聚合依恃何種機制運作?而散居各地的成員如何維持與來源地及彼此間的連 繫?其中人口、資本、商品、資訊的流動又將形成何種型態的移民跨境網絡?這些均是筆者在接觸緬華跨國移民前後逾十年的田野經驗中,持續探究的核心議題。


() 研究對象及目的:
人群、地域與文化的反思

筆者論文研究主題主要受到近年來人類學反省思潮的影響,包括:學科傳統對於人群地域以及社會文化三者間密切關連的基本假設;由文化特質而非以主觀認同或展演取向作為族群構成的基礎;以及民族誌實踐向來是在單一田野地點進行長期參與觀察研究,以探求研究對象各文化面向表現的再思考。然而,隨著當代社會文化以全球化跨國主義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及移民離散 diaspora)等為其特色,取而代之成為學科的研究客體,於是原先將研究對象限定於特定時空中的人群活動,而忽略其歷史深度及背後區域性與世界性力量的文化預設,也就廣受質疑與批評(如Appadurai 1996; Clifford 1999; Friedman 2002; Gupta & Ferguson 1997),此舉引發學者們對於社群界限的反思(如陳文德、黃應貴 2002; 何翠萍等 2004),以及跨國族群景觀(ethnoscape)與多場地民族誌(multi-sited ethnography)概念的提出(如Appadurai 1991; Marcus 1995)。而跨國移民正是彰顯人群與地域的分離、與原屬文化的脫鉤,因此筆者在本研究中,嘗試將研究視野放置在當代全球化新社會文化情境中,以長期接觸的緬華移民為對象,由多元田野觀察移民的文化現象與社會關係,探討人群跨地域連結,並透過文化展演與社群想像作為人群歷經遷徙後重組的重要機制。

這群「共享來自緬甸源起的華人移民」,他們究竟是一群(單一文化)?還是多群(多元文化)?對於群體內部及對當地主體社會而言,他們的人群分類意義是否相同?而以散居華人(diaspora Chinese)作為一個整體人群的概念範疇是否適宜?這是否意謂著移外的緬華社群其文化展現均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居住在緬甸的華人係由中國移出的第一批移民及其後代所構成,而後移居到台灣或遠赴加拿大者,應是自緬甸移出的第二波移民,兩者之間是否應有所區辨?他們離「鄉」念「鄉」的對象究竟是中國?還是緬甸?歷經遷動的他們都是diaspora “Chinese”嗎?有沒有可能某種程度上是diaspora “Burmese”呢?所謂的”diaspora”(離散裔群)現象,若就緬華移民主觀認同的角度而言,他們似乎既未離、亦未散,各個生活場域仍與來源地維持緊密連結,那麼他們究竟是一什麼性質的社群?在當代國族-國家力量作用下,居住各地的緬華移民與當地各族群及社會的互動關係及過程如何?換言之,筆者 以移民研究作為切入角度,不僅是遷動中的緬華個案研究,同時對於人類學的族群、文化、移民、田野實踐等概念進行反思。


() 文獻回顧:
人類學的跨國移民研究

社群人口的空間移動, 是近現代顯性的社會現象之一。大體而言,人群有因政治、經濟、軍事、宗教、家庭、追求異文化真實性(authenticity)等要素,而以移民、流亡 exile)、商賈貿易、外籍勞力、異國婚姻、宗教朝聖、觀光旅行等形式所表現的人口流動(如Appadurai 1996; Brettell 2000, 2003; Brettell & Hollifield 2000; Castle 1993; Clifford 1999; Friedman 1999; Graburn 1989; Gupta & Ferguson 1997; MacCannell 1999)。其中,針對全球化大規模的跨國移民現象(mas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有來自人口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等學者,以各自的理論基礎及方法論進行研究,包括由上而下的宏觀研究取向,著重國家移民政策或市場力量的主導;另一方面,強調由下而上的微觀取徑,則聚焦於移民個體或家庭經驗層次的探索(Brettell & Hollifield 2000: 1-2)。
  
其中人類學的移民研究,傳統以人口學量性分析為基礎,對於遷移議題著重探討與文化生態的關係、移民適應,以及移民在城市的調適等(李亦園 1980: 424-431)。此外,有關族群意識或族群性(ethnicity)研究興起的原因之一,亦主要受到近現代在北美及西歐等白人主體世界中,非白人裔移民 永無止息的遷入影響,因而族群研究在處理此一議題上,尤以探究移民裔群的生活適應、律法、社會不均等、文化變遷、及祖國與移入國家認同的矛盾等問題最為熱門(謝世忠 2000: 1)。換言之,人類學的移民研究,往往與社會發展、族群意識、性別關係、移民網絡等主題相結合,以進行移民群體的文化適應、社會組織形式、族群意識與族群 變遷等質性議題的探究Brettell 1996: 793, 2000: 98; Kearney 1986, 1995)。

人類學移民研究的典範屢經更迭,由早期探討移民類型為主的推拉模式(push-pull model)為古典遷移理論,學者認為透過類型分析可以清晰反映出移民的原因、動機以及決策機制Jackson 1986: 13-14; Bretell 2000),但易流於簡化而無法真實呈現複雜因素交錯運作過程。此外,移民研究亦受到現代化理論全球資本主義影響,例如大/小傳統的城鄉連續體理論 folk-urban continuum model),或是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將人口流動視為具有全球化的力量,或是受到全球化勞力市場操控的結果(Wolf 1982; Bretell 2000),然而卻無法有效地解釋人口漂移現象,早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即已存在的事實。因此,相對於資本主義或世界體系強調移民的被動角色,另有學者提出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分析取向,著重移民在遷移過程中的能動性,不僅在跨越地理、政治與文化疆界的領域中運作,重新建構其新生活及認同,也和移出國家之間維持連繫,縮短彼此的社會距離Schiller et al. 1999; Brettell 2000; Kearney 1995)。換言之,我們若採由跨國主義觀點來看,移民將不再是「失根」的(uprooted)、與地域文化脫節的,而可以是自由往來於不同國界、文化及社會體系間,對於移出社會帶來經濟性及社會性的衝擊與改變,反映當代時空的轉變Brettell 2000: 104-105)。
  
Michael Kearney1986)另在有關人類學的全球化與跨國主義回顧研究中指出,人口、資本、商品、資訊及符號等在全球及跨國的空間中流動,將引發社群成員 認同變遷。研究者不同於以往以固定性、地方性社群作為分析單位,轉而以非定著的、穿透性的全球空間,重新思考社群的本質為何?個體如何成為社群的一份子 (如Appadurai 1991; Kearney 1995; Gupta and Ferguson 1997)?人口流動造成的文化接觸,如何使社群周邊游移並形成邊界文化border cultures)(如Alvarez 1995; Kearney 1991)?而跨國移民如何運用其對於地方的記憶(memory of place),想像性建構新的認同與歸屬?換言之,全球化視野下的移民研究,若由文化主位觀之,著重的是移民的調適與適應問題;而由文化客位觀之,則關注移民在移入社會的整合融入過程。
  
綜上所述,移民研究無論是採取傳統的古典推拉模型,或是世界體系中的勞力市場操控,抑或全球化跨國主義研究取向,對於遷移的原因、移民動機移民形式移民的適應與同化移民與家鄉的連繫紐帶等主題,均是基本的關注焦點。然而,跨國主義的提出意味著研究視野與參考架構的轉變,反映的正是人類學跳脫界限清晰的分析單位(bounded units of analysis)、地域化的社群研究(localized community studies),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文化形式,並轉變為移民跨地域連結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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