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人文及社會的知識，其實都是詮釋的產物；
詮釋並非憑空而生，而是來自特定的時空及歷史情境的男男女女；
任何了解與詮釋都必須以世俗化、歷史化、脈絡化的方式來進行。
而任何讀者與詮釋者也必然早已處於特定的時空位置，
具有特定的意義和形形色色的從屬關係，
沒有所謂客觀、中立、超然之說。任何讀者與詮釋者之間，
更該警覺到自己可能具有的限制和偏見，
努力嘗試突破自己的情境和產生文本的情境這兩者可能造成的障礙。
歷史不能如此以二分法的方式簡化，
歷史會在一塊又一塊疆域之間相互滲透，
跨越原本會將我們分裂為敵對陣營的邊界。
將西方主宰合理化的觀念事實上是對西方強權不加批判的偶像化。
所謂「言辭政治」(Word politics)：
雙方之間的你來我往、挑戰與回應、特定論述空間的開放與關閉：
這些因素組成了「言辭政治」，
雙方並藉之來設定情境、為行動找理由、排除選擇方案、逼迫對方改弦易轍。
我無法斷言是否有所謂的「絕對真實」(absolute truth)或者「完全真實的知識」(perfectly true knowledge)
媒體呈現的伊斯蘭教與文化界對伊斯蘭教的態度，
彰顯的不僅是「伊斯蘭教」，還有文化中的機制，
以及資訊、知識與國家政策的政治運作。
對穆斯林與非穆斯林而言，伊斯蘭教是個既客觀又主觀的事實，
因為人們是在自身的信仰、社會、歷史與傳統中創造事實。
媒體的伊斯蘭教、西方學者的伊斯蘭教、西方記者的伊斯蘭教以及穆斯林的伊斯蘭教，
全都是意志與詮釋的行動，發生在歷史之中，
而且只能夠被當作意志與詮釋的行動，放在歷史中處理。
沒有人在生活之中能直接觸及真理或真實，
我們每個人都處在事實上由人類組成的世界，
其中「國家」或「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這類事物是源於傳統共識、歷史 進程，
以及最重要的：人類賦予這些事物特質以資辨別的刻意努力。
我們對真實的感知，
不僅倚賴我們為自身塑造的詮釋與意義，還倚賴我們接收的詮釋與意義。
人生活在二手的世界，他們覺察到的經驗遠多於親身體驗，他們自己的經驗又是間接的。
他們生活的品質決定於他們從別人那裡接收的意義。
每個人都活在這種意義的世界中。
沒有人會單獨正面遭遇千真萬確的世界，他們的經驗本身是由刻板化的 意義來選擇，
必由現成的詮釋來形塑。
他們關於世界以及自身的形象，來自於眾多他們從未見過也不應該見到的證人。
但是對每個人而言，這些形象—由陌生人與已 死之人提供—正是他們為人類的生活基礎。
人們的意識無法決定他們的實質存在，而他們的實質存在也無法決定他們的意識。
在意識與存在之間，矗立著其他人傳遞過來的意義、設計與溝通—
首先是藉由人類的語言，然後是對符號的 處理。
這些接收的與受到操縱的詮釋，會深刻影響人類關於自身存在等各種意識。
對於人們看到的事物、如何回應、有何感受，以及如何回應這些感受，詮釋也提供 了線索。
符號聚焦經驗、意義組織知識，而且對於表面片刻知覺的引導，不下於對終身的渴望嚮往。
的確，每個人都會觀察自然、社會事件以及自身；
但是他並沒有 也從來沒有去觀察他對自然、社會事件以及自身信以為真的事實。
每個人所說的確切事實、合理詮釋、恰當再現，
有一大部分越來越倚賴觀察哨站、詮釋中心與再現 供應站。
大眾媒體強大的集中力，可以說形成了詮釋的共同核心，提供關於伊斯蘭教的某種圖像，
而且也反映了媒體所服務社會的深厚利益。
伴隨者這幅圖像—其實不只是圖像，還包括一套可以用以相互溝通的圖像感受—而來的，
我們可以稱之為圖像的全面脈絡(Over-all context)，
我用脈絡的意思是指圖像的背景、它在現實中的地位、它蘊含的價值，
以及相當重要的，它要促使觀者產生的心態。
媒體製造的事物儘管具有多樣性與差異性，
也不論我們如何為其辯駁，這些事物既非自發的也不是全然「自由的」：
「新聞」並不只是發生，畫面與概念不是直接從現實躍入我們的心中，
真相也不是隨手可得，我們並沒有無限的多樣性可隨意選擇。
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然的世界：像報紙、新聞和意見這些事物並不是自然發生，
它們是被製造的，是人類意志、歷史、社會情況、機構的結果，也是個人職業的傳統。
媒體的目標諸如客觀性、真實性、寫實報導與精確性，都是具高度相對性的術語，
它們表達的恐怕是意願而非可以達成的目標。
社會中新聞與意見的形成大體上都是依據規則、侷限於框架、運用傳統做法，
使得整個過程具備非常明確的整體特質。
就像每個人一樣，記者會假定某些事物是正常 的；
價值觀被內化而且不須時時檢驗，例如個人所處社會的習慣會被視為理所當然；
在報導外國社會文化時，一個人的教育、國籍與宗教不能被忽略；
對於職業行為 準則以及行事風格的自覺，會涉及一個人說的話、如何說，以及為誰而說。
寫新聞與說故事(Writing News and Telling Stories)
「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培養出來的共生和敵對關係」
以及記者「對於他們報導的事件，添加的比取材的還要多」
一般而言，第三世界—尤其是伊斯蘭國家—已經從新聞的來源者轉變為新聞的消費者，
有史以來第一次(第一次以這般規模)，
伊斯蘭世界要藉由西方製造的形象、歷史與資訊來了解自身。
伊斯蘭世界的學生與學者目前仍倚賴美國與歐洲的圖書館與學術機構，
才能獲知今日所謂的中東研究
(整個伊斯蘭世界沒有一座真正完整且核心的阿拉伯資料圖書館)
伊斯蘭教討論主要是在—但並不全然—是在教義與意識形態等層面。
伊斯蘭教內部還有必須與另外兩個層面仔細區分的第三個層面，
其中包括將各種意識形態生活化的方式、聯繫意識形態的作法、影響甚至激發意識形態的做法。
伊斯蘭教在特定地理位置生根的原因，是生態環境，還是社會經濟結構，
還是定居生活與遊牧生活方式之間某種特殊關係。
「伊斯蘭教」與其衍生的術語都是「理想型」(ideal type)，
運用精微，帶有無數的意義限制與調適變化，如果是要充作歷史詮釋的原則，還得與其他理想型結合。
它們的運用範圍須視我們正在撰寫的歷史型態而 定。
連最狂熱的「伊斯蘭」國家，解釋其體制與政策時都必須考量其地理位置、經濟需求、王朝與統治者利益等因素。
就算是那些看似奠基於伊斯蘭律法的體制，其歷史也無法從伊斯蘭因素得到完整的解釋，地方風俗習慣總有辦法融入實際施行的伊斯蘭律法。
只有某些型態的思想史，至少在前現代時期，能夠以伊斯蘭因素作為解釋的主力，
視之為一種外來理念與源自伊斯蘭教內部理念的混合過程，形成一個自給自足、自力發展的體系。
在信徒的思想上，「伊斯蘭願景」(Islamic Vision)使他們陷進創造性的兩難處境中。
什麼是正義？什麼是邪惡？
什麼時候該倚賴正統與傳統？什麼時候適用個人詮釋？
雖然西方的「新聞」與「形象」控制權不在穆斯林手中，同樣可以確定的是，
穆斯林之所以不能夠能採取行動改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普遍遲遲未能了解自身這種依賴性。
就那些因石油致富的國家而言，他們缺乏的是一種協同一致的政治決定，以認真的態度參與世界；
這種缺憾證明那些無法團結的穆斯林國家在政治上並未動 員，也沒有一貫的立場。
人們已經沒有多少理由，一方面為「西方」對於阿拉伯語伊斯蘭教的敵意而哀嘆，
一方面卻只是義憤填膺，不採取行動。
當人們勇敢地分析這股敵意的來由以及那些激發敵意的「西方」層面，
就等於向改變現況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穆斯林與東方人必須創造並且傳播一種不同型態的歷史、一種新的社會 學、一種新的文化自覺：
簡而言之，穆斯林必須強調以生活實踐新型態歷史的目標，
並以目的性與急迫感的嚴肅性探索「伊斯蘭世界」(Islamicate World)及其中許多不同的社會，
並將其結果傳送至穆斯林世界之外。
將人視為「一個選擇，一場抗爭，一種不斷的變化。他永遠不斷地遷徙，在他的心中遷徙，從造人的泥土到真主。他是內在靈魂的遷徙者。」
就算只是去理解「新聞」，
在某方面也意味著理解我們自身，
理解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環節是如何運作。
西方生活方式並不一定要激起敵意與衝突，才能澄清我們對自身世界地位的覺察。
如果美國能從越南悲劇學到一項教訓，應該就是體認別的國家畢竟並非我們所能「失去」，
對於那些深受自身歷史、文化與宗教影響的古老國家，我們並未擁有裁決其事態發展的能力。
人類的知識其實是由人類製造出來的。
「興趣」來自需要，需要則有賴於從經驗中激發的事物協同作用與唇齒相依—
愛好、恐懼、好奇等等，
無論人類生存在何時何地，這些事物都會發生作用。
學術訓練會規範並標準化其研究的對象(也可以說，學術訓練創造其研究對象)，
效率遠高於它們分析自身或是省思自身的行為。
其最後結果，我想只是一種套套邏輯式的沉溺，
並且被認定為對另一種文化的完整性知識。
伊斯蘭教的負面形象一直遠比其他任何一種形象來得盛行，
所對應的也不是伊斯蘭教的「本來面目」，而是對應特定社會重要部門所認定的伊斯蘭教。
這些社會部門 擁有宣揚那種伊斯蘭教特殊形象的權力與意志，
是故讓此一形象比所有其他形象更為盛行、更為顯眼，
這個過程須藉由一種設定限制並施加壓力的共識運作來完成。
在這樣一個時代中，知識的創造與散播將扮演極具關鍵性的角色。
然而除非我們能夠從人性與政治的面向，將知識理解為某種必須爭取的事物，
而且知識效力對象是人類和平共存與社會群體，
而不是特定的種族、國家、階級或宗教，否則我們的前景將黯淡無光。
詮釋極為倚賴詮釋者的身分、他或她發言的對象、他或她的詮釋目的、
詮釋行為在什麼樣的歷史時刻進行。
在這方面，所有詮釋者都可以稱之為「情境的」(situational)：
他們總是發生在某個情境之中，情境與詮釋的關係是「從屬的」(affiliative)。
詮釋是一種社會活動，而且無可避免地會與產生它的情境發生關連，
這情境或是賦予它知識的地位，或是判定它不夠做為知識。
任何知識都不能忽略其情境；而且沒有對此情境做詮釋之前，詮釋就不算完成。
很明顯地，諸如情感、習慣、傳統、關係與價值這些不科學的干擾，都是任何詮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每一位詮釋者都是讀者，根本不存在所謂中立、不具價值判斷的讀者。
每一位讀者既是一個獨特的自我，也是社會中的一份子，與社會之間有各式各樣的從屬關係。
詮釋者必須以一 種訓練有素的方法，
尋求運用理性或他從制式教育(本身即是一段漫長的詮釋過程)中得到的資訊。
詮釋者必須大費周章才能夠穿越兩個情境之間的障礙，
一個是詮 釋者本身所處的情境，一個是創造文本的時空情境。
換言之，詮釋者會在他或她的人性情境中理解自身，理解文本並參照它的情境以及產生它的人性情境。
而知識— 其本身非常不穩定—會在詮釋的終點出現，而從來沒有一種詮釋、理解以及知識不會涉及利益。所謂「人文學詮釋」(humanistic interpretation)
其實是濫觴於詮釋者覺察到自身的偏見以及受詮釋文本引發的疏離感等，
詮釋者必須從一開始就對文本的「新穎性」(newness)特質保持敏銳。
自覺地吸收理解個人自家的「先行意義」(fore-meanings)(已經存在的意義或詮釋，過往經驗的結果)與偏見。
重要的是必須覺察自身的成見，了解關於另一種文化的知識並非絕對，
而是相對於創造知識的詮釋情境，
從而抗衡詮釋者個人的前置意義並伸張其自身的真實。
西方對於非西方世界的知識，大部分是在殖民主義的框架中獲取。
因此歐洲學者一般而言是從主宰者的立場來處理其研究主題，
而且他對於主題的論述很少參酌歐洲學者之外的說法。
人類社會世界的知識永遠無法超越作為基礎的詮釋。
對於伊斯蘭教這種如此複雜糾結、難以捉摸的現象，
我們所有的知識都來自文本、形象與經驗；
但這些事物並非伊斯蘭教(只能透過其事例來理解)的直接具象化，而是它的再現與詮釋。
換句話說，所有對於其他文化、社會或宗教的知識，都是來自一種間接證據與個別學者情境—
包括時間、空間、天賦、歷史情境、整體政治情勢—的混合物。
當然，存在著某種層次的單純事實(比如認識摩洛哥的伊斯蘭教之前須先了解阿拉伯語及柏柏語)，
是所有知識的誕生基礎。
但是超越這個事實之上，
對於該知識(摩洛哥伊斯蘭教)絕對不只是此處與他處、無生命事物與觀看者之間的通訊聯繫，
而是雙方(通常) 為了此處的目標—例如一篇言之有物的文章、一場演講、一次電視訪問、向決策者建言—而進行的互動。
只要目標能夠達成，知識就會被認定為已經誕生。
沒有人能夠對我們生存的世界無所不知，是故在可預見的未來，知識工作仍將繼續分歧。
學術界需要這種分歧，知識本身要求它，西方社會也圍繞著它組織起來。
大部分人類社會的知識到最後都可以透過常識—
也就是從人共同經驗中產生的意識—來理解，而且是—事實上也必須是—
臣服於某種批判性的評估(critical assessment)。
所有的知識都是詮釋，而且如果詮釋要具備警覺性與人性，
並且能夠獲致知識，那麼詮釋就得對本身的方法與目標保持自覺。
詮釋並非憑空而生，而是來自特定的時空及歷史情境的男男女女；
任何了解與詮釋都必須以世俗化、歷史化、脈絡化的方式來進行。
而任何讀者與詮釋者也必然早已處於特定的時空位置，
具有特定的意義和形形色色的從屬關係，
沒有所謂客觀、中立、超然之說。任何讀者與詮釋者之間，
更該警覺到自己可能具有的限制和偏見，
努力嘗試突破自己的情境和產生文本的情境這兩者可能造成的障礙。
歷史不能如此以二分法的方式簡化，
歷史會在一塊又一塊疆域之間相互滲透，
跨越原本會將我們分裂為敵對陣營的邊界。
將西方主宰合理化的觀念事實上是對西方強權不加批判的偶像化。
所謂「言辭政治」(Word politics)：
雙方之間的你來我往、挑戰與回應、特定論述空間的開放與關閉：
這些因素組成了「言辭政治」，
雙方並藉之來設定情境、為行動找理由、排除選擇方案、逼迫對方改弦易轍。
我無法斷言是否有所謂的「絕對真實」(absolute truth)或者「完全真實的知識」(perfectly true knowledge)
媒體呈現的伊斯蘭教與文化界對伊斯蘭教的態度，
彰顯的不僅是「伊斯蘭教」，還有文化中的機制，
以及資訊、知識與國家政策的政治運作。
對穆斯林與非穆斯林而言，伊斯蘭教是個既客觀又主觀的事實，
因為人們是在自身的信仰、社會、歷史與傳統中創造事實。
媒體的伊斯蘭教、西方學者的伊斯蘭教、西方記者的伊斯蘭教以及穆斯林的伊斯蘭教，
全都是意志與詮釋的行動，發生在歷史之中，
而且只能夠被當作意志與詮釋的行動，放在歷史中處理。
沒有人在生活之中能直接觸及真理或真實，
我們每個人都處在事實上由人類組成的世界，
其中「國家」或「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這類事物是源於傳統共識、歷史 進程，
以及最重要的：人類賦予這些事物特質以資辨別的刻意努力。
我們對真實的感知，
不僅倚賴我們為自身塑造的詮釋與意義，還倚賴我們接收的詮釋與意義。
人生活在二手的世界，他們覺察到的經驗遠多於親身體驗，他們自己的經驗又是間接的。
他們生活的品質決定於他們從別人那裡接收的意義。
每個人都活在這種意義的世界中。
沒有人會單獨正面遭遇千真萬確的世界，他們的經驗本身是由刻板化的 意義來選擇，
必由現成的詮釋來形塑。
他們關於世界以及自身的形象，來自於眾多他們從未見過也不應該見到的證人。
但是對每個人而言，這些形象—由陌生人與已 死之人提供—正是他們為人類的生活基礎。
人們的意識無法決定他們的實質存在，而他們的實質存在也無法決定他們的意識。
在意識與存在之間，矗立著其他人傳遞過來的意義、設計與溝通—
首先是藉由人類的語言，然後是對符號的 處理。
這些接收的與受到操縱的詮釋，會深刻影響人類關於自身存在等各種意識。
對於人們看到的事物、如何回應、有何感受，以及如何回應這些感受，詮釋也提供 了線索。
符號聚焦經驗、意義組織知識，而且對於表面片刻知覺的引導，不下於對終身的渴望嚮往。
的確，每個人都會觀察自然、社會事件以及自身；
但是他並沒有 也從來沒有去觀察他對自然、社會事件以及自身信以為真的事實。
每個人所說的確切事實、合理詮釋、恰當再現，
有一大部分越來越倚賴觀察哨站、詮釋中心與再現 供應站。
大眾媒體強大的集中力，可以說形成了詮釋的共同核心，提供關於伊斯蘭教的某種圖像，
而且也反映了媒體所服務社會的深厚利益。
伴隨者這幅圖像—其實不只是圖像，還包括一套可以用以相互溝通的圖像感受—而來的，
我們可以稱之為圖像的全面脈絡(Over-all context)，
我用脈絡的意思是指圖像的背景、它在現實中的地位、它蘊含的價值，
以及相當重要的，它要促使觀者產生的心態。
媒體製造的事物儘管具有多樣性與差異性，
也不論我們如何為其辯駁，這些事物既非自發的也不是全然「自由的」：
「新聞」並不只是發生，畫面與概念不是直接從現實躍入我們的心中，
真相也不是隨手可得，我們並沒有無限的多樣性可隨意選擇。
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然的世界：像報紙、新聞和意見這些事物並不是自然發生，
它們是被製造的，是人類意志、歷史、社會情況、機構的結果，也是個人職業的傳統。
媒體的目標諸如客觀性、真實性、寫實報導與精確性，都是具高度相對性的術語，
它們表達的恐怕是意願而非可以達成的目標。
社會中新聞與意見的形成大體上都是依據規則、侷限於框架、運用傳統做法，
使得整個過程具備非常明確的整體特質。
就像每個人一樣，記者會假定某些事物是正常 的；
價值觀被內化而且不須時時檢驗，例如個人所處社會的習慣會被視為理所當然；
在報導外國社會文化時，一個人的教育、國籍與宗教不能被忽略；
對於職業行為 準則以及行事風格的自覺，會涉及一個人說的話、如何說，以及為誰而說。
寫新聞與說故事(Writing News and Telling Stories)
「記者與消息來源之間培養出來的共生和敵對關係」
以及記者「對於他們報導的事件，添加的比取材的還要多」
一般而言，第三世界—尤其是伊斯蘭國家—已經從新聞的來源者轉變為新聞的消費者，
有史以來第一次(第一次以這般規模)，
伊斯蘭世界要藉由西方製造的形象、歷史與資訊來了解自身。
伊斯蘭世界的學生與學者目前仍倚賴美國與歐洲的圖書館與學術機構，
才能獲知今日所謂的中東研究
(整個伊斯蘭世界沒有一座真正完整且核心的阿拉伯資料圖書館)
伊斯蘭教討論主要是在—但並不全然—是在教義與意識形態等層面。
伊斯蘭教內部還有必須與另外兩個層面仔細區分的第三個層面，
其中包括將各種意識形態生活化的方式、聯繫意識形態的作法、影響甚至激發意識形態的做法。
伊斯蘭教在特定地理位置生根的原因，是生態環境，還是社會經濟結構，
還是定居生活與遊牧生活方式之間某種特殊關係。
「伊斯蘭教」與其衍生的術語都是「理想型」(ideal type)，
運用精微，帶有無數的意義限制與調適變化，如果是要充作歷史詮釋的原則，還得與其他理想型結合。
它們的運用範圍須視我們正在撰寫的歷史型態而 定。
連最狂熱的「伊斯蘭」國家，解釋其體制與政策時都必須考量其地理位置、經濟需求、王朝與統治者利益等因素。
就算是那些看似奠基於伊斯蘭律法的體制，其歷史也無法從伊斯蘭因素得到完整的解釋，地方風俗習慣總有辦法融入實際施行的伊斯蘭律法。
只有某些型態的思想史，至少在前現代時期，能夠以伊斯蘭因素作為解釋的主力，
視之為一種外來理念與源自伊斯蘭教內部理念的混合過程，形成一個自給自足、自力發展的體系。
在信徒的思想上，「伊斯蘭願景」(Islamic Vision)使他們陷進創造性的兩難處境中。
什麼是正義？什麼是邪惡？
什麼時候該倚賴正統與傳統？什麼時候適用個人詮釋？
雖然西方的「新聞」與「形象」控制權不在穆斯林手中，同樣可以確定的是，
穆斯林之所以不能夠能採取行動改善，唯一原因就是他們普遍遲遲未能了解自身這種依賴性。
就那些因石油致富的國家而言，他們缺乏的是一種協同一致的政治決定，以認真的態度參與世界；
這種缺憾證明那些無法團結的穆斯林國家在政治上並未動 員，也沒有一貫的立場。
人們已經沒有多少理由，一方面為「西方」對於阿拉伯語伊斯蘭教的敵意而哀嘆，
一方面卻只是義憤填膺，不採取行動。
當人們勇敢地分析這股敵意的來由以及那些激發敵意的「西方」層面，
就等於向改變現況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穆斯林與東方人必須創造並且傳播一種不同型態的歷史、一種新的社會 學、一種新的文化自覺：
簡而言之，穆斯林必須強調以生活實踐新型態歷史的目標，
並以目的性與急迫感的嚴肅性探索「伊斯蘭世界」(Islamicate World)及其中許多不同的社會，
並將其結果傳送至穆斯林世界之外。
將人視為「一個選擇，一場抗爭，一種不斷的變化。他永遠不斷地遷徙，在他的心中遷徙，從造人的泥土到真主。他是內在靈魂的遷徙者。」
就算只是去理解「新聞」，
在某方面也意味著理解我們自身，
理解我們置身其中的社會環節是如何運作。
西方生活方式並不一定要激起敵意與衝突，才能澄清我們對自身世界地位的覺察。
如果美國能從越南悲劇學到一項教訓，應該就是體認別的國家畢竟並非我們所能「失去」，
對於那些深受自身歷史、文化與宗教影響的古老國家，我們並未擁有裁決其事態發展的能力。
人類的知識其實是由人類製造出來的。
「興趣」來自需要，需要則有賴於從經驗中激發的事物協同作用與唇齒相依—
愛好、恐懼、好奇等等，
無論人類生存在何時何地，這些事物都會發生作用。
學術訓練會規範並標準化其研究的對象(也可以說，學術訓練創造其研究對象)，
效率遠高於它們分析自身或是省思自身的行為。
其最後結果，我想只是一種套套邏輯式的沉溺，
並且被認定為對另一種文化的完整性知識。
伊斯蘭教的負面形象一直遠比其他任何一種形象來得盛行，
所對應的也不是伊斯蘭教的「本來面目」，而是對應特定社會重要部門所認定的伊斯蘭教。
這些社會部門 擁有宣揚那種伊斯蘭教特殊形象的權力與意志，
是故讓此一形象比所有其他形象更為盛行、更為顯眼，
這個過程須藉由一種設定限制並施加壓力的共識運作來完成。
在這樣一個時代中，知識的創造與散播將扮演極具關鍵性的角色。
然而除非我們能夠從人性與政治的面向，將知識理解為某種必須爭取的事物，
而且知識效力對象是人類和平共存與社會群體，
而不是特定的種族、國家、階級或宗教，否則我們的前景將黯淡無光。
詮釋極為倚賴詮釋者的身分、他或她發言的對象、他或她的詮釋目的、
詮釋行為在什麼樣的歷史時刻進行。
在這方面，所有詮釋者都可以稱之為「情境的」(situational)：
他們總是發生在某個情境之中，情境與詮釋的關係是「從屬的」(affiliative)。
詮釋是一種社會活動，而且無可避免地會與產生它的情境發生關連，
這情境或是賦予它知識的地位，或是判定它不夠做為知識。
任何知識都不能忽略其情境；而且沒有對此情境做詮釋之前，詮釋就不算完成。
很明顯地，諸如情感、習慣、傳統、關係與價值這些不科學的干擾，都是任何詮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每一位詮釋者都是讀者，根本不存在所謂中立、不具價值判斷的讀者。
每一位讀者既是一個獨特的自我，也是社會中的一份子，與社會之間有各式各樣的從屬關係。
詮釋者必須以一 種訓練有素的方法，
尋求運用理性或他從制式教育(本身即是一段漫長的詮釋過程)中得到的資訊。
詮釋者必須大費周章才能夠穿越兩個情境之間的障礙，
一個是詮 釋者本身所處的情境，一個是創造文本的時空情境。
換言之，詮釋者會在他或她的人性情境中理解自身，理解文本並參照它的情境以及產生它的人性情境。
而知識— 其本身非常不穩定—會在詮釋的終點出現，而從來沒有一種詮釋、理解以及知識不會涉及利益。所謂「人文學詮釋」(humanistic interpretation)
其實是濫觴於詮釋者覺察到自身的偏見以及受詮釋文本引發的疏離感等，
詮釋者必須從一開始就對文本的「新穎性」(newness)特質保持敏銳。
自覺地吸收理解個人自家的「先行意義」(fore-meanings)(已經存在的意義或詮釋，過往經驗的結果)與偏見。
重要的是必須覺察自身的成見，了解關於另一種文化的知識並非絕對，
而是相對於創造知識的詮釋情境，
從而抗衡詮釋者個人的前置意義並伸張其自身的真實。
西方對於非西方世界的知識，大部分是在殖民主義的框架中獲取。
因此歐洲學者一般而言是從主宰者的立場來處理其研究主題，
而且他對於主題的論述很少參酌歐洲學者之外的說法。
人類社會世界的知識永遠無法超越作為基礎的詮釋。
對於伊斯蘭教這種如此複雜糾結、難以捉摸的現象，
我們所有的知識都來自文本、形象與經驗；
但這些事物並非伊斯蘭教(只能透過其事例來理解)的直接具象化，而是它的再現與詮釋。
換句話說，所有對於其他文化、社會或宗教的知識，都是來自一種間接證據與個別學者情境—
包括時間、空間、天賦、歷史情境、整體政治情勢—的混合物。
當然，存在著某種層次的單純事實(比如認識摩洛哥的伊斯蘭教之前須先了解阿拉伯語及柏柏語)，
是所有知識的誕生基礎。
但是超越這個事實之上，
對於該知識(摩洛哥伊斯蘭教)絕對不只是此處與他處、無生命事物與觀看者之間的通訊聯繫，
而是雙方(通常) 為了此處的目標—例如一篇言之有物的文章、一場演講、一次電視訪問、向決策者建言—而進行的互動。
只要目標能夠達成，知識就會被認定為已經誕生。
沒有人能夠對我們生存的世界無所不知，是故在可預見的未來，知識工作仍將繼續分歧。
學術界需要這種分歧，知識本身要求它，西方社會也圍繞著它組織起來。
大部分人類社會的知識到最後都可以透過常識—
也就是從人共同經驗中產生的意識—來理解，而且是—事實上也必須是—
臣服於某種批判性的評估(critical assessment)。
所有的知識都是詮釋，而且如果詮釋要具備警覺性與人性，
並且能夠獲致知識，那麼詮釋就得對本身的方法與目標保持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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