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伊斯蘭教

伊斯蘭的傳播史上並無「臺灣伊斯蘭」或「臺灣穆斯林」的記載，因為伊斯蘭世界是指西起西北非、中非、北非、東非、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伊朗、中亞、印度、 巴基斯坦、東南亞馬來世界、中國屬地的維吾爾斯坦（Uyghurstan，現代中文或稱為『新疆』）等區域， 以穆斯林人口為主體之國家或地區，臺灣並非伊斯蘭世界的一部分。臺灣（或中國）的漢語穆斯林屬於宗教少數群體，漢文史料也鮮少記錄穆斯林進入臺灣本島。西元第八世紀，泉州成為唐朝對外四大貿易港之一，亦是商業中心，眾多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乘船來此經商定居，成為蕃客聚居之地，伊斯蘭教隨之由此傳播開來。與 泉州一海之隔的台灣西海岸港口，如鹿港、台西﹙北港﹚、淡水等地，是穆斯林早期來台主要落腳之處，他們大多是漁民、商賈。

根據間接資料顯示，中國穆斯林進 入臺灣只有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1661年左右（明朝末年），鄭成功撤退臺灣建立政權時，當時一些福建的穆斯林家族隨著國姓爺進入臺灣。這些穆斯林的後代大多散居在臺灣西岸 的城鎮， 如鹿港、基隆、蘇澳、淡水、彰化等地，主要以漁耕為生，為臺灣最早之穆斯林，當時即有「白、馬、郭、金、丁」清真五姓聯姻之習俗，他們的後代散居於西部沿 海各地，至今可考的仍有鹿港郭氏家族是來自泉州惠安 「白奇郭」﹙回族鄉﹚，雲林台西丁氏家族來自泉州陳埭﹙回族鄉﹚及其他許多的馬、白姓氏族群，他們亦曾建立清真寺。但因長期與中國及伊斯蘭世界的穆斯林社群交流切斷，漸漸同化於漢人的宗教、社會傳統中，伊斯蘭信仰認同也隨之消失。

在日據時代，統治者強行切斷了台灣與 大陸的文化、宗教關係，長期依賴渡海而來主持宗教節慶的阿訇，受到了限制，又未培養本地足堪傳承的阿訇，以致在數十年後逐漸地喪失了信仰，只留下了在特定 日子不吃豬肉或不以豬肉為供品等不明原因的習俗。日治時期也沒有穆斯林社群存在的相關記載，穆斯林大都散居於漢人社群中。

根據連橫《臺灣通史》記載，20世紀初期的臺灣，不見有伊斯蘭的傳教，穆斯林相當少，大多來自中國。臺灣穆斯林與一般漢人混居而同化於其社群的現象。最明顯的例子是鹿港一處郭家漁村。在鹿港，早年至此造訪者曾在無擺設神像的祠堂﹙即清真寺﹚內之懸樑上發現了黃布包裹之《古蘭經》， 確定他們是穆斯林的後代，但隨著都市變更的腳步，該祠堂幾經搬遷，現在人們僅知其為一般民間信仰之保安宮，而宮內亦供奉了木刻偶像，徹底地遭到了真主的棄 絕，令人不勝唏噓。鹿港郭家村人自稱其祖先為穆斯林，雖然後代子孫已改信佛教或一般中國民間信仰，並且對伊斯蘭一無所知。然而，他們在祭拜祖先時卻不用豬肉，表示對先祖的尊重，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同化例子。

絕大多數的中國穆斯林對伊斯蘭法及教義並不瞭解，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非伊斯蘭的環境中，並沒有接受傳統的伊斯蘭經學教育，甚至連古蘭經、聖訓都不知道，更遑論伊斯蘭法，這種現象一直到民國時期對外交通開放後才有所改變。基 隆也有穆斯林後裔將阿拉伯文的古蘭經供奉在祖先的神案上，這些人並不懂阿拉伯文，也不知那是古蘭經，只認為這是歷代祖先流傳下來的傳家寶聖書。西方學者也 發現在臺南地區有幾戶人家在喪葬的禮儀完全遵守伊斯蘭的規矩，亦即洗淨屍體並以白布包裹，但這些穆斯林的後代已完全同化成為一般的臺灣漢人，只不過保留了 幾個伊斯蘭儀式的跡象而已。這種同化的現象除因為與伊斯蘭世界隔絕所致，另一個原因是與非穆斯林的通婚而融入漢人傳統中。這顯示早期伊斯蘭雖然隨中國穆斯林而傳入臺灣，但是其傳統卻因為沒有宣教活動或宗教教育機構得以保留下來。 

台灣穆斯林人數約5至6萬人，大部分分布於台北、桃園、高雄三處。其中大多是1949年-1950年中國內戰來台避禍的軍、公、教人員或其子嗣。另外，若將在台以印尼為主的外籍人士算入，則應該超過此數目。信仰及實行伊斯蘭（Islam）教義的人稱之為穆斯林（Muslim，台灣部分文獻翻譯成穆士林），乃是阿拉伯語「伊斯蘭」的衍生詞。而全世界信徒超過十二億的伊斯蘭教於台灣亦稱為回教。

回教之名源自西元755年-763年中國唐朝的安史之亂，當時西北回紇人興起援唐，此時回族信仰的伊斯蘭教便藉由此路傳入中國地區。因此，以回教之名稱呼伊斯蘭教的典故即由此而來。伊斯蘭教一詞，來自阿拉伯文，其涵義是「歸順，服從，呈現，促現和平」之意。另外，在台灣，稱真主為「阿拉」或「安拉」（Allah），稱「麥斯智德」（mosque）為清真寺，稱「以瑪目」（imam）為教長，稱「阿衡」或「阿訇」為宣教師，「來買丹」（Ramadan）稱為「齋戒月」，而「哈智」馬新譯為「哈芝」（hadji）稱為「朝覲者」。

在台灣，伊斯蘭教習慣上被稱為回教。據學者考證，台灣伊斯蘭教最早可能是南宋時由居住在泉州等地的阿拉伯客商遷居台灣而帶入的。台灣的伊斯蘭教與穆斯林發展與習慣和中國息息相關，而其中又以1660年代與1950年代兩時期最為重要。位於中國福建南部的泉州約於1350年代開埠，成為當時中國對外主要港口之一。當時不但信奉伊斯蘭教的元朝將其伊斯蘭信仰傳入該地，更有遠道來自阿拉伯的商人藉由航運將其宗教宣揚引進泉州，因此當時該地有不少漢人皈依伊斯蘭，成為穆斯林。1368年，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勢力於福建泉州境內消退，但是泉州人仍有一定數目的穆斯林。例如福建白奇鄉即是全鄉為穆斯林的鄉鎮。大批穆斯林人口的入臺，則是在鄭成功收復台灣以後。這些穆斯林建起了最初的清真寺，伊斯蘭教信仰世代流傳下來。1661年，福建漢人鄭成功攻下當時由荷蘭統治的台灣，隨同登陸台灣的福建軍民也有不少穆斯林。之後，清施琅攻打經營台灣時，也帶進了不少中國穆斯林。為數不少的這些中國穆斯林大部分是來自泉州的郭姓漢人，相傳是唐代名將「郭子儀」後代。這些大部分來自福建惠安白奇鄉郭姓族人也有「北奇郭」的另外稱呼。（泉州漢語北奇與白奇同音。）以「北奇郭」為主的穆斯林漢人，不但於鹿港定居，並於1725年興建全台灣首座清真寺及供禮拜沐浴的水井，據統計，當時穆斯林戶數約有600多戶。不過，之後因為缺乏宣揚該教的以瑪目人才，當地維持伊斯蘭信仰的穆斯林人數並不多，而台灣首座清真寺也在之後成為祭祀郭子儀的鹿港保安宮。但在日本佔領時期，不准大陸阿訇到台灣，不准進行伊斯蘭宗教活動，使伊斯蘭教受到極大削弱，台灣回族居民逐漸被當地民間信仰所浸染，只有一些回族生活習俗被保留下來。1948年，大阿訇王靜齋在光復後首先入臺傳教，在台北設立會所，組織回族居民恢復聚禮。

1949年國共內戰後，隨著當時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白崇禧與軍事將領馬步芳等知名伊斯蘭教徒人士來台定居的20000名穆斯林教眾。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二萬多名穆斯林與知名將領白崇禧的推動下，台灣的伊斯蘭教有了一定程度的復興。1980年代以前，更因台灣與許多中東國家的政經交往密切，穆斯林人數呈現一定發展，從20000人增長到50000人，為台灣伊斯蘭教的復蘇和鞏固增加了決定性的力量。幾十年間，由於內部通婚，台灣的穆斯林人口成倍增長，伊斯蘭教成為台灣一個規模雖小但相當穩定的宗教。這些穆斯林主要集中在臺北、臺中、高雄等大都市， 這些穆斯林大部分是國民黨員，並從事公職，尤其是軍旅與外交、國會等重要部門，像是軍人、公務員、教員，主要居住地點分為台北市與高雄市。他們到臺灣後，形成一個穆斯林少數群體的社群。在「忠黨愛國」、「政教分離」、「尊崇儒家」的口號下，伊斯蘭在臺灣的發展並無實質的表現。另外，1954年也有一批自滇緬邊區游擊部隊撤退來台或自行移民的雲南穆斯林，聚居在台北中和、永和及中壢龍岡等地，以眷村型態維持本身信仰。這些所謂現代化（或世俗化）的穆斯林，對於伊斯蘭在臺灣的發展並無直接作用，這或許是在大環境政治壓力下的一種妥協。根據西方學者的觀察，伊斯蘭基本的五功（唸、禮、齋、課、朝）等宗教傳統似乎沒有被全然地遵守，宗教儀式對穆斯林個人亦無多大約束。

中國自五四運動後，一向標榜科技理性，去除宗教迷信。國民黨政府對宗教所採取的態度仍屬漢代的「獨尊儒家」（新儒家）。在這種情況下，非正統宗教，尤其是新興宗教，或非漢人宗教常不受到注重，甚至於被視為異端。然而，由於遷臺的穆斯林不少在政府部門位居要職，而且中華民國政府早期又與一些阿拉伯國家維持邦交關係，因此伊斯蘭雖然不被打壓，但也能平和地生存下去。臺北大清真寺的建立，固然是阿拉伯國家所捐助建蓋，但它有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北京 「牛街清真寺」，是中華民國政府對穆斯林國家擴展外交空間的一個窗口。然而，臺北大清真寺的建立似乎並無帶動伊斯蘭在臺灣島內的傳播發展。 

孫中山革命時提倡五族共和，中華民國的建立將穆斯林（回民）帶入一個自由、現代、更漢化的時空裡。中國的穆斯林也因此而分成兩大群體：較西化（或世俗化）與保守傳統。通常中國內陸西北地區的穆斯林是屬於後者，江南、東南地區穆斯林則屬於前者。隨著國民政府來臺的中國回教協會源自於1937年在中國所成立的組織，成員幹部很多是政府官員（新儒家學說的支持者）；自1959年以來比較具體的宗教活動成果是完成兩部古蘭經的翻譯及出版供教胞使用的伊斯蘭基本教義的宣傳品，也出版雙月刊《中國回教》雜誌，服務穆斯林社群。中國回教協會雖非正式的官方機構，但對中華民國外交工作卻有相當大的貢獻，尤其是與穆斯林石油國家的外交工作。在此時期，這些教門的菁英領袖在社會上參與政府的政 務及襄助推辦中、高等國民教育事業，亦思能將為教門培育人材之成達師範重新復校，惜力有未迨，終未能辦成。但此時中國回教協會在台復會，重新發展組織運 作，協助修建前述之各地清真寺、公墓，復刊「中國回教」會刊，成立編印經書小組發行教義之刊 物，選訓留學生研習教義，廣播宣教，組織朝覲團、訪問團，接待來訪國賓以配合政府拓展民間外交，支援高教阿語學系，協辦各寺教義班及活動等事務；此外陸續 立的中國回教文化教育基金會及伊斯蘭﹙文化苑﹚服務社等亦對教門青年子弟及廣大國際穆斯林提供了協助與支援。在在都對台灣的伊斯蘭教發展有著重大影響與貢 獻。

一九四九年後來台之教門先進，我們姑且稱之為第一代台灣穆斯林，約有二萬人之眾，經過五十餘年之人口自然增長，我們僅能審慎得估計目前約有五萬餘教胞，人數低於台灣人口自然成長率。究其原因，伊斯蘭教在中國大陸能穩定發展千餘年，幾經磨難，仍能屹立長存，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是採取大分散小聚集之群聚方式生活，教胞以清真寺為中心，從小開始之家庭 生活即伊斯蘭化，有著堅固的伊斯蘭基本知識與認知，長大後又不與不同信仰者通婚，長輩鄰里之互相照應與督促，讓伊斯蘭教根深柢固在後代子孫心中傳承； 然而在台之教胞，追隨經濟發展而散居四處，為了賺取生活而日夜奔波，社會功利主義掛帥，加上島內之教育制度與內容太多仿效西方，又一味強調所謂的「信仰自由」觀念，家長疏忽輕視傳統之伊斯蘭家庭基礎教育，使得子女離教日遠。年約五十歲的第二代即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當他們在適婚年齡時，穆斯林族群間之疏離與 陌生，使得對象之選擇變為困難與藉口，與外教通婚成為常態，甚多只是在長輩之堅持下勉強完成入教結婚儀式， 自此之後即消失無蹤，遑論不同信仰者對於下一代教養觀念之偏差爭執與困難；審視當今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仍能保有伊斯蘭信仰者的家庭，第一代的家長堅 守教規之信仰幾乎是唯一的原因，由此可見家庭教育之重要。無可諱言地，來台第一代的穆斯林先進們，為台灣的教門建立了良好的硬體設施，但是對於攸關傳承的宗教知識文化教育體系卻未竟其功； 第二代的子弟雖然普遍地都接受了很好的社會正規教育，佼佼者在各個不同領域發光，成為殷實的中產階級，這是有別於以往在大陸回民之社會地位，但是在宗教知 識的領域裡， 卻是異常貧乏，甚至不顧承認自己是穆斯林的身份；回顧伊斯蘭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正可印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哲理。

曾與同為社會少數族群的日本、南韓穆斯林學者探討共同面臨的傳承困境，發覺在問題的結構上有著很大的差異，伊斯蘭教不僅是一種信仰，一種行為實踐，它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是真主賜予人類幸福的生活方式，讓人們能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有所為有所不為，行為受到規範，道德得以提昇，促成社會之和諧發展。

1980年代後，因為白崇禧等知名回教人士去世和台灣跟伊斯蘭國家外交的斷交等種種因素，台灣伊斯蘭教發展開始走下坡，信仰人數並無增長。2006年的美國國務院報告顯示台灣全境約有53,000人（0.2%）為遜尼派穆斯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瞿海源所著《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一書中則認為現今台灣穆斯林約只剩下兩萬人。而位於台灣的「中國回教協會」秘書長馬忠堯則估計台灣現約只有五千位穆斯林定期參加主麻聚禮的傳統回教禮拜。除此之外，1990年代之後，信奉伊斯蘭教的的數萬名印尼穆斯林陸續進入台灣。以外籍配偶及外籍勞工為主的外籍穆斯林，並沒有放棄自己信仰，只是因應台灣大環境，多數未能參加傳統回教禮拜。嚴格而言，與伊斯蘭中土（中東地區）相比，臺灣似乎只有穆斯林，而無伊斯蘭。

內政部的調查資料，1970年代以來，穆斯林人口銳減，正式登記的穆斯林人口只有2千多人。早期相當多的年輕穆斯林前往阿拉伯國家留學；如今，新生代的穆斯林則少有意願者，導致各清真寺的伊瑪目大多非本國籍。各地清真寺也淪為少數虔誠穆斯林的宗教活動空間，主麻禮拜（星期五的聚禮）時出現在清真寺者，外國籍穆斯林多於本國籍，而本國籍穆斯林老人多於年輕者。步入21 世 紀，臺灣的穆斯林社群呈現衰微現象，伊斯蘭的傳統似乎逐漸凋零，不少新生代穆斯林出教，甚至改宗信仰其他宗教，不少人到中國定居，或移民到別的國家。這也 是臺灣穆斯林社群萎縮的原因。雖然，中國移民來的穆斯林人口遞減，但是外籍的穆斯林透過通婚，或是經商、工作定居於臺灣，逐漸形成一個新的穆斯林社群。 但新、舊社群之間未必有交集。

九一一事件和美伊戰爭，是台灣伊斯蘭教的危機，也是轉機。或許有更多負面的言論出現，但也提供了大眾一個重新審視伊斯蘭文化 的契機，進一步了解這個文明所蘊 涵的傳統思維。畢竟，台灣穆斯林需要的，只是旁人的理解，不希望非教徒以汙衊或輕視的眼光，看待穆斯林心中崇高神聖的伊斯蘭內涵。目前台灣最主要的穆斯 林，除了外籍人士和部分為婚姻或自行皈依的本省籍入教者外，絕大多數是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播遷來台的軍公教外省族群及其後代，人數眾多，遍布全省各地。 另外，民國四十三年也有一批自滇緬邊區游擊部隊撤退來台、或自行移民的雲南穆斯林，聚居在台北中、永和及中壢龍岡，自成社群。由於台北麗水街清真寺不敷使 用，在中國回教協會與地方教親的努力奔走下，由北到南，陸續在台灣興建了六座清真寺，供穆斯林聚會聯誼，及中東友邦政要到訪時的停留處所，分別位於台北、 台中、龍岡、台南和高雄。 

有別於其他宗教，台灣伊斯蘭教早期在政治領域扮演著關鍵性角色。在國際局勢危殆的遷台初期，伊斯蘭教擔負著代表政府與中東國家進行外交工作的使命， 再加上多位教中耆老例如白崇禧、馬步芳等擔任國家要職，相當具有影響力。 「那是台灣伊斯蘭教的鼎盛時期，不管是石油危機或中沙大橋的無息貸款，都得靠我們從中周旋。」曾赴敘利亞留學的高雄清真寺董事長徐榮川指出，雖現今政教關 係有所變化，伊斯蘭教的外交任務仍不可或缺。但近年來卻發現，原本遷台的五萬名穆斯林，經過數十年的發展，人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還有減少的趨勢。 理論上，伊斯蘭教採行家庭世襲制，理應隨人口自然成長而增加，但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及中國回教協會的統計，皆顯示穆斯林人口逐漸減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 所研究員瞿海源《台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一書也提及，現今台灣穆斯林約只剩下兩萬人。 「表面上說是五萬人，實際上如果有十分之一的穆斯林，能定期來參加每星期的主麻聚禮，就謝天謝地了。」中國回教協會秘書長馬忠堯興起了這樣的感嘆。

隨著歲月汰換之自然法則，第二代的穆斯林逐漸得接下傳承的擔子，面對周遭社會的變遷，有了更多的危機意識與使命感。針對既有漸趨老化的組織，重新加以改選引進新 血，研訂工作計畫；經由舉辦教義課程、座談會，讓教胞對教義有正確的認知與了解如何適應現今的社會；成立緊急因應小組，機動處理日常社會文化有關於伊斯蘭 的錯誤論述；開放清真寺給外界有更多認識、接觸伊斯蘭之機會；舉辦各種節慶聯誼活動，凝聚教胞之感情與合作能量；參與社會事務、宣揚伊斯蘭之教義與精神； 積極參加區域與國際穆斯林組織、會議，拓展本地教胞之視野及推動互利之區域合作，強化少數族群之自倍心......等 等，更重要的是加強青少年之基礎教義教育，經過數年的努力，二十年前鮮有女性教親戴頭巾的台灣，如今這裡的姊妹們普遍自信地戴起了頭巾，改變了穿著，勇於 顯示穆斯林身份；大家更重視各項宗教功修；對於日常生活亦更加嚴謹；清真寺變得更活潑了，在在都顯示了轉變的契機。未來也計畫成立伊斯蘭文化中心，將早期 出國學習伊斯蘭與阿文之專才加以整合，主導穆斯林教育文化事業，成為中文教義典籍之譯著中心；培育後進，以提供國內伊斯蘭通識教育之師資教材；發揮台灣科 技工業發展標準化之觀念優勢，依據教法擬訂穆斯林所需之國際標準規範，以提昇建立全球穆斯林之共同市場，經濟體系，讓穆斯林能在科技經濟發展上迎向現代 化。

在清真寺方面，台灣共有六座。

• 台北清真大寺，1947年興建，1960年重建。可供800名穆斯林禮拜，“中國回教協會”設於此。
• 台北市文化清真寺，1950年興建，1983年重建，1984年重建竣工，“中國回教青年會”設於此
• 桃園龍岡清真寺，1964年興建，987年重建，主體部分1988年落成。桃園縣龍崗清真寺，原為雲南穆斯林老兵的禮拜處。
• 台中舒海爾清真寺，1951年興建，1990年重建，為阿拉伯風格。
• 台南清真寺，1996年興建。
• 高雄清真寺，1949年興建，1990年開始重建，1992年完工，為一現代化的樓宇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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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有4個值得提到的伊斯蘭教團體：

(1)“中國回教協會”。1938年，中國回教協會在武漢成立。1949年在台灣重新打出旗號，白崇禧任理事長。1955年，蔣介石出於和桂系的宿怨，迫使白崇禧以健康原因辭去理事長一職，先後由時子周、趙明遠等繼任。這些人去世後，自1974年改由常務理事按月輪流負責。1977年選出“國大代表”許曉初任理事長。1990年8月又選出現任理事長武宦宏。該會下設教義、文宣聯絡、活動、婦女、國際事務、行政財務6個小組；宗旨為“促進伊斯蘭文化發展，加深伊斯蘭界的相互了解和友誼”；出版季刊《中國回教》。該會代表台灣穆斯林與國際伊斯蘭教組織發生聯繫，每年選派穆斯林赴麥加朝覲，並經常組織團隊出訪中東、東南亞的伊斯蘭國家。

(2)“中國回教青年會”。原為蕭永泰等78人于1949年7月28日在廣州成立的“中國回民青年反共建國大同盟”，1957年改會名。其宗旨是：團結對伊斯蘭教有熱忱的男女青年，推展教務，宣傳教義，與國際穆斯林青年組織保持密切聯繫。該會出版不定期刊物《回教文化》。

(3)“中國回教文化教育基金會”。1976年在台北成立，主要任務是接受海內外捐款，向穆斯林學者和大專院校、高中的穆斯林學生提供獎助，資助編譯、出版伊斯蘭經典，編印伊斯蘭教文化叢書等。現任理事長為《中央日報》社長石永貴。 　　

(4)伊斯蘭服務社。原名“伊斯蘭文化苑”，1987年1月由敘利亞裔臺商馬樂旺在台北創建，台北清真大寺大教長定中明兼任苑長，“中國回教協會”的附屬組織。主要任務是在清真寺以外開展對穆斯林兒童的宗教教育，教授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知識，舉辦各種講座，消除社會上對伊斯蘭教的誤解和偏見，增強教友之間的聯誼。
　　

臺灣穆斯林的組織除中國回教協會外，中國回教青年會是另一個機構，成立於中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東北地區，主旨在團結穆斯林青年參與戰爭。根據觀察，中國回教青年會成員似乎比中國回教協會的成員更為漢化，尤其在禮拜宣教時儘量採用中文，並且也採納漢人民間的一些傳統風俗，如喪禮方面。中國回教青年會在臺北建有文化清真寺，雖不具規模，卻有對青年做文化宣傳的功能。中國回教青年會的成員常被中國回教協會成員否定其宗教的認同，甚至斥之為異端創新； 就穆斯林居住在非伊斯蘭境域（稱為Dar al-Harb，即戰爭境域），教導穆斯林如何把持宗教信仰的教法來看，中國回教青年會成員似乎向異教做較大的妥協，原因之一可能是鮮少與伊斯蘭世界接觸。雖然中國回教協會與中國回教青年會皆未曾積極對外傳教，但仍有一些改宗者，主要途徑是通婚。然而，改宗者是否成為一個全然的穆斯林，力行伊斯蘭教義、法規，則值得探討研究，畢竟在臺灣無法像在其他伊斯蘭國家中有集體的社群壓力以規範改宗者全然地改變宗教信仰與生活。伊斯蘭在中國從來沒有統一的現象。各地方的穆斯林社群皆源自不同地區，而且中國內地與邊陲地區在漢化過程中亦有深淺之分，因此對宗教儀式的把持與教義的詮釋更會有所出入。

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初，中國各地穆斯林社群並非全然地支持中央政府；在軍閥時期或抗日時期，整個中國的穆斯林社群是分裂狀況。這種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分裂的現象亦隨國民政府帶入臺灣。臺北清真寺足夠容納臺北市穆斯林作禮拜所需，然而又有文化清真寺的產生，無疑是地方派系所致。 臺北清真寺與北京牛街清真寺的阿訇（Akhund）體系有直接關係，而文化清真寺的主持者則來自東北潘陽之穆斯林社群，基本上這二個社群的宗教人士對伊斯蘭的認知不同，尤其在所謂現代化的議題上。此二清真寺衝突分裂的原因是政治力量的介入。臺北大清真寺建立之初衷在接待穆斯林國家的重要外賓，更是對外國際政治關係運作的工具，固定接受政府及國民黨的補助，因此有如半官方的機構，每逢國家慶典必須懸掛中華民國國旗。文化清真寺則完全由私人捐款建蓋，是屬於「人民的清真寺」，比較不在乎與政府配合而專注於宗教活動。因此文化清真寺的成員常指責臺北大清真寺的支持者為政治的附庸而缺乏伊斯蘭精神信仰的修持。在儀式方面，臺北大清真寺與文化清真寺的宗教活動也有歧見，特別是在節慶、喪禮的儀式方面。臺北大清真寺因為與阿拉伯國家較有接觸，1970年中，清真寺伊瑪目（教長，Imam）由華裔沙烏地籍宗教學者馬吉祥擔任。沙烏地阿拉伯自建國以來就強調執行瓦哈比（Wahhabiyyah）之原教旨主義（Salafiyyah）採行嚴苛的漢巴里法學派（Hanbalism）。因此常常對非阿拉伯式的伊斯蘭儀式、傳統予以批判，臺北清真寺的支持者在沙烏地籍伊瑪目的帶領下，似乎較傾向中東的伊斯蘭教義、儀式的實踐。而文化清真寺的伊瑪目在主持儀式時，常會採取漢人的民俗傳統，如拿香祭拜、為亡者走墳及唸古蘭經拿錢等。臺北大清真寺所舉行的宗教儀式在與阿拉伯國家接觸後（派遣經學生到沙烏地、利比亞留學，研習伊斯蘭經學），對傳統中國穆斯林所遺留下來的儀式有所謂淨化的傾向，尚有一些外在政治力量的介入，導致兩寺的較勁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