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男人站出來了,他高喊「以筆為旗」;
又一個男人站出來了,他寫出《清水裡的刀子》;
如今,我也想跟著站出來
我沒能寫出什麼

但我跟他們流著一樣的血、一樣的淚。

4/11/2010

馬來西亞與伊斯蘭教(下)




雖然阿富汗在以美軍為主的北約聯軍透過聯合國的旗幟大舉進軍下弭平了塔利班政權,也在2002年扶起了親美的哈密卡扎依 (Hamid Karzai)臨時政府,並在2004年的選舉中確定了其總統地位,但阿富汗仍然未能享受和平,爆炸事件時有所聞;抑有進者,恐怖基地的首號人物奧沙馬本 拉登去向不明,生死未卜,以致反恐戰爭未能帶給美國和世界民眾一個安心。擁有3千餘萬人口的阿富汗,遜尼派的教徒占了84%, 剩下是什葉派教徒。由於遜尼派戰絕大多數,原本應該形成一個團結的國家,卻事與愿違。加之近年來不僅塔利班的殘餘有死恢復燃之勢,而且也出現了基地恐怖組 織的化整為零的襲擊事件,以致美國的反恐戰爭也因此被劃上一個問號。究竟恐怖份子被消滅了嗎?答案是沒有,由此可見,藏在暗處的原教旨極端主義份子並不甘 心失敗,它 正與強大的美軍展開一場游擊戰當美國收服了阿富汗,將之納入保護的一個國家後,所謂恐怖份子的問題並未解決,美國乃轉向另一個國家,視伊拉克為匿藏與翼庇恐怖份子的軸心之一,非得摧毀不可。

20033月,美國聯同盟軍又再發動對伊拉克戰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海珊 (SADDAN HUSSEIN)政府打得落花流水,結束了自1979年即上台執政的海珊獨裁政權。海珊的殘暴統治固然給美國一個藉口,必須誅之而後快;但他以少數遜尼派之首領統治這個什葉派人占多數的國家,也是激發親伊朗的什葉派民眾默許美軍對付海珊。伊拉克共29百萬人口,絕大多數屬阿拉伯民族,什葉派占了60%,遜尼派只占40%。但長期以來是遜尼派在主導伊拉克的政府,以海珊政權最為彰影。他借宗教之名,不惜發起兩次戰爭(1980-88年的對伊朗戰爭和1990-91年對科威特的侵略),加深了它與鄰國的仇恨。雖然兩次戰爭以伊拉克屈居下風而結束,但從未改變海珊的殘人以自肥的鐵腕施政。由於不得民心,自食其果的海珊政權在短短的3個月內即告分崩離析,更在同年12月被抓捕,而在2006年被送上絞刑台,結束了這位暴君的生命。海珊之死固然並不足惜,但美國擎起的反恐大旗也招致世界各國的不滿;尤其是穆民世界更無法理解美國為何要挑起世界衣冠文物的衝突(即指西方衣冠文物與回教衣冠文物的衝突)?衣冠文物衝突論是美國學人亨廷頓所提出和獨創的理論。在今天看來,美國的打恐戰爭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伊拉克的局勢仍然動盪不安,幾乎天天都有爆炸人命傷亡事件,此伏彼起。
值得關注的是,在美國的支援下於2004年成立的臨時政府,也改變了伊拉克固有的道統,由什葉派人當政,遜尼派則被邊緣化。目前的總統是達拉巴尼 (JALAL TALABANI),而總理是諾裡(NOURI AL-MALIKI)。如果沒有14萬名的美軍長駐其間,新政府恐怕會陷入分裂與內戰。這就是說,透過戰爭只製造數不盡的生靈涂炭,加速回教徒派黨的鬥爭,也沒有給世界帶來安定。因此打恐戰爭已淪為美國懾服回教國家的一個政治武器,卻無法收服人心也不能在美國引起共鳴。 越來越大的壓力促請美國撤軍, 就是因為美國民眾再也不能忍受長期駐軍阿富汗及伊拉克造成的人命的傷亡。然而這一切的根源,導因於美國一直無法有效地解決巴勒斯坦立國的問題,也把美國視 為對以色列的慫恿有以致之。這又涉及了回教世界難以解開的死結,因而出現了以宗教為名的極端暴力行動向西方強權和其結盟的回教國家發出嚴重的挑戰,世界陷 入永無寧日。這又與美國的霸權政治不無關係。


大馬的回教復興運動
而馬來西亞,也是在70年代掀起回教復興運動。這與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復興大有關連。一個由安華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領導的回教青年陣線(ABIM)的出現,印証復興運動之風已吹起,而且發展十分迅速,幾乎令回教黨靠邊站。莫哈末阿武巴甲(Mohammad Abu Bakar)在“Islam Nationalism”一文中這樣說︰隨著 70年代後期與80年代初期宗教的崛起,在馬來社會裡回教思想很明顯地越來越佔優勢。回教作為一個全面性的系統已被越來越多的馬來人所接受,而不只限制於回教黨之追隨者或者是回教青年陣線(ABIM)之會員及回國之馬來青年,甚至是傾向民族主義的巫統領袖也開始自由地談論有關遵照回教教義重組社會之需要。 這項對回教之推展,尤其是回教普世化本質之看法,並將之轉成為行動,很明顯地影響了馬來民族主義。”當馬哈迪醫生(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1981年繼位成為馬來西亞第四任首相時,他敏銳地看到這股思潮銳不可擋,因此拉攏ABIM的領袖安華依布拉欣加入執政的巫統,以強化巫統的回教形象。結果成功地在1982年將安華納入巫統,並將ABIM的整個力量轉成對當權派的支援,從而削弱了反對黨回教黨坐大的機會。“80 年代是馬來西亞回教化如火如荼推展的年代,隨著回教化政策之引進,政府嘗試在國家行政中注入回教價值觀。同時政府也設立了好幾個回教機構,其中影響深遠的 有回教大學、回教銀行、回教化保險之設立及修改憲法121條文以提升回教法庭之地位。1983
年,首相拿督斯裡馬哈迪醫生說︰回教化運動是把回教的價值觀注入國家的行政,回教價值觀的注入有別於實施回教法律。回教法律只會施於回教徒。雖然這個國家的法律並不是回教法律,它們並沒有違反回教的需求,而在一些情況下是與回教相符合的。”這樣一來,世界性的回教復興席卷至馬來西亞已成為一個事實,回教化運動也成為長期推展的工作。在潛移默化下,馬來西亞的回教化運動已佔有顯著的地位,尤其在馬來社會,引起極大的關注。不過,仍不很明顯擺上政治舞台,也沒有刻意對建國根基的憲法作根本的改變。某些的修憲是為了適應了回教化運動,還不至於摒棄立 國的憲法精神和實質條文,因此法官在判案時往往根據憲法和西方既成的法律來作詮釋。馬來西亞前最高法院院長敦哈密(Tun Abdul Hamid Omar)在1990年這樣說︰我滿有敬意地說,雖然聯邦憲法第三條清楚規定回教是聯合邦之宗教,我們的國家仍然是一個世俗國。此外,本國民眾的組合情況︰即擁有不同之民族,而各民族也各自獲得了可觀的政治力量及擁有各自之風俗和道統,逼使我們最好把宗教與法律隔開出來。回教黨對於巫統的回教化運動顯然不甚滿意,它要的或是將古蘭經及聖訓擺在較高的地位,以建立一個回教國,而巫統所作的尚未達到這個目標,引致了今日我們正在思索馬來西亞到底是不是已經成了回教國,抑或還有其他更好的解釋?



回教國的爭議
綜觀世界上各個穆斯林占大多數的國家,似乎各有其回教國的立論和觀點,不一而定,例如敘利亞的著名回教學者穆瓦法格貝尼穆爾加在其“簡明伊斯蘭世界百科全書”中就列明世界上有50個伊芳斯蘭國家。他是將穆民占人口50%以上的國家列為回教國,而不論其政體。比如印尼,沙地阿拉伯及巴基史丹仍然維持一定的世俗政體,雖然有很強的回教意識,且穆民占絕大部份,同樣被他列為回教國。馬來西亞也不例外。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醫生(Dr. Mahathir bin Mohamad)2001929日(即911事件後的18天)宣佈馬來西亞已是個回教國顯然是根據以上的標準情況來作詮釋,但這也引起了爭議。如果根據回教復興運動者,尤其是接近原教旨主義思想的學人來作解釋,回教國意味著回教法律至上及擁有一個奠基於古蘭經的憲法,同時政府施政必須以古蘭經和聖訓作為最高準則,離開這兩個大原則,就不算是個回教國但 這是否意味著巫統的回教國與回教黨的回教國是有不同的版本?或涉及派黨之爭?還是屬於政治鬥爭?倒是值得探討的課題。可惜的是,一向來很少人研究馬來西亞 究竟屬於甚么流派的回教思想,不過還是有機可循的。例如當回教復興運動思潮吹向馬來西亞後,各個流派就走進馬來西亞的穆民社會中,最明顯的是一批遊學埃及 和沙地阿拉伯的馬來西亞人回國後,就帶入新興的回教思想,包括罕百裡法學派,瓦哈比派,原教旨主義派,使到馬來西亞的回教社會變得更加重視回教的普世性和 將之引入政治領域中。回教黨今天所要鬥爭的目標就是 要強化過去一路來堅持的回教國之理想,但也從泛伊斯蘭主義中找到靈感。它提出的“回到古蘭經” 的口號顯然是受到罕百裡派的影響,在間接上帶有原教旨主義的元素在內。如果巫統認同土耳其改革思想家阿裡阿布拉吉克的政教有距離的學說,它也可以說這是馬來西亞式的回教國,或土耳其式的回教國。相對來說,如果回教黨認同復興思潮中的哈桑巴納及沙伊芳德奎特的論點,那它所要的回教國就比較傾向原教旨主義了。

在這方面,馬來西亞政府終於擺出馬來西亞的回教是屬於遜尼派中的沙斐儀派系。在新聞部於200111月出版的馬來西亞已是一個回教國Malaysia Adalah Sebuah Negara Islam)的小冊子中就根據沙斐派的其中一位威權馬韋爾迪(al-Mawardi991-1058年)的學說作為基礎,力証馬來西亞已是一個回教國, 因為馬來西亞已經貫徹馬韋爾迪的 12回教國論點,其中包括這個國家是由穆民控制的,國防力量操在穆民手中,穆民透過和平取得控制權,伊斯蘭法律已經實現,馬來西亞已經做到, 且推行伊斯蘭教的五根精神支柱。這本小冊子也表明,根據回教法規,世界各國並不能以回教國世俗國來劃分,而是分為三種,即︰回教國(Darul Islam),與回教國戰爭的棄教徒國家(Darul Harb)及沒有與回教國戰爭的棄教徒國家(Darul’Ahd)。 由於引起非回教徒的混淆與不安,馬來西亞新聞部已於同年底在國會宣佈收回小冊子,以免 發生更大的爭議。其實馬韋爾迪的理論被引述只是一方面,還有另一方面較為宗教化的理論尚未提出討論,不過也印証馬來西亞的回教歸類為沙斐儀派。讓我們了解 一下馬韋爾迪的背景和學說是很重要的。這位繼沙斐儀派創辦人沙斐儀之後的繼承人馬韋爾迪,也是沙斐儀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他那個年代之前,也就是9世 紀開始,伊斯蘭社會的政治聯盟根基已被動搖,一些掌軍權的軍人開始擴大自己的權力,扶持或廢黜哈裡發,各地紛紛出現新的王朝,只是在名義上服從哈裡發的統 治,實際上各自行使本身的權力,因此馬韋爾迪提出︰哈裡發(先知的繼承人)威權的確立是神聖的法律賦予的。哈裡發擁有宗教和政治雙重權利,其職責是維護伊 斯蘭教義、教法,實施法律規定以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伊斯蘭疆土,征討穆民的叛逆者,徵收教規捐稅,監督政府施政。馬韋爾迪雖然有此願望,卻不能如願以償, 反而是蘇丹(王朝)制度的興起,取代了哈裡發的地位,減弱了宗教統治的神聖性,加強了王朝的世俗性。原本統一的伊斯蘭社會也因之分裂成多個穆民國家基 於現實的情況,馬韋爾迪作了妥協性的解釋︰哈裡發可授權於軍事將領統轄其佔領的國土,也可授權於政府官員統轄其一局部地區。其目的是即使在名義上而未有實 權,也得以儲存哈裡發的制度。為此,他要求蘇丹承認哈裡發職位的神聖性和威權性。雖然哈裡發不再直接參政。也要重視他在政治管理和社會穩定方面的一定作 用,並在施政中堅決貫徹和維護哈裡發時代形成的伊斯蘭教法。無疑的馬韋爾迪一方面維護哈裡發制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既成的事實,給蘇丹的統治提供合法和道義上的支援。他 的沙斐儀派的理論,在後來被安薩裡及伊芳本伽馬進一步闡述,從而為阿拉伯國家分裂下形成的各個蘇丹統治者作辯護,希望轉過來,各國的蘇丹會熱心地推展伊斯 蘭教的發展。無論如何,他們都沒有放棄一貫的信仰︰真主是世界的主宰,穆罕默德是人類的先知,真主的使者;而伊斯蘭教法則體現了真主的意志。這就是馬韋爾 迪將宗教與政治結合的一個理論。有一位對回教有深入研究的學人Dr. Patricia Martinez馬來西亞的回教國︰分析新聞部小冊子馬來西亞已是一個回教國為題,提出許多人對國家的未來表示關注,包括會否修憲以加強回教國的立論?作者的文章刊於2001年的Malaysakini電子報中詳述了馬韋爾迪的思想和學說的另一面,並指出其保守的成份。而且某些言論對非回教徒顯得強硬。因而擔心馬韋爾迪的學說會進一步被強化,以致影響了非回教徒的地位。她的質疑,引起了廣泛的回應,與馬來西亞政府收回小冊子不無關係。


回教國由熱趨冷
撇開學說之爭議,我們有必要探討為何馬來西亞會突然911後宣佈已是一個回教國,而在過去是未曾提過的?這與宗教結合了政治鬥爭是分不開的。首先,當馬來亞聯合邦於1957年立國時,憲法中闡明回教是官方的宗教,即在官方的禮儀以回教為準則;同時憲法也確定馬來人的身分必須是回教徒。如果是被列為馬來人的話,則可以享有憲法中規定的特別地位。即使在1963年擴大成為馬來西亞聯邦時,也把原有的馬來亞憲法的條文搬入馬來西亞憲法內(按馬來西亞即 指原有的馬來亞聯合邦加上東馬的沙巴州和砂拉越州)。憲法條文雖有補充,但精神不變。這意味著,馬來西亞從一開始,就是繼承英殖民地政府的一切遺產,包括憲法在內。雖然回教有明文規定其官方地位,但仍被視為“世俗國”Seular State)。一向以來,馬來西亞各民族民眾都沒有感覺有任何不妥,全民以憲法中的三權分立為立國基礎。轉入80年代,馬來西亞開始積極推展回教化運動。於是回教法庭的權力也相應擴大,雖然只是針對回教徒審案,到了1988年更透過修憲規定聯邦法院(民俗的) 不得干預回教法庭,強化了回教的價值和地位在實質上,馬來西亞變成“一國兩製”(兩種法律並存)。不僅於此,馬來西亞在行政上也全面回教化;女性流行裹巾;而且回教也與馬來民族掛鉤,形成宗教與種族結合的政策十分突顯。馬來人的特別地位也變成特權,享有各種優惠,進一步深化1971年即開始推行的新經濟政策。為了扶持馬來人在各個領域的地位,一系列的優惠馬來人政策紛紛出籠,也就有了土著與非土著(非馬來人,非回教徒)之分。

1998
年,馬來西亞正副首相(馬哈迪與安華失和,後者被革職且投入監獄)矛盾激化,使到本來兩位一體推展回教復興運動的領袖分道揚鑣而造成回教徒的分裂。這種分裂強烈地反映在執政的國陣(骨干是巫統)與反對黨在1999年的大選爭奪主導權。反對黨方面主要是指回教黨借安華事件而壯大起來。雖然安華(當時身系囹圄)領導的國民公正黨也有小斬獲,但回教黨卻躍居成為兩個州(吉蘭丹及登嘉樓)的執政黨,且擁有27名國會議員,成為反對黨的龍頭老大。如果以巫統和回教黨對壘的議席作分析,則前者贏31席(占53.4%),後者贏27席(占46.6%)。首次出現兩黨之間的勢均力敵。由於回教黨獲得空前的勝利,也就高舉以宗教作為鬥爭的旗幟,不斷向執政的巫統施壓,以成立一個回教國。因為在回教黨看來,巫統的回教化運動不等於“回教國”的落實。在備受壓力下,為爭取回教徒的支援,導致首相馬哈迪宣佈馬來西亞已是一個回教國。但兩者之間的鬥爭並不因此停息,反而越演越烈。可以這麼說,宗教至上已在千禧年後成為兩大馬來政黨的鬥爭焦點。它涉及的政治層面更是令非回教徒難以適從,種族的分化也越發明顯

2003
年,馬哈迪退休,換上阿都拉(Abdullah Ahmad Badawi)當上第五任首相,並沒有停止回教國的爭議。回教黨繼續要求落實真正回教國的目標;反指巫統的回教國是做做樣子,未以古蘭經凌駕憲法之上。正因為回教黨對回教國鍥而不舍,給剛上台的首相一個反撲的機會。他挾著清明的形象,推出“現代衣冠文物的回教”(Islam Hadhari),以抗拒回教黨的回到古蘭經的理念。終於在2004年的大選一舉挫敗回教黨的逼宮。取得輝煌勝利的國陣(以巫統為主導,共14個成員黨),也使到巫統鞏固了其政治上的絕對優勢地位,霸權的心態油然而生。雖然阿都拉首相未表現出高傲的一面, 且提出不是為我工作,而是與我工作的 口號,但巫統黨內的一些領袖和新崛起的一代在言行中變得傲慢與自負,甚至不把其他成員黨放在眼裡。抑有進者,長期執政的國陣也被指容忍貪污、朋黨、濫權事 件繼續惡化未有受到抑制;更借政治強勢將回教提升到政治的平台,對其它宗教也有一定的限制。這正給了回教黨一個反擊的機會,因為回教黨宣稱回教教義是不容 貪贓枉法的,更不容對非回教徒採取敵視。然而執政的巫統則掉以輕心,並不認為回教黨會有大作為。回教黨在現實中不得不承認它難以巫統分庭抗禮,但牽動回教 黨命運的安華自2004年大選半年後出獄以來,就不以為然。他認定反對黨有機會卷土重來,因而從2006開始,便馬不停蹄到處演講和活動,更促成反對黨的團結與合作,以向強大的國陣抗衡。為了取信於非回教徒,安華成功地勸請回教黨不要再打回教國牌,以致後者轉而提出福利國的遠景。雖然在回教黨看來,福利國有回教國的理念,但不以宗教掛帥,在非回教徒看來是可以被接受的。

反之,執政的巫統卻滑進回教化的軌道20077月副首相納吉(Najib bin Abdul Razak)公開重申馬來西亞是個回教國。它從來就不是一個世俗國”,引起了軒然風波。雖然他是重複馬哈迪說過的話,但他的不厭其煩地挑動非回教徒的神經也給政府帶來一定的傷害。他的傷害是雙重性。其一是他使巫統更加的強化其宗教色彩;其二是將宗教與種族劃上等號,造成非回教徒感到百般滋味在心頭。新加坡《聯合早報》的社論(2007721日)這樣說︰納吉的宣示可能是不祥的預兆,它可能是傷人也傷己,極可能失去它們多元種族的支援;最終可能助長回教極端主義勢力的擴大。社論更說︰任何傷害建國善果言行,最終也將傷害這個國家和本區域,這是我們不能不關注的。由於執政的巫統比起回教黨更高姿態的談論回教國,已把原來屬於回教黨“專利”的論調倒轉過來,那是因為宗教已被全面的政治化,成為政治鬥爭的一個重要籌碼。但在另一方面,回教黨在吸取教訓後,已比較低調談論回教國。雖然它不曾放棄這是立黨的基石。這主要是安華在審時度勢後,發覺新的格局即將湧現,有效地忠告回 教黨不要再把宗教鬥爭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反貪掃黑當成首要任務,以爭取各民族民眾認同反對黨的鬥爭口號,同時也能收反擊巫統鼓吹宗教至高論。果然在200838日的大選,整個情勢為之一轉。安華領導的反對黨陣線在大選中脫穎而出,共贏得5個州的州政權(馬來西亞共有13個州),也在國會擁有超過1/3的席位(82席對執政黨的140席),創造歷史新高點。順著反對黨揚眉吐氣,安華也在大選過後的一個星期內,即刻宣佈組成民眾聯盟Pakatan Rakyat),以抗衡巫統領導的國陣,形成兩個陣線的對峙。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認定兩線製(Two Parties System)已經降臨,因為馬來西亞的政局不斷地在變化,很可能又有一個大洗牌。無論如何,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出現了新的政治思惟和新的方略。最明顯地表現下下列幾個方面︰

1. “
民眾聯盟不再重申回教國的立場,執政的國陣也不再高調重申回教國。巫統元老東姑拉沙裡(Tengku Razaleigh)(在1987年曾與馬哈迪爭首相位不果)也首次開腔不以爲馬來西亞適合建立回教囯。他說,在巫統黨章內,沒有條文闡明要建回教國。雙方顯然意識到這個口號和理念仍不適合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社會,而且已不認為繼續成為政治鬥爭的基調。

2. “
民眾聯盟第一次提出民眾主權Ketuanan Rakyat),而不再沿用執政黨長期以來引用的馬來主權Ketuanan Melayu)的旗號。也就是說,“民眾聯盟”認為“馬來主權”是附屬於“民眾主權”之內的。在照顧馬來人利益的同時,也照顧其它民族的利益。在安華的演繹下,他讓馬來西亞人對新的理念耳目一新而有了嶄新的感覺。如果我們不善忘的話,在60年代當新加坡還是馬來西亞一部分時(新加坡在19639 16日加入馬來西亞而在196589日退出馬來西亞成為獨立國),李光耀便提出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口號,但不被巫統所接受。這個理念後來被新成立的民主行動黨繼承下去,成為鬥爭的理念。另一方面,其它的政黨如民政黨的馬來西亞人的口號及民眾進步黨的馬來西亞屬於全民的口號也是沖著馬來主權的口號而來。換句話說,幾乎所有非回教徒都認定馬來西亞不應屬於一個特定的民族,而是屬於大家的。這也正符合安華在當朝時提出的口號︰“我們都是一家人”。在安華下野又再卷土重來後,他明確地提出民眾主權的口號,在某種程度上,與不高唱回教國是屬於政治新覺醒的一個重要起步

3.
巧合的是,在200858日,馬來西亞檳城州回教法庭判決華裔婦女陳燕芳(回教名Siti Fatimah)脫離回教的申請成功,是為首宗活人脫教的實例。在這之前,雖也有人申請脫教,但不成功。因為在回教看來,一旦皈依回教,便無“叛教”的可 能。森美蘭州更有法律明禁回教徒脫教。這宗案件,也意味著回教法庭開始用新視角判案。


結語
雖然我們不能否認馬來西亞仍存在種族和宗教上的隔閡,但今天看來強調單一性的治國方針已不符合潮流和國情,有必要順民意而改弦易轍。 從政治的演變到伊斯蘭教的回歸到回教徒的生活,已浮現了馬來西亞正在醞釀新的政治理論,稱之為政治分水嶺也恰當地表現出馬來西亞不再自我設陷,而是準備用 新的思惟再一次融入國際社會中。雖然馬來西亞深受回教復興運動的影響與衝擊,但若對政體之重大和實質的改變都是不可取和不現實的。馬來西亞式的“回教國” 理念應適可而止,千萬不要掉入學派之爭或因政治利益而打亂現有的秩序。與其讓它成為一個鬥爭的目標,不如讓它演繹成一個政黨之間的理論爭辯,或交給回教學 者來闡釋宗教觀點,只限在穆民社會,不讓它困擾其他國民的生活而不知所措﹗
至為主要的一點是︰馬來西亞是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其他少數民族也擁有一定的權利對治國之道表達意見。如果“回教國”內不允許非回教徒表達立國立政立法的意見,那是對民主的限制與諷刺。就此而言,確保政憲上的“世俗性”是最能符合多元社會的需求和願望。

馬來西亞與伊斯蘭教(上)



悠久的傳播歷史
約西元14世紀,伊斯蘭教開始傳人馬來半島。最初主要透過商業貿易、移民和通婚等模式進行傳播。穆民商人壟斷著東西方的貿易。他們從埃及的開羅、阿拉伯半島的麥加、亞丁和波斯灣的一些港口出發,經印度洋,先到印度西海岸的瞿折羅(位於今印度的古吉拉特)的主要港口坎貝,然後開往馬六甲港,在那裡與中國、印度支那半島等地方的商人進行貿易。伴隨貿易的發展,伊斯蘭教傳入了馬來西亞15世紀,隨著馬六甲王國的興起,伊斯蘭教在馬來西亞有了很大的發展。在穆扎法爾沙國王統治時期(14451459)伊斯蘭教成為馬六甲的國教,國王也改稱蘇丹16世紀初開始,葡萄牙、荷蘭、英國等西方列強相繼對馬來西亞進行殖民統治(日本在1942年至1945年間曾佔領馬來西亞)伊斯蘭教成為馬來西亞民眾反對殖民侵略的旗幟之一,伊斯蘭教學人成為反抗殖民運動的傑出代表。1957年,馬來西亞聯合邦在不列顛國協內獨立。1963年,馬來西亞宣告成立。   


深遠的政治影響
在長期的反殖民統治過程中,伊斯蘭教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它成為馬來人反抗外來壓迫的主流意識型態之一。這為伊斯蘭教在當代馬來西亞產生深刻影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外,伊斯蘭教作為馬來西亞的國教,作為半數馬來西亞人的信仰,必然會對馬來西亞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下政治和文化兩個方面。馬來西亞的政體是君主立憲製國家元首(國王)9個州的蘇丹(世襲)選舉產生。作為一個世俗化國家,馬來西亞與一般的“伊斯蘭國家”有顯著的不同。馬來西亞只是規定伊斯蘭教是國家的官方宗教宗教領袖的作用主要體現下主持重大的宗教禮儀活動中。伊斯蘭教對馬來西亞政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伊斯蘭教反對黨方面。伊斯蘭教黨和伊斯蘭教陣線是馬來西亞政壇上主要的兩個伊斯蘭教政黨。泛馬來伊斯蘭黨(後易名為伊斯蘭教黨)是馬來西亞主要的伊斯蘭反對黨之一。1951823日,它從巫統中分裂後獨立。該黨黨員大多為馬來族穆民,宗教色彩濃濃。它規定只有穆民才能入黨。主張以伊斯蘭教義為原則,政教合一1977年,伊斯蘭教陣線從伊斯蘭教黨中分裂出來,成為獨立的伊斯蘭教政黨。它主張改變馬來人,特別是吉蘭丹州馬來人的命運而建立一個堅強的政治中樞。該政黨致力於團結所有馬來人。20世紀中後期,伴隨著泛伊斯蘭主義運動興起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興起,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教政黨也日益保守化。其突出的表現是《胡杜德法案》。199311月,泛馬來伊斯蘭黨控制的吉蘭丹州立法會議透過一項《沙裡亞刑事法法案》,簡稱為《胡杜德法案》,要求在該州實行道統的伊斯蘭教刑事法。另外,1971年 成立的馬來西亞穆民青年聯盟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躍。儘管它不是政治組織,但它透過對穆民的影響,從而對馬來西亞的政治產生影響。該組織主張在馬來西亞建立一 個以伊斯蘭教準則為基礎的,更道德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總而言之,儘管伊斯蘭教反對黨對馬來西亞的政治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但不是主流。隨著馬來西亞經濟的不 斷發展,其政治也會保持相對穩定,世俗化的政權將不斷鞏固。   


■廣泛的文化影響
相對而言,伊斯蘭教對馬來西亞社會文化的影響比對政治的影響要大得多。這主要表現下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伊斯蘭教已經成為馬來人的生活模式。在馬來西亞聯邦憲法中規定︰“馬來人指那些表示信仰伊斯蘭教,習慣上講馬來語並遵循馬來民俗習慣的人。”這裡的馬來民俗習慣中很大一部分是與伊斯蘭教有關的。例如,在馬來西亞的10個全國性節日中,聖紀節(先知穆罕默德誕辰)、開齋節(馬來人新年,是最重要的節日)和古爾邦節都是伊斯蘭教節日。每逢伊斯蘭教歷9月,全國穆民都要實行1個 月的齋戒。齋戒期間,每日從拂曉至日落禁止一切飲食、吸煙以及房事等。這種伊斯蘭式的生活模式成為馬來人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標誌。其次,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教 法只限於規範穆民個體婚姻家庭生活的法規。馬來西亞各州的沙裡亞法院是處理穆民婚姻家庭生活和遺產繼承的核心機構,它們是伊斯蘭教法的主要體現。另外,穆 民學人也是維護教法的重要力量。此外,隨著馬來西亞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社會上興起了伊斯蘭復興運動。作為對馬來西亞現代化和世俗化的回應,復興運動主 要由兩部分人領導︰保守的穆民學人和受國外原教旨主義影響的穆民學生。他們主張用伊斯蘭教來“純潔”馬來西亞社會,抵制西方文化的滲透,實行社會的伊斯蘭 化。伊斯蘭教在馬來西亞根深蒂固,其影響不會在短期內消失。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馬來西亞的經濟高速發展,政治相對穩定,民眾的生活水準不斷提升。發展經濟成為全體馬來西亞民眾的主要任務,民族和解及宗教寬容成為馬來西亞的主流,因此伊斯蘭教在政治上的影響會逐漸削弱,但作為一種文化形式,伊斯蘭教會長期存在並進一步發展

談到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教之前,先來談談遜尼派(Sunni)四大支派:

(一)哈乃斐派(Hanafiyah:公元8世紀由庫法人阿布哈尼法(abu Hanifa)所創,他的教法根據古蘭經,也審慎引用聖訓條規,較靈活處理教規,特別強調執法者的個人意見和判斷的價值的必要是遜尼派最大的一個支派,如今盛行於土耳其、伊拉克、阿富汗、埃及、印度巴基斯坦、中亞細亞等國。

(二)馬立克派(Malikiyah:約於公元9世紀由麥地那人馬立克本艾奈斯 malik b. Aras)所創,他主張除依據古蘭經制訂教法外,還要加上麥地那的習慣法,把其學派直接建立在聖訓的基砫上。這個教派如今盛行於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利比亞、蘇丹、乍得及上埃及等地。在中世紀時,一度盛行於西班牙。

(三)沙斐儀派(Shafiyah:於公元11世紀由巴勒斯坦人沙斐儀(shafii M uhammad b. Idris)所創。他吸取了馬立克學派和哈乃斐學派的特點,尊重聖訓和類比,因而自成一家。故有折衷派之稱。比馬立克更廣泛使用公議(Ijma,意指伊斯蘭教公社全體一致的意見),而對類比(Kiyas,即一種推理,分為明顯的和隱蔽的兩種,但其條件必須是以古蘭經為基砫,結論不得與古蘭經和聖訓矛盾)法則提出嚴格的規定。這派學說盛行於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島南部、東非洲及東南亞(包括馬來西亞)和中國的新疆

(四) 罕百里派(Hanabilah:,它是於公元9世紀由巴格達人伊本罕百勒(Hanbal ibn Ahmad)所創。他在制定教法時,嚴格遵循古蘭經聖訓,很少用類比(推理),堅決反對個人意見,反對意志自由,並蔑視使用公儀 在四大學派中,最為堅持經典傳統。這派學說現盛行於沙烏地阿拉伯

在四大學派中,最令我們注意的是沙斐儀派和罕百里派,因為前者的學派影響馬來西亞的伊斯蘭教的發展後者則是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的最初源頭,深深地影響今日世界的局勢。先說沙裴儀派,由於它的折衷性,容易被其他學者穿插其中,例如11世紀的安薩里(al-Ghazali)(1059-1111年)就將神秘主義思想引入正統信仰中,他強調宇宙不是永恆存在的,而為真主所創造,肯定靈魂不滅,肉體復活,並認為只有通過直覺才能發現理性所不能認同的真理。他後來成為伊斯蘭教的權威,最代表性的著作是宗教學科的復興,晚年成為蘇非派神秘主義的代表人物。所謂蘇非派(Sufi),產生於7世紀末期,即以古蘭經的某些經文為依據,又接受新柏拉圖主義印度瑜伽派等某些外來思想。主張內行修煉沉思入迷以致與阿拉真主合一。直到11世紀,安薩里將其神秘成份注入正統教義之中,到了13世紀,伊本阿拉比和魯米又將之發展成神人合一的思想,注重內心苦修和自身的宗教儀式,也在生活中產生重要的作用。因為它的不積極介入政治權力,強調個人的靈慾修養,又重視教育和研究精神,很能得到政府人員,神學及法學者的喜愛。因此從13世紀起蘇非派已成形和具有規模。儘管有時它會被正統派視為旁門左道,但它的影響力卻是廣泛地在穆斯林社會中傳開。它的宗教成份較之政治色彩更為濃厚,轉而在文學藝術上展現蘇非的理想主義。安薩里作為蘇非主要的代表人物,在政治上是採取折衷和妥協態度。他認為應使現存的統治合法化,有人掌權的社會比公眾意見一片混亂的社會來得好,而掌權者與宗教學者相互扶持或合為一體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這種思想適應推行王權統治的地區,成為統治者使用各種手段鞏固政權的道義基礎。在14世紀時,埃及學者伊本伽馬(Iba Jama1241──1353年)更明確指出,統治者不可或缺,是真主在大千世界的化身,所以不管誰是統治者,人們都必須承認和服從。誰是勝利者,就應 該擁護誰。

伊斯蘭教大約在十四世紀傳入馬來半島。一般上,被認定是在馬六甲王朝(公元1400年起)開始蓬勃發展,取代了印度教的地位。換句話說,傳入馬來西亞的回教是屬於遜尼派的沙斐儀派,而又帶有安薩里的蘇非主義思想,它們之間的揉合,又將本土馬來人的習俗混入其中,形成今日的馬來西亞式的回教。早在十三世紀,蘇門答臘北部與馬六甲隔海相望的須文達那即已伊斯蘭教化。須文達那國王巴賽保護阿拉伯的商人和傳教士,大力傳播伊斯蘭教。馬來半島上的馬六甲王朝第二代國王伊斯坎達'沙(1414-1423年在位)仰慕阿拉伯商人的富有,對伊斯蘭教漸有好感,遂與巴賽公主結婚,改宗伊斯蘭教。馬歡以1413-1415年的見聞為基礎撰寫的《瀛涯勝覽》中說:「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持齋受戒誦經。其王服用以細白番布纏頭。」可見當時在馬六甲伊斯蘭教已經廣泛傳播。到第五代君主穆扎法爾'沙(1445-1458年在位)當朝時,開始採用穆斯林君主「蘇丹」尊號,立伊斯蘭教為國教。當時正值馬六甲王朝全盛時期。馬六甲國王取代須文達那一巴賽,成為向東南亞傳播伊斯蘭教的根據地。馬六甲王朝傳了八代,至1511年,在葡萄牙殖民者的侵犯下,馬六甲王朝宣告解體。到十二世紀初,馬來亞全部淪為英國殖民地。1957年,馬來亞聯邦在英聯邦內獨立。1963年宣告成立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要求宗教是伊斯蘭教。1957年的憲法規定伊斯蘭教為國教,但不影響馬來西亞作為非宗教國家的地位。馬來西亞的政體類似君主立憲制。最高元首由統治者會議產生。統治者會議由西馬九個州的世襲蘇丹和馬六甲、檳榔嶼、沙撈越的州長加上沙巴州元首組成。選舉最高元首時只有九個蘇丹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各土邦的蘇丹實際上是當地政教合一的最高首領。馬來西亞泛馬伊斯蘭教党,1948年成立,原名泛馬來亞伊斯蘭教協會,是僅次於馬來民族統一機構(簡稱巫統,成員均為穆斯林)的第二大黨。領導人多為宗教上層,由清一色的馬來族人組成,主席是阿斯里。伊斯蘭統一陣線,19781月成立,主席納西爾。這是馬來西亞穆斯林福 利組織,主席冬古拉赫曼,機關刊物是《穆斯林先驅》月刊,與伊斯蘭教國際組織聯系密切。馬來西亞的憲法第160條對馬來人有如下的定義:馬來人只信仰回教,習慣於講馬來語,遵守馬來習俗者。由此可見,回教和馬來習俗對馬來人而言是相輔相行的。馬來西亞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說:一個放棄他的宗教的馬來人將停止成為馬來人。事實上,這是回教世界唯一宗教相等於種族的種族。如果放棄了回教,馬來人就不被視為馬來人,也不能享有憲法中的特別地位。正因為這種因素使然,馬來西亞是全世界唯一規定這個種族必須要成為回教徒,才有資格鑑定自己的身份。這是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簽署後的產物。在回教的神學裡,回教是貫徹在信徒整個生命和各個領域中的,不能與信徒的日常生活分開。這就是說,回教並沒有所謂聖俗之分,更沒有所謂世俗回教國的名詞。而穆斯林正是以回教是生命的全部作為回教化之論點的基石。


根據著名馬來學者賽那吉教授(Prof. Syed Naguib al-Alatas)的研究,馬來西亞經歷了三個回教化的階段。第一階段起於1200年至1400年間,是為回教化的黎明階段馬來人的改信回教純粹是憑著一顆赤子之心,但對回教教義不甚瞭解。他形容為肉體的改變
conversion of the body)。第二階段起於1400年到1700,回教教義的詮釋純然是以正統的回教法規進行,在精神上引發了對回教的理性認識。賽那吉認為,著名的蘇非主義(Sufism)在改變回教徒之精神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裡顯現出馬來西亞的回教是根據沙斐儀派中引進蘇非主義。賽那吉本身就是著名的蘇非主義學者。第三階段是在1700年以後發生,這裡面的西方文化影響了回教的進展,西方之理性主義,個人主義及國際主義的思想限制了回教化之發展賽 那吉認為一個回教化的人是一個已從幻術及世俗化的世界釋放出來的人,因此在本質上,回教化是一種解放的過程,尤其是指對精神和靈魂之釋放。在個人層面方 面,回教化是指仿傚先知們所達致的完全模範;就整體而言,指的是社群朝向達致回教先知所要達到的道德倫理轉於完善的階段。以此推論,早期的馬來亞社會之所以接受回教的植根主要是這個宗教適應了當時各馬來小王國的需求,這些小邦的蘇丹或統治者不但擁有政治權力,也是回教的最高領袖, 得到臣民的認同和服從,自然樂於維持回教影響下的統治,尤其是蘇非主義學說走入遜尼派中,而又強調宗教主導儀式和文化藝術乃至人的生活習俗,不會與政治發 生太大的衝擊。換句話說,政治與宗教的和平相處,使到各州的馬來統治者有了安全感和信任感,回教之發展也就未受到阻止。即使發展緩慢,還是被保留下來。馬 來西亞在 立前已存在9個蘇丹(小馬來王國),被英殖民政府納入馬來亞聯合邦内。1957年獨立時,由9個州的蘇丹造出一位(五年續任)出任最高元首(國王)。直到今天其政制維持不變)。無論如何,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1914-1945),則是西方政治霸權和西方文化的天下,免不了對東方文明和回教文明有所衝擊。不僅在阿拉伯的世界,而且在亞洲乃至東南亞都被西方文明所深化。正由於西方文化的擴散,當戰後各個國家爭取獨立時,所渲染和強調的是民族主義的意識,以擺脫西方列強的統治,而不是回教運動的復興。



宗教讓位於民族主義
巫統(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簡稱UMNO是獨立至今的馬來西亞最具權利的執政黨,也是國陣(執政的國民陣綫)的骨幹。國陣總共由14個政黨組成,在 1946年的成立是馬來民族主義思潮凝聚成政治力量的最高表現,創黨人拿督翁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根據Prof.Ozay Mehmet(土耳其人,加拿大Carleton University的教授)的研究結果,這與土耳其有一定的關係(土耳其在1923年改為世俗國,將宗教與政治分開),而拿督翁則擁有土耳其裔的血統,離開政壇後,醉心於學術研究,是回教著名學者之一,被稱為蘇非主義派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同樣具有土耳其裔血統。他們這些馬來精英與拿督翁有一些血緣關係。作者認為在土耳其之父凱米爾 (Kamal)領導下,於1923年宣佈土耳其共和國成立時,已切斷了奧斯曼帝國的陰影,將國家置於世俗統治下,而在宗教上仍信奉伊斯蘭教,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作為土耳其後裔的拿督翁的民族主義意識。人們因此推論,拿督翁潛在意識中擁有世俗凱米爾主義(secular Kemalist Ideology)的思想,為民族主義鬥爭奮勇前進。這也是為何巫統以民族主義作為鬥爭的旗幟,導致1951年巫統黨內的回教保守份子脫離出來,另行成立回教黨。這種重大的影響,顯示凱米爾主義深入巫統黨中,促成巫統在後來的鬥爭中,不以宗教掛帥,且在很多方面,繼承了西方政治的制度,包括憲法的制定。直到今天馬來西亞憲法雖然經過多次修憲,仍然保留三權分立的制度。雖然在1988年通過設立回教法庭,但只限於回教徒處理結婚、離婚及財產 繼承等事務,並未實施於非回教徒身上。因此前聯邦法院院長敦沙禮阿巴斯說這個國家之法律是不以宗教為準的,是世俗的。有人就此認為我國的憲法設立了一個世俗之法律系統(Secular Legal System),與宗教是分開的。但為甚麼今時今日馬來西亞會出現回教國的爭議?我們在下來論述原教旨主義後,就會有個較為清晰的畫面。




原教旨主義的淵源
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Usuliyun)不是近年出現的回教學派,它的前身是罕百里法學派。雖成立於公元9世紀,但在14世紀才發展成一套完整的學說。將罕百里派進一步發展的是伊本泰米葉(Taqi al-Din Ahmad B.Taymiyah, 1263-1328年),生於美索布達米亞的哈蘭(Harran)。1268年遷居大馬土革,執著於伊斯蘭教初期的正統思想,成為罕百里派的權威和發揚光大者。古蘭經聖訓及慣例外,不信奉任何權威,反對宗教上的任何創新。他認為中世紀以來,由於伊斯蘭教受到希臘哲學、基督教、佛教和新柏拉圖主義等的外來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在穆斯林世界出現多神崇拜和異端思想,背離真主阿拉正道。為此他明確的提出了回歸古蘭經的口號,極力主張應復興早期伊斯蘭教的原旨教義,堅持伊斯蘭教認主獨一的根本信仰。 他提出古蘭經是信仰的最高准則,對其注釋要嚴格準確,不能妄加推測和穿鑿附會。泰米葉承認早期四大哈里發的正統性,並認為哈里發只有經過民主選舉,才符合 伊斯蘭教關於穆斯林人人平等的原則。伊斯蘭政府應對烏瑪(回教社會)負責,烏瑪則對真主負責。同時服從執行教法的政府和反對異端及偏離教法的政府也是穆斯 林的義務。穆斯林沒有必要去服從那些離開安拉正道而又腐敗的統治者。他的這一學說,在後來被稱為罕百里法學派的權威,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先驅;更為重要的是,由於罕百里派堅持正本清源,恢復伊斯蘭教的本來精神,故而在後來也成為原教旨主義的濫觴。以土耳其為中心的奧斯曼王朝(1299-1922年)在長達600年的統治期間,地跨亞、非、歐三大洲的伊斯蘭大國而言,人們不難看到泰米葉思想廣泛地傳播於回教世界中,但也引發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鬥爭。瓦哈比教派在18世紀興起即為一例。其創始人瓦哈布(Mu hammad B. Abdullah Wahab)於1703年出生於沙地阿拉伯內志高原阿伊納的宗教世家,父親是罕百里派法學家,自幼隨父學習。10歲 能熟背全部《古蘭經》。成年後周遊各地,曾一度沉迷於伊斯蘭神秘教派蘇非主義。但為其師謝赫阿卜杜勒伊布拉欣反對,又轉回對罕百里法學派的研究,對泰米葉 的學說有精湛研究。在面對勢力已衰弱的奧圖曼帝國對伊斯蘭教的鞭長莫及下,瓦哈布決心發動旨在恢復伊斯蘭教早期傳統的宗教改革運動。

瓦哈比教義的基本觀點有下列幾點:(1嚴格信奉唯一的阿拉,恢復伊斯蘭教早期的純潔性和嚴格性;(2堅持以古蘭經和聖訓立教,反對蘇非派對古蘭經的隱秘解釋,主張一切回歸到古蘭經本來精神中去,倡導以罕百里法學派的學說行教治國;(3整肅社會風氣,淨化信徒的心靈,革除社會弊端,禁止飲酒、吸煙、跳舞和賭博,反對將歌舞引入宗教儀式。 反對一切腐化、墮落和違背人格的享樂,禁止穿著絲綢和華麗的服裝;(4)凡穆斯林應不分民族,種族和貧富,在阿拉面前一律平等,停止自相殘殺,為捍衛阿拉正道團結一致,共同對敵;(5)在政治上反對奧斯曼帝國統治者腐化墮落和助長異端邪說。公開提出只有阿拉伯人才能肩負起恢復伊斯蘭教純潔性的使命,主張用聖戰爭取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

瓦哈布在傳教的過程中,遭遇迫害,結果在1740年得到阿奈扎部落的酋長穆罕默 德伊本沙特的庇護。沙特就是當今沙地阿拉伯王朝的始祖。在這種情形下,兩人簽訂協議,共同倡導和傳播瓦哈比派學說,結果一個擁有世俗權力,另一個握有宗教權力,各有所得,聯手在沙地阿拉伯建立瓦哈比派的國家。今日的沙地阿拉伯就是通過國王掌握政治權力,但又得全力推展瓦哈比學派,以使兩位一體。意味著瓦哈比派同意屈從在王權底下, 與其原來源自罕百里派的神權政治有所不同,成為被激進份子加以攻擊和反對的理由。正因為王權大過神權,也種下禍根,引致沙地阿拉伯內的宗教份子在接受外來 的影響和對國王的世俗權力不滿下,終於將罕百里派導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將原教旨主義加級提昇,作為鬥爭的旗幟。這 份子自稱為新伊斯蘭主義者,對瓦哈比派向王室低頭,服從於政治勢力下求取生存和享受舒適的生活越來越仇視,大聲疾呼還政於真主,以推翻沙特王朝,結果演成激烈的政治鬥爭。其中一位激進的領袖就是奧沙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他後來把政治舞台搬到阿富汗,也就是今日被美國形容為非捉不可的恐怖大亨。




兩種思潮的鬥爭
當我們述及這段歷史時,有必要回顧17世紀回教文明所處的困境,它和中國的東方文明同樣陷入停滯不進,被崛起的西方殖民主義的洪水所掩蓋。這樣一來,將有助於我們更深認識奧沙馬賓拉登為何會走向極端的鬥爭路線。17世紀的歐洲,已進入工業革命的時代,紛紛把權力的鞭子伸向世界各地,進行掠奪資源和侵略行動,其中勢力最大的是英國,還有葡萄牙、荷蘭和法國等也各不相讓。這個時期,以土耳其為中心的奧斯曼伊斯蘭教帝國已開始走向衰退。1798年,當法國的拿破侖大軍攻佔埃及後,標誌著奧斯曼帝國蘇丹統治的實質瓦解,雖然名義上還存在。也反映出古代伊斯蘭文明與近代西方文明發生激烈的衝突,並在西方列強的權勢下,迫使伊斯蘭教重新尋求定位。雖然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沙地阿拉伯未真正淪為殖民地,但也不可倖免成為西方國家的保護國。直到19世紀,伊斯蘭教的學者們,深深地意識到西方文明的成就已把回教文明拋在後頭,必須要進行改革。這之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信念是回到古蘭經,也就是提倡返璞歸真的學說。它幾乎在20世紀主宰了伊斯蘭教的思想。這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脫胎於罕百里法學派,也再一次批判瓦哈比學派對政治的屈從和對現狀的滿足。它帶有強烈反對殖民統治和西方文明侵蝕的思想,也要求穆斯林回到古蘭經追尋一條出路。西方的政論家形容這樣的思潮和運動是原教旨主義在發難,間中不免有邀進的行動。他們告別了保守的傳統主義,孕育了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想,大部份的學者主張實行伊斯蘭律法和趨善避惡,以讓人民接受返璞歸真的伊斯蘭教的價值觀,並融入日常生活中。

但另有部份接受西方文明具有現代主義思想的伊斯蘭學者則認為,伊斯蘭教可以接受西方科技和西方文明,使之融會貫通。例如19世紀最偉大的伊斯蘭教改革者雅瑪阿丁 阿富汗尼( Jamal al-Din Afghani1839-97)就接受科學的世界觀。他認為伊斯蘭教是最接近科學和知識的宗教,兩者間並無矛盾。他將古蘭經中的烏瑪(伊斯蘭教社會)與現代的國家主義相結合,提出泛伊斯蘭教主義的新觀念。他呼吁什葉派和遜尼派和解,共同對抗歐洲人的入侵。另外一位追隨阿富汗尼的埃及回教學者穆罕默 德阿布(Muhammad Abduh1 849-1905)就鼓吹宗教必須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當然仍需約束在古蘭經的範圍之內。更有一位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的學者阿里阿布拉吉克(Ali Abdul-Razig1888-1966)同意政治與宗教應分開。他在其著作《伊斯蘭教與政治權力來源》一書中這樣說:土耳其於1923年停止哈里發制度,還政於俗,可能是讓政治和宗教分離的唯一機會。這位土耳其的思想家,是土耳其共和國首任總統(現代土耳其之父)穆斯達化凱米爾(M ustafa Kamal1881-1938年)的弟弟。早年在埃及的阿茲哈(Al-Azhar University)大學就讀,後負笈牛津大學。基於他的思想的西化和對古蘭經另有詮釋,因此他大膽地提出回教國伊斯蘭教國家的觀念的這個名詞本身可能就有矛盾存在。即使整個世界都奉行伊斯蘭教,並依此承認一個政府,但將是踰越人性的,也不符合真主的意旨。他不認為回教律法可以成為一個國家的法律基礎。拉 吉克的理論觀點是獨樹一幟的,也震撼保守的伊斯蘭社會,並受到原教旨主義者群起而攻之。拉吉克認為,先知的使命純粹是精神使命,他通過傳教打開信徒們的心 靈之門,觸及其靈魂深處的思想,發掘其愛與恨、善與惡的根源。先知的權力比任何一位領導人的權力都大。這種政治權力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社會賜予的,而是真主 授予的神聖權力,先知的權力發揮在精神方面,它不像政治權力那樣以信徒的絕對服從為目的, 而是以信徒心悅誠服地崇拜真主,向往天堂樂園為目的。 他進一步指出,穆罕默德憑借他的精神權力,創造了穆斯林的社會(烏瑪)。這個社會與國家,政府和民族沒有本質上的聯繫,烏瑪的團結統一並不意味著國家的團 結統一。先知促成了穆斯林心靈的統一,但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國家和伊斯蘭政府。他不否認先知之後的哈里發制度,通過烏瑪社會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但後來的發展卻是阻礙伊斯蘭國家和社會走向自由、公正、繁榮和昌盛,而且他不認為這是先知的本意。他的這一思想無疑要為其兄開創世俗的土耳其共和國開道,以把回教放在精神權力的層次,因而對所說的回教國有所保留。當然伴隨而來的是嚴厲的批判,譴責他離經逆道,渺視伊斯蘭教的權威,歪曲古蘭經的闡釋。無論如何,拉吉克也在近代伊斯蘭思想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觀點。直接挑戰拉吉克將宗教與政治分開論的另一位學者沙伊德奎特(Sayyid Qurb1906-1966)是20世紀以來最偉大的一位改革思想家。他認為假如這個社會不是依照真正的伊斯蘭教法制統治,所有真正的伊斯蘭教徒就有責任起而和壓迫他們的統治者抗爭。奎特是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影響最大的伊斯蘭學者,是繼罕百里法學派泰米葉之後的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思想家。他生於埃及,年輕時當過教師,早期是一名世俗的民族主義者。1942年,他出版了《伊斯蘭的社會公正》一書,肯定他在埃及思想界和學術界的地位,也標誌著他從世俗民族主義者開始步向宗教主義者。1948年他到美國學習2年,對西方文化有進一步的認識,他又出版了《伊斯蘭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一書。此時,他已經完全過渡到成為一位原教旨主義的鼓吹者。1954年,他不滿埃及總統納塞爾的世俗化政策,參與反對政府活動而被逮捕入獄。在獄中,他先後完成《我們這個宗教的前途》,《我們的宗教》和《路標》等名著,使原教旨主義體系更加完整地發展起來。他的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阿拉伯國家由於世俗化和非宗教化,偏離了伊斯蘭原則,加上西方思想的影響導致各種社會問題的出現,而且在政治上表現出對真主在世間權利的侵犯。由於一些人 不遵循伊斯蘭教道德規範的束縛,私自規定道德、觀念、制定法律和制度,造成了社會中一部份人對另一部份人的統治和壓迫,造成了貧富分化、社會秩序混亂等社會問題。

2清除非伊斯蘭秩序,恢復重建伊斯蘭統治秩序伊斯蘭教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完備的思想體系,廣泛的生活法典,必須把權力交回給真主,恢復和重建真主完全的主權和統治權,宣告真主獨一無二的神性,反對任何的人的統治,建立唯一的,至高無上的神聖法律。在反西方化和現代化的同時,完全按照伊斯蘭的方式和標準建立阿拉伯社會,使伊斯蘭社會建立在一個不受污染的環境中。

3精神自由,人類平等及社會合作是符合伊斯蘭教義的。裡頭雖挾帶著社會主義的思想,但強調宗教至上和伊斯蘭教的優勢,同時也不反對個人成功和個人利益的存在,也不需要取消階級差別。這又與資本主義的理論相一致。

無論如何,奎特的濃厚宗教思想確實把罕百里法學派發揮得淋漓盡緻,成為原教旨主義的基石,對後來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產生十分深遠和巨大的影響。與他同時也有一位學者哈桑巴納(Hasan al-Banna1906-1949)在1928年發起了巴納運動,後來改名為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的組織,奎特也是其中一名重要成員。哈桑巴納是遜尼派蘇非主義的信徒,主張回到古蘭經和聖訓的原旨教義,反對埃及的西方化和世俗化,主張實行伊斯蘭教法,恢復哈里發制度(繼承穆罕莫德的統治者),建立泛阿拉伯的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其行動口號是:阿拉是我們的目的,先知是我們的領袖,古蘭經是我們的法典,聖戰Jihad)是我們的戰鬥,為目的而犧牲是我們的理想。從中不難看出哈桑巴納與奎特的思想是有許多共同點,只不過後者更加系統化了原教旨主義,成為60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的新導向。


伊斯蘭復興運動
伊斯蘭復興運動在60年代成為一股強勁的政治力量是有其背景的。1948年,英美兩國通過聯合國強行在巴勒斯坦區成立以色列猶太人國家,意圖將巴勒斯坦分劃為二,另一個交給信奉伊斯蘭教的巴勒斯坦人(但直到今天為止,巴勒斯坦立國無期,只是成立一個受控於以色列的自治政府)。結果爆發以埃戰爭,可是5次的中東之戰,都是以埃及和阿拉伯國家失敗結束,致使中東的穆斯林感到十分沮喪與挫折,決心通過復興伊斯蘭教來重整雄風。與此同時,中東及阿拉伯國家推行世俗與宗教在政治上分開的政策,給了復興運動者一個隙縫從中湧現。他們稱之為伊斯蘭復興思潮,西方則界定為原教旨主義的再出發。我們於是看到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威力,首先在伊朗開花結果。什葉派的宗教長老科梅尼通過聖戰,在1979年一舉推翻伊朗巴列維王朝,建立了近代第一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大大地鼓舞原教旨主義者和復興運動者的鬥志。

伊朗的神權國家如今被證明不是典範的例子。在科梅尼(RuhollahKhomeini)成為精神領袖〔權力大過總統和政府,儼然代表神在治國〕後,伊朗陷入孤立,失去西方盟國的信任,更與美國交惡,又和伊拉克打了一場付出極高代價的戰爭。在國內又實行打壓政策,人才與財富嚴重流失,國家經濟停滯不前,引發了伊朗前任總統卡塔米開展宗教改革運動(現任總統阿末里扎(Mahamad Ahmadinejab)2005年登台,改革還在推行),以期恢復伊朗的昔日風采。由此證明政教合一的神權統治不合時代潮流和人民的需要。不過, 在另一方面,科梅尼生前留下的政治遺產(目前的最高统帥及實權領袖是阿里卡梅尼AliHosayni Khamenai,他在1989年接替逝世的柯梅尼之位)又為原教旨主義者提供一個新出路,以他作為鬥爭的榜樣。

原教旨主義激進份子繼伊朗之後,在沙地阿拉伯搞起另一場運動1991年沙地阿拉伯的新伊斯蘭主義者向國王呈交請願書,又於1992年再提呈勸戒備忘錄。要求重新確立伊斯蘭教的絕對地位,用回教律法全面支配沙地社會和政治生活,並由新伊斯蘭主義者接管國家的權力。這擺明是要推翻沙特家族一手建立起來的王朝,自然引起尖銳的衝突。這個組織其中一名重要人物就是原屬於沙地阿拉伯的富豪奧沙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他們把自己稱為薩拉菲因Salafiyyin)(意為先輩派),以有別於烏蘇利因Usuliyun)(原教旨主義者)。可是剖釋之下,兩者之間其實是同一脈 系,而且被提升一級,把它導向極端的狂熱路線。這個運動的參與者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不乏學者、教授和博士的精英。沙特國王在憂心之餘, 採取兩個策略化解危機。其一是接受這個組織的一些建議,使沙地阿拉伯更加的回教化,以安撫他們的反叛之心。其二是對某些重要份子採取嚴厲行動,或監禁或驅逐,或軟化他們的立場。奧沙馬本拉登就是在1994年被遞奪公民權,不得返回沙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為了穩定政局和捍衛王權不受動搖,對伊斯蘭教的傳播和研究不遺餘力,以確保其伊斯蘭盟主的地位。一位英國學者阿姆斯特朗(撰寫沙特國王傳記的作者)這樣說:在宗教問題上,沙特國王屈從 於烏里瑪(Ulama)(即指承認有權威的穆斯林教法學家和神學家)的願望,但當烏里瑪在涉及政治和軍事等問題上提出反對意見時,沙特國王就叫他們回到書本中去。(意指不要插手政軍事務)今日的沙特軍政政權不允許烏里瑪干涉沙特家族追求的政治目標王族內的軍政世俗政權同謝赫家族為代表的烏里瑪階層(以瓦哈比派為主要力量)始終維持著一種相互支撐,互為依存的關係。彼此都是保守思想,從而長期建立起政教聯盟的姻親關係(雙方成員互有通婚)。 由於沙特國王需要伊斯蘭教作為立國之本,他也順應烏里瑪的意願強制穆斯林遵守教條,服從瓦哈比派的訓戒。如督促人民按時祈禱、守齋、禁止飲酒、歌 舞,在男女間設置隔離區,禁止男人穿著絲料和佩戴金飾物,禁止在市場出售繪有人物和動物形象的繪畫品等等。凡是違反戒規的人,輕者囚禁或當眾鞭笞,重者抄 沒住宅和全部家產,甚至被驅出聖地在王權和神權綜合下的沙地阿拉伯所採取的政策,也被人權委員會指為嚴重違反人權,並不尊重女性的權利,而宗教警察的過大權力牢牢控制國民的行動,又遏止國民受外來文化和思想意識的侵蝕的政策是備受抨擊的。儘管沙地阿拉伯傾向西方,尤其和美國保有密切的政治和軍事聯繫,也建立起沙特式的伊斯蘭國家,但奧沙馬本拉登仍然不放過沙特國王,他矢言要展開一場聖戰來達成一個泛伊斯蘭的阿拉伯國家,由神權統治,令到沙特國王格外警惕和不安。


911
事件與反恐戰爭
尤其嚴重的是,奧沙馬在沙地阿拉伯搞伊朗式的宗教革命運動失敗後,便將其政治舞台搬到阿富汗。他在1996年協助塔勒班奪取阿富汗政權,全面推行一個神權至上的伊斯蘭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遜尼派的一些教徒採取激進的行動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大搞原教旨主義的活動。塔勒班控制下的阿富汗(1996-2001)比起伊朗的神權統治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幾乎否定了人的基本權利,禁止一切外來的文化和科技,強制男人留胡須, 女人一定要全身包裹,不可露臉。讓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這個制度除了古蘭經外,就什麼都沒有了。人民的生活與中世紀的部落生活相差無幾。這種倒行逆施的政教合一的國家,令人不寒而慄。特別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在塔勒班控制下的阿富汗,不但將原教旨主義推向極端統治,而且公然讓奧沙馬在阿富汗組織恐怖軍事基地阿蓋達Al-Queda),作為開展聖戰及恐怖活動的大本營。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啟開了恐怖組織的殘暴手段,為21世紀的人類敲了警鐘。如果原教旨主義已和恐怖主義劃上等號,則世界肯定陷入史無前例的浩劫。正是奧沙馬將原教旨主義帶上災難性的不歸路, 致2001年杪阿富汗人民成為美軍反擊戰的犧牲品。傷亡無數,哀鴻遍野,成了今日阿富汗的血淚寫照。换句话说,奧沙馬的極端和塔勒班的愚昧政策構成世界禍害的根源之一。


未完,待續...

馬來西亞和印尼伊斯蘭教政策之比較





來西亞和印尼是東南亞地區兩個穆民人數最多的國家。據1980年人中普查,穆民占馬來西亞人口的53%;占印尼人口的87%但伊斯蘭教在兩個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迥然不同的馬來西亞伊斯蘭教從國家獨立一開始就被立為國教,並在70年代以後隨著政府伊斯蘭教政策的調整而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印尼穆民儘管占人口的約大多數,但伊斯蘭教並沒被立為國教。不論在蘇加諾時期還是在蘇哈托的“新秩序”時 期,伊斯蘭教都處於被壓製的地位,它在印尼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比它的鄰國馬來西亞要小得多。馬來西亞和印尼政府的伊斯蘭教政策共同何在?為什麼穆民人口占87%的印尼伊斯蘭教的地位和作用反而低於穆民人口僅占一半的馬來西亞?這些政策對伊斯蘭教在兩國的地位和作用有何影響?作為東南亞地區兩個最大的穆斯林國家,獨立以一,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伊斯蘭教政策相同之處表現在下述幾方面︰
     
首先,獨立後兩國政府都奉行政教分離政策。馬來西亞儘管立伊斯蘭教為國教,但在六十年代末以前,伊斯蘭教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幾乎不起任何實際作用,而僅是一種禮儀工具。伊斯蘭教“基本上用於儀式目的,在下式埸合,如就職儀式、元首生日、獨立日及類似埸合以伊芳斯蘭教保持疏離關系,第一任總理東姑‧拉赫曼公開聲稱他對以伊斯蘭教解決國家問題的能力缺乏信心;他還說︰“我寧願明白地說,這個國家不是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個伊斯蘭教國家;我們能做的僅是立伊斯蘭教為國教印尼穆民僅管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伊斯蘭教卻並沒被立為國教。蘇加諾總統奉行“潘查希拉”為立國根本,確立了印尼世俗國家的性質。  

其次,伊斯蘭教作為一種精神衣冠文物,其作用被政府首肯。馬來西亞政府認為伊斯蘭教是一種可以推展現代化的信仰體系和生活模式;一種促進勤奮工作以及種族和宗教寬容、和諧的倫理觀。而印尼蘇哈托總統認為︰“真主在《古蘭經》中處-指示我們,必須為社會做好事並把社會建設好。   
 
第三,伊斯蘭教作為個人信仰和個人生活模式被政府所提倡。兩國政府都支援修建清真寺,組織《古蘭經》背誦比賽和去麥加朝覲,建立伊斯蘭教師範學院,成立伊斯蘭教研究所,加強對伊斯蘭教的研究。蘇哈托認為︰“宗教將發揮它的真正功能︰為生活和發展提供一個完整的教育,而不是為政黨謀求狹窄的政治利益。”基於信仰神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則,印尼所有世俗學校都要設立宗教課,學生按各自信仰的宗教選修相關課程。政府每隔兩年舉行一次《古蘭經》背誦比賽。為了修建更多的清真寺,蘇哈托號召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公務員按工資級別每月捐款501005001000盾不等。這樣,“我們每個月可建造三座清真寺。”在總統的推展下,印尼清真寺數量增長很快,例如在東爪哇,1973年清真寺有15574所,1984年是20648所,1990年達25655所;在中爪哇, 清真寺數量從1980年的15685所上升到1992年的28748所。
 范若蘭 (香港)《亞洲評論》1998年秋冬卷,1998 

Terengganu



Terengganu登嘉樓,舊稱丁加奴,是馬來西亞位於西馬的州屬,東臨南中國海。西北部與吉蘭丹州交界,西南部有彭亨州,東部面向南中國海。登嘉樓面積12955平方公里,人口101萬人,首府是瓜拉登嘉樓(KualaTerengganu)。馬來人859,402或94%,華人42,970或5%,印度人4,355,其他3,238(1995年統計數字)。登嘉樓之馬來文《爪哇史頌》本為Trengganu,葡萄牙人Talagano,後來改成Terengganu。華文名稱方面,中國宋代《諸蕃志》中稱登牙儂。元代《島夷志略》稱丁家廬,元代《大德南海志》作丁茄蘆,明代《鄭和航海圖》中作丁家下路,清代《海國見聞錄》作丁葛奴。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聯合邦自英國殖民者手中獨立以來,Terengganu的中文譯名一直都是丁加奴,包括馬來西亞所有中小學的華文教科書都用丁加奴。2004年9月,當地華人以丁加奴此名帶有貶義,即添「丁」「加」做「奴」才或「奴」隸為由,正式向馬來西亞華語規範理事會要求改名為登嘉樓,他們認為登嘉樓的字形具美感,且有「登」上更「嘉」一層「樓」之意,較為吉祥。當地華人也提出登嘉樓此詞在該地已使用了30年之久。20世紀70年 代,當地華人開始用登嘉樓這名稱,當地一些華族會館有用此名,例如「登嘉樓海南會館」,「登嘉樓福建會館」等,另外當地商家及各華團多用登嘉樓。某些人對 此事有其他意見,;例如有者認為「登嘉樓」三字筆劃多,書寫不便,建議沿用原來的「丁加」二字,把「奴」改成「努」,也有「努力」的含意。2005年4月8日,馬來西亞華語規範理事會經過多次開會討論後正式宣布,決定使用「登嘉樓」,州首府瓜拉丁加奴則改稱瓜拉登嘉樓,而全馬來西亞的中小學華文教科書也將逐漸改名。



登嘉樓最早的記載出現於中國商人與航海家的紀錄。中國宋代《諸蕃志》中的登牙儂。14世紀初葉,航海家汪大淵造訪此地,在所著《島夷志略》一書有專篇《丁家廬》記載:「山高曠,田中下,民足食,春多雨,氣候微熱,男女椎髻,穿綠頡布短衫,繫遮裡絹。……產降真、黃蠟、玳瑁。」。15世紀《鄭和航海圖》中作「丁家下路」。《明史》卷三二五作「丁機宜」。一如馬來其他的州屬,丁加奴在伊斯蘭教未傳入前,是佛教與印度教的文化混合萬物有靈論的傳統信仰社會8世紀左右,丁加奴屬於三佛齊的勢力下,1365年成為滿者伯夷帝國的籓屬,15世紀成為滿剌加蘇丹國(馬六甲王朝)的一部份,16世紀臣服於暹羅。18世紀出現首位蘇丹,1909年大英帝國取代暹羅取得了對丁加奴的控制,屬於大英帝國不列顛之保護領。而後丁加奴成為大英帝國的馬來屬邦之一。1928年發生人民起義反抗英國統治。二戰期間,馬來西亞為日本佔領,日本政府將吉蘭丹、吉打、玻璃市、丁加奴歸入暹羅的一部份。而後日軍挫敗,上述馬來亞各邦再度回到英國控制之下。1948年丁加奴成為馬來亞聯合邦的一部份。1957年成為獨立的馬來亞的一州。


Terengganu是 馬來西亞伊斯蘭教的堡壘,州內的伊斯蘭教信徒眾多,其伊斯蘭規定相較於其他州也較為嚴格。馬來西亞的政治制度類似瑞士,採取地方分權的精神建國,不過每個 州都象徵性地保留著昔日的蘇丹,除了檳城、玻璃市週與沙巴等紹數原本就無蘇丹的州之外,馬來西亞境內的各州都有蘇丹,由於是地方分權,因此各州的規定不 一,所以整個馬來西亞的政治制度有同中求異的特色。而馬來西亞東岸因為伊斯蘭教的信徒眾多,因此民風趨於保守,而伊斯蘭教信徒多的地方,馬來人佔了大部分 的人口比例,華人向對而言也較少,像是Terangganu的華人只佔當地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但是當地的華人多半已經在當地生活好幾代,也經營店鋪在當地做生意。


Terengganu (Jawi: ترڠڬانو, formerly spelled Trengganu or Tringganu) is a sultanate and constitutive state of federal Malaysia. The state is also known by its Arabic honorific, Darul Iman ("Abode of Faith"). The coastal city of Kuala Terengganu which stands at the mouth of the broad Terengganu River is both the state and royal capital as well as the largest city in Terengganu. There are several theories on the origin of the name 'Terengganu'. One theory attributes the name's origin to terang ganu, Malay for 'bright rainbow'. Another story, said to have been originally narrated by the ninth Sultan of Terengganu, Baginda Omar, tells of a party of hunters from Pahang roving and hunting in the area of what is now southern Terengganu. One of the hunters spotted a big animal fang lying on the ground. A fellow party member asked to which animal did the fang belong. The hunter, not knowing which animal, simply answered taring anu (Malay: 'fang of something'). The party later returned to Pahang with a rich hoard of game, fur and sandalwood, which impressed their neighbors. They asked the hunters where did they source their riches, to which they replied, from the land of taring anu, which later evolved into Terengganu. Terengganu was called Trangkanu (Thai: ตรังกานู) by the Siamese when it was under their influenc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ame for Terengganu has been "丁加奴" (Pinyin: dīngjiānú), which is a direct transliteration of the Malay nam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erengganu has raised objections to the name, citing that the characters used loosely translate to "giving birth to a child who will become a slave" (Chinese: 丁加). Therefore, they successfully petitioned the regulatory commission for Chinese language in Malaysia to change the Chinese name for the state to "登嘉楼" (Pinyin: dēngjiālóu), which can be loosely translated to "aspiring/stepping up to a higher level", in September 2004. It is worth noting, however, that the new name has been in unofficial use by the state's Chinese society for at least 30 years before its official adoption. There are certain segment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who opposed to the name change, citing the fact that the new name contains too many character strokes, making it much more difficult to write. They have proposed to revert the name back to the version used before 2004, but with the word "" (slavery, which was mainly the cause of the controversy) to the similar sounding, but more positive "" (perseverance).

Terengganu is situated in north-eastern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is bordered in the northwest by Kelantan, the southwest by Pahang, and the east by the South China Sea. Several outlying islands, including Pulau Perhentian, Pulau Kapas and Pulau Redang, are also a part of the state. The state has a total area of 12,955 km². Terengganu has a population of 1,080,286 (2006 census), of which Malays make up 94.7% of the population and Chinese, 2.6%, while Indians 0.2%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comprise the remainder, 2.4%. In the year 2000, the state's population was only 48.7% urban; the majority lived in rural areas. By the 2005 census, the proportions had changed significantly, with 51% of the population living in urban areas and 49% in the rural areas. The people of Terengganu generally speak Terengganese Malay, which is distinct from standard Malay and Kelantanese Malay, except for those in Besut district and Perhentian Islands who speak Kelantanese.

Terengganu used to be Malaysia's poorest state until oil and gas were discovered off its coastline not too long ago
. Terengganu's main industry now is petroleum and gas. There are huge petrochemical complexes near Paka and Kerteh, involving many joint ventures between the Malaysian national oil company, Petronas, and foreign multinationals. Tourism and fishing are also major industries in Terengganu, a state with a long coastline. Agriculture also remains important, with banana, rambutan, durian, watermelon, and various other fruits and vegetables available in season. Terengganu was traditionally famous for boat-building, with highly decorated carved wooden boats called bangau to be found in the harbor of every village and town in days not so long gone by, before electric motorboats became standard equipment for the state's fishermen.


Terengganu did not receive many Indian or Chinese migrants, and therefore Malay cultural influences predominate. Traditional pursuits such as kite-flying contests, top-spinning contests, and traditional arts & crafts, such as batik and songket are still very much alive. The people of Terengganu have always had a reputation for being socially conservative and devout Muslims. The major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state include: Kuala Terengganu, the capital; Tasik Kenyir, a large artificial lake; Sekayu Waterfalls; Kuala Ibai Lagoons; Batu Burok Beach, Kemasik Beach, Rantau Abang, Marang, Chukai town and several offshore islands such as Pulau Redang, Pulau Lang Tengah, and Pulau Kapas, and the Pulau Perhentian, which attract beachgoers and snorkelers because of their picture perfect beaches. Many travelers find the relatively rural and tranquil atmosphere in the state conducive to a relaxing holiday. Terengganu has recently been known internationally as the host of Monsoon Cup, which was first held in 2005 and then became an annual national sporting event. The event brought millions of ringgit of investment into the state from the private sectors and Malaysian Government. Tourists flocked to Kuala Terengganu and Duyong to witness this event, held during the monsoon season,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low season for tourism in Terengganu. 

馬來西亞



在歷史上,馬來西亞被統稱為「英屬東印度」和「傳說中的東方香料島國」,它位於東南亞的核心,赤道以北,是一個景致異常美麗和迷人的國家。 根據歷史的記載,馬來西亞在六千年前已有人類居住。印度探險家於西元前二世紀到達馬來西亞,印度文化和宗教對馬來西亞的影響已長達一千多年之久。由於馬來西亞位於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之間,也就是處於中西方及東方兩大貿易國-印度和中國之間,長期以來一直是東西方商人與旅客匯集的中心,因此,當時印度人便決定以此地做為貿易重鎮,並且以它做為避免海盜騷擾的避風港,長期互動的結果,印度人傳入的印度教在此地大盛其風。我們可從馬來人的文學、語言、建築和社會典 禮,強烈地感受到印度文化對馬來文化的影響。

馬六甲曾為各國殖民地達一百多年之久
西元1403年,拜理米蘇拉(PARAMESWARA)創立了馬六甲殖民地,馬六甲逐漸成為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據點。中國的絲綢,印度和東南亞的香料係當時主要的貿易商品。但1511年,馬六甲因為地理位置佳,被葡萄牙艦隊所侵占,馬六甲蘇丹因而往南逃,一直至柔佛州,然後在柔佛建立另一個王朝-柔佛王朝。葡萄牙人統治馬六甲長達130年之久,所以現在馬六甲還可以看到當時葡萄牙的影子 葡萄牙人在馬六甲的勢力於十七世紀初期,受到了荷蘭人的威脅,荷蘭人當時控制了東方的香料市場。1641年,荷蘭人擊敗葡萄牙人,攻佔了馬六甲,荷蘭人統治馬六甲也長達150年之外,在馬六甲市內有座紅色教堂,所使用之紅磚塊就是當時直接從荷蘭運來的。

檳城一度取代馬六甲的商港地位
1786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吉打州蘇丹的手中買下檳城州,他們同時也探制了檳城對岸的城市-北海,當時檳城州是個免稅港口,吸引了大批馬六甲貿易商的注意,從而使他們轉移了貿易據點,來到檳城做生意。 而英國探險及政治家佛萊士於1819年從柔佛州蘇丹的手中買下了新加坡,後來也成了東印度集團的主要貿易根據地。兩年後,英國政府建立了海峽殖民地,它是 由新加坡、麻六甲、檳城、納閩、可可群島及聖誕島組成。緊跟著,森美蘭州、彭亨州、霹靂州、雪蘭莪州、以吉隆坡為首,聯合建立了聯邦馬來州。

政治意識覺醒脫離英國而獨立
1941
年日本佔領了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並實施了苛刻的統治達四年之久。二次世界大戰後,也就是19459月,馬來西亞再次回到英國人手中。由於當時馬來亞人民政治意識覺醒,不同種族相繼成立了屬於自己的政治團體,1946年馬來人統一組織,簡稱巫統印度人成立了馬來亞印度人公會,簡稱國大黨1949年中國人成立了馬來亞華人公會,簡稱馬華 1950年代初期,獨立意識逐漸在這三個政黨中擴張,1955年,這三個政黨聯合組織了國家聯盟陣線,簡稱國陣,那年全國國民選舉中,國陣就贏得了全國五十二個席位中的五十一個席位,於是英國人交出了權力。 1957831日,馬來亞終於從英國手中爭取到獨立,並成為馬來西亞聯邦政府,東姑阿都拉曼獨立後第一任首相。1963年,婆羅州的沙巴和砂勞越也加 入了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建立自己的國家。

熱鬧非凡的馬來西亞國慶日
默迪卡MERDEKA-馬來語「獨立」的意思。1957831日馬來西亞正式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在吉隆坡默迪卡體育場宣佈馬來西亞聯邦成立。所以每年的831日,即為馬來西亞的國慶日,這一天全國將舉辦各想大型的慶祝與遊行活動,來歡慶馬來西亞的獨立周年慶。

印度文化在馬來西亞



在公元一世紀時,南印度地方因森林出產優良的木材,適合造船之用,且地勢瀕海,極易訓練良好的航海人員,故國人均被鼓勵向海外發展。因此,印人很多成為優秀 的航海家,或成為善於經營的商人。印度人民東來的目的,由於環境的改變、適應和逐步地演變,終完成了三個階段,即第一、貿易營利;第二、殖民傳教及第三、建國稱王。據歷史學家的考證,印度人最早向東南亞地區遷移的時間,是在公元初1世紀。可是,早在公元前6世紀的時候,在印度文學中已有關於東南亞的敘述。印度的著名史詩《羅摩耶那》中曾經提到兩個地方:一個叫做黃金半島,所指的地方大概就是指馬來半島的南部,另外一個叫做大麥島(梵文是“Yava Dvipa”),則相當於現在蘇門答臘島的南部。除此之外,在古代印度梵文文學典籍《往世書》(Vayupurana)一類作品中,更有直接地提到馬來半島(梵文之記載是“Malayadvipa”)。由此可見印度和東南亞的關係,已具有悠久的歷史,並對東南亞一帶的影響,也非常巨大。關於印度人在此地的勢力和影響,比較直接的證據,便是如吉打布秧河流域所發現的佛教碑文及佛像,這些佛像大約是公元二世紀前後間的產物。佛教似乎曾經做了印度文化傳入馬來半島甚至東南亞的媒介,這些佛教的藝術風俗,稱為阿摩羅波服式是從位於印度東岸吉斯那河口的一些城市而來。當公元二世紀和三世紀時,這里是一個佛教傳布國外的重要中心。現在讓我們來看印度人東來馬來西亞的歷史,印度人東來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 :印度時期、第二:後印度時期及第三:不列巔時期。所謂印度時期,那便是印度人自公元初至13世紀印度化的王國被滅,然後為回教王朝起而代之的時期。這時期的印度人已陸續來馬來半島經商,繼而傳教,甚至結成市集,最後並在半島北部的地方建立了許多印度化的國家。英人柏特勒(Rolanp Bradell)對當時印度文化的傳入情形說:我們今日目擊西方文化進入亞洲東南亞,正如當時印度文化進入馬來西亞一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印度人不但在馬來半島,甚至整個馬來西亞都已接受了印度文化之傳入。

印度人可說是馬來半島文化之燃犀,而當時馬來半島最多的首推淡米爾人(Tamil),其次是當時的吉寧伽人(Kalinga),該國在印度之東岸,其版圖由恆河盆地至基裡斯那(Krishna)河口。今日稱印度人為吉寧人,實指古時之吉寧伽人。約在公元7世紀時,印度巴勒法(Pallavas)人也來馬經商,在溫斯德爵士(Sir R.Windstedt)所著的《馬來亞史》中道:在霹靂河上游近天定州,有一個地方稱為甘加那加拉Ganga Nagara),這可能即是甘加的巴勒法人所賜與的。印度人來馬經商後,而其文化之所以能在各地建立起穩固的基礎,主要的因素在上面已闡明,他們還在東南亞建立了許多印度化王國,當時最早建立的國家是在今日柬埔寨的扶南及在半島上的狼牙修。這些國家的建立,都是在印度文化影響下進行的,不過
印度文化對半島上的影響,主要並不在政治化的殖民事業,而是在宗教、建築、文學和藝術各方面。

馬來西亞在自然地理上,控制著歐亞之間的交通航路。當時印度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都是靠橫越克拉地峽,吉打的布秧河成為中印貿易必經之道,加以瑪莫河一帶環境優越,土地肥沃是天然的稻米區。所以,當印度在公元1世紀和中國貿易時,印度移民便雲湧而來,在此設立商站和傳教,且有些落居此地,吉打便受印度文化的洗禮,而成了印度海外的殖民地。印度人的文化影響及宗教勢力,一直在馬來半島持續至13世紀,這時,室利佛逝被滅後,印度文化隨之俱亡,取而代之的便是回教勢力了。在15世紀馬六甲王國建立以後,印度淡米爾族也在馬六甲國開始建立起,這時,它的文化與商業力量,以及在宮廷政治的潛勢力又告強大起來。這便是印度人在馬來半島拓殖的第2個時期,也便是後印度時期了。到了萄人佔領馬六甲時,阿布奎領戰艦19艘,其中軍隊600名為印度人。因此,在葡人佔領馬六甲後,印人在政治上也佔重要的位置,甚至到荷人繼葡人統治馬六甲時,該地的印度人仍佔重要的大勢力。在1781年, 印度人受荷蘭人特許佔領不動產,蓋造神廟於馬六甲現今的訂金街。此廟為後印度時期印度人在馬來西亞所建築的最老廟宇。且說自葡人與荷人佔領馬六甲以後,其 政策是要獨佔馬六甲海峽的貿易專利,從此時起,印度商人逐漸消散,但他們的文化勢力還是頑強地屹立如故。印度人在馬來西亞拓殖的第三段時期是自英人萊特在 擯城開埠後的時期,這便是所謂的不列顛時期,那時,英人從遙遠的印度帶來了首批印兵至新埠維持市內治安,印度商人也相繼來此經營謀生,並與當地婦女通婚

從 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近代時期印度移民流入馬來西亞,可以說是讓位於盂加拉灣兩端,長期發生連繫的馬印兩國,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打從公元最初幾個世紀, 甚至更早的時期開始,盂加拉灣便成為一條交通要道,把海灣東西兩端土地和人民的經濟與文化更密切地連繫在一起。這種傳統的接觸關係,是通過貨物、人民及其 思想來往和交流,只是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里,各種的交流多寡不一罷了。從東西方的貿易制度上看印度和東南亞之間的商業狀況,是從公元最初幾百年間大事發展起來的。由於印度和馬來西亞地,位於貫穿東西方貿易線兩端的海路上,因此這個地理位置,能在東西方貿易發揮有力的功效。它們在初期時成為轉口貿易站,負責收集和散發本區域的土產。顯而易見,印度是西方貨物運往東方市場的媒介。西方商人在印度也比較容易購取東方的土產。同樣的,馬來半島作為盂加拉灣彼岸靠近印度的地方,地位也甚為重要。 東南亞和中國貿易的貨物便是在馬來半島匯集後由船只進行轉運。印度之間的貿易除了具有轉口的性質以外,還包括本國土產的直接交換。印度相當先進的制造工 業,可以在馬來西亞找到一個好市場。印度商人能夠從馬來西亞取得黃金、香料、其他異國產品以及後來的錫等。這是一種雙邊貿易,印度商賈都參與其中。這些印 度商人航行到馬來亞各港口,而馬來亞商賈則渡海到印度各海港去。

東南亞歷史權威英國霍爾(D. G. E.Hall)在《東南亞史》一書中針對這個主題作出深刻的分析:在東南亞歷史時期開始的很久以前,印度和中國都已經是具有公認的文明大國。因此不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東南亞和它們相比都黯然失色了。也正是在印度和中國文化的滋養下,東南亞自身的文化才開始發展取得偉大的成就。到中世紀末葡萄牙人登場時,東南亞分成兩個主要的文化區域,一是法國學者所稱的外印度,印度的影響在這一區佔了優勢;另一個區域包括東京、安南和交跡支那,隨著15世紀印度化的佔婆王國的復亡,中國的影響便在這區內居於支配的地位。與中國的影響不同,印度的影響沒有政治上的涵義。它被東南亞當地社會吸收的過程中,其自身所起的變化程度如古希臘文化在歐洲時自身所起的變化一樣。因此正如喬治戈岱所指出的,那些受到印度文化影響的人們並不是野人,而是具有自己特色、相當高度文明的居民。甚至從公元111年到公元939年間,處於中國統治之下,並且在漢朝統治時期曾被中國強烈同化的越南人,也發展了一種雖然受中國影響卻仍然保留個性的文化,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受中國影響之前。所謂印度化國家中,廣大民眾在長期中或是沒有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或是在吸收印度文化的過程中加以改變,使之和原有的觀念與習慣變得一致因此,它們的社會結構基本上沒有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在印度教和佛教傳入之後,東南亞早先的宗教觀念和習俗仍然存在,並且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早期的東南亞,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其實是具客觀的歷史發展條件,是印度社會內部矛盾所引發出來的一種客觀現象;史學家的考證反映出一個不容質疑的史實,那就是印度人開拓東南亞的史跡歷程,可說是一條歷史的長河。紀元前3000年左右,金屬用具和武器傳入馬來亞。自那時候起,來自東方或西方的船隻,不只帶來貨品進行貿易,而且還留下一些新文化的概念。季候風對當時船只而言是極重要的。東南亞地區的季候風,基本上分成西南季候風和東北季候風,前者是從5月到8月,而后者則從11月起至翌年4月,這季候風對來往的印度和中國船只有很大的幫助。在地理上而言,馬來半島正位於中國和印度海路的中心,這使到馬來半島成為中國和印度商賈會合之處,以進行貿易。前者供應絲綢、陶瓷器、珠寶等;後者則成為胡椒、棉花等的主要供應商。紀元前300年, 不少印度商人開始前來馬來半島。他們多是來自旦克奴、阿瑪拉哇迪、幹芝布蘭等一些當年的主要商港。這些印度商人到此地的主要目的是經商,並等候下一個季候 風來臨時即返國,並沒有在此長久居住之意。一段時期後,一些印度人與當地的土女聯婚,落葉歸根,漸漸地,當地的土民也接納印人的風俗習慣及生活方式了。 印 度人最早在馬來西亞的出現和影響證據,可在吉打南部或威士利省看到,那是用第四、第五世紀印度字體刻成的破碎碑銘。隨後所見到的,則是具有佛教和興都教性 質的簡單石碑。早期的碑銘顯然都是淵源於佛教,一般石碑都刻上佛教祈禱文,它們也許是來往於馬印之間的佛教商人所豎立的。碑銘是用梵文刻成,其字體則為婆 羅教式(Pallava),這無形中說明那些佛教商賈多半來自南印度。這時期,南印度深受佛教和曹那教(Jain)的影響,建志補羅(Kanchipuram) 則成為佛教研究的重要場所。一般商人和工匠都信仰佛教和著那教,他們在印度對東南亞的貿易中,一定扮演過重要的角色。第六世紀時,我們從大量具有印度特質 的藝術作品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在布秧河和瑪莫河的河口,以及在瓜拉姆拉的吉打海岸港口,是印度商船的停靠處。這些河流似乎成為印度商賈開闢拓殖的場所。據 推測,印度商賈在這些拓殖地里等待季候風的轉變,同時利用這些地方作為向鄰近地區進行貿易的中心。印度人在這些地方留下他們的文化痕跡,並且對周圍的文化 和社會,亦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影響。

公元一世紀時,印度發生了動亂,廣大的人民被迫投入移民行列中,另外,商業蓬勃地發展,地峽地區的居民人口也頓時倍增了起來,因此,向其他的地域擴展,成了迫切的需要。這時候,隨著地理科學知識的增長,特別是對季侯風與東南亞地理認識的加深,加上造船業與航海技術的進步,印度人已能更自由的向地峽以外的地域擴展勢力。他們大規模的橫渡暹羅灣,移民到越南半島去,在那里建立了扶南等國,他們還向南發展,向馬六甲海峽進發,向廣闊的東南亞群島區湧進來。以馬來西亞而言,著名的早期印度化國邦之一便是吉打。 早期,它是印度商賈的一個小商站,就是因為經他們發現後,自吉打前往東海岸港口的路途就較易,同時它也是一個船只碇泊的良港。直至三世紀,吉打成為船只來 往印度與馬來半島之間的一個重要停歇站,因而促成布秧河流域出現一大移民區。不久之後,它更成為鄰近城郊商賈喜歡匯合集中的繁忙港口。公元七世紀以後,吉 打成為室利佛逝國的屬邦,但仍是一重要貿易中心。時至公元1020年左右,南印度柯拉國王納真特拉1世率兵渡洋進擊吉打,經過這次進擊後,吉打的重要地位便逐漸消失。到了十六世紀時,吉打成為一小國,人口亦極少。另一個著名印度化的古邦是位於馬來半島北方的狼牙修這個國家可說是東南亞最早的一個印度化王國。它約於公元一世紀立國,其京城可能設在北大年附近,一如吉打,狼牙修亦曾經是一個繁忙且重要的貿易中心。嗣後它成為印度文那扶南國之轄屬。五世紀後,它成功擺脫外來勢力而告獨立。不過,狼牙修亦曾受印度或佛教王國的治轄。在巴卡達打國王在位時期(6世紀),大批中國商賈湧人狼牙修。據一位商賈描述,其時狼牙修由城牆環繞著,另設有兩匹正門以及無數高塔。其國王巡幸時騎著1只大象,其上有一把白傘復蓋著,隨從在後手持旗幟,鼓手亦跟隨著,神氣十足。七世紀時,狼牙修成為前往印度的中國佛教徒的驛站,在此後的數個世紀,狼牙修受室利佛逝管轄。到八世紀時才出現了室利佛逝王國(Srivijaya)。在馬來半島的印度商賈社會,是獨立自足的群體,自己處理本身的事務,過著自己的生活,盡量少與土著社會接觸。從大瓜巴(Takuapa) 的一塊淡米爾文碑銘中,可一窺這種印度商賈社會的面貌。當年的大瓜巴是克拉地陝西岸的一個商業中心。在這里,一個南印度商人團體,開闢了一個拓殖地,裡頭 擁有自己的軍團,建有自己的寺廟和蓄水池,大家過著獨立自足的僑居生活。在馬來西亞其他商業中心的印度人拓殖地,情形差不多也是這樣。到了十六世紀,它淪為一小國邦,直至全告淹沒。關於印度和中國在馬來半島和吉打的影響,從以上幾則簡要記載里,已經可溝劃出一幅吉打王朝史前的國家政體面貌。但是,畢竟這些片斷,並不能讓我們更深一層地全面認識與了解中國和印度文化對東南亞、馬來半島以及吉打的影響的歷史實質

許雲礁
教授在評論中國和印度文化對研究馬來西亞歷史的重要性時曾指出:南洋各國除了完全接受中華文化的越南外,幾乎沒有一個完整的通古史。除了歐美民族的殖民史之外,古代史幾乎是一片空白。近幾十年來,歐美各國在東南亞自己的殖民地上,作了一些考古發掘的工作,如荷蘭人在印尼英國人在緬甸和馬來西亞法國人在越南半島美國人在菲律賓,都已有不少的成就,使史前面貌似是有了新的曙光。但史前與近代之間,還有漫漫的時空是沒有歷史的影子。幸得同時有一些卓越的漢學家,在浩如淵海的中國古代文獻中,勾勒出一些歷史地理的資料,使各國的古代史有了一些不很完整的輪廓。

第一,凡接受中華文化的國家,歷史體系便較完整,例如越南,自古是接受中華文化,因而有4000年的歷史體系,雖則有些體系的記載尚需從長考訂。其他國家都因先接受印度文化,印度民族的歷史觀念比較淡薄,因此印度化的國家,大都沒有歷史記載,只有神話和傳說,例如佔婆的《胡孫舊史》、馬來亞的《馬來紀年》等。

第 二,與中國關係較密的國家,便有較多的記載可供探索。例如暹羅,自立國之初,便和中國扯上藩宗關係,在中國明朝的檔案中便存有不少有關暹羅的資料。因此, 暹羅國都雖遭緬甸軍兩度焚掠,歷史記載喪失殆盡,我們卻可藉中國文獻予以補訂。又如滿加刺王國的歷史,雖然有《馬來紀年》一書予以追記,但這王朝究竟傳了7代、8代,還是9代都未能弄清楚,不得不藉助於當時中國檔案中的記載予以考訂。若有華人到達的地方,有關的記載也較多。例如王莽在公元初所派遣往黃支國Kancipura)的譯使,曾到過馬來亞東岸的龍運(Dungun),不過《漢書地理志》寫作是都元國,《唐杜佑通典》寫成都崑國一作都軍,其實都是“Dungun”一名的異譯。更奇怪的是,古代中國人還知道這字又是一種植物的名稱。後魏賈思鰓所撰《齊民要術》記載:都崑樹,野生,二月花,苞仍連著實,八九月熟,如雞卯,里民取食之。皮核滋味醋。原來馬來語“Dungun”一物,拉丁學名為“Heritiera LittoralisDryand”,梧桐科銀葉樹屬,本名是海岸銀葉樹,全本含鞣酸,煎服其實,可治痢疾。由此可見,中國古藉範圍的廣博。

馬來西亞有文獻記載的歷史,不過500年,但馬來西亞遠在2000年前,已為人所知。馬來亞之所以為人所知,並非由於她本身有何顯著的史實,而是因為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古國,想互相交通,陸上不易通過,到公元前一、二世紀改用海路交通,於是就發現了馬來西亞。當然那時並不叫馬來西亞,也不知道它是一個半島。最初發現這里的人該是印度人。但印度文獻並沒有留給我們什麼明顯的記載。世界各文明古國的文化,除了中國以外,全部都成了過去,燦爛光輝已不復存在。中國之所以成為例外,只因為她是個歷史之國。政府有特設的國史館、省有通志 通誌、府有府誌、縣有縣誌、族有族譜、朝有朝實錄、帝有本紀、臣有列傳、學有專史、人有私乘、物有物苑、詞有詞典,不一而足。重視累積的經驗,崇奉傳統的美德,全世界沒有第2個國家,能有如此龐大的歷史系且持續2000年不絕。她的史料,浩翰磅礡,惟其如此,惠及四鄰。馬來亞歷史體系的完成,都得利賴於她。印度雖然缺乏史藉,但印度古代文化影響馬來亞以及東南亞各國至為深遠,我們可以在她身上,找到一些文獻作佐證。印度古代的文獻,因為注重背誦,幾乎全屬詩頌,包括《明論》(Veda)、《淨行書》(Brahmana)、《奧義書》(Upainshad)、《經書》(Sutra)、《佛教》(Buddhadarsara)和《著那教》(Jaini)的文學。另外還有各種學術書(“Vadya”;注:學術,梵文作“Vadya”,包括一切科學、藝術、法典在內,但每部著作都用詩頌體)、《如是所說往世書》(Itih-Asapurna),該書中以“大史頌”(Mahabharata)為最重要,而《欽定書》 (Kavya)中,則以“羅摩衍那”(Ramayana)為最著名,兩者都是東南亞各國古典文學的根源。九世紀以後的《傳說集》(Agama)和宗派史等,也不能例外,都用詩頌體。同時印度人的歷史觀念極薄,任何作品都不免以神話渲染,因此我們要在梵文典藉中鉤稽史料,尤其是有關印度域外的東南亞史料,不啻沙里淘金,頗非易易,不過淘出來的卻是十足赤金。

印度文化的影響力,通過印度商賈和印度拓殖地的直接作用,或是從東南亞的其他印度中心地,傳播到馬來西亞各土邦,並影響到各土邦的政治和社會制度。 在這種影響之下,各土邦的王權制度,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其部族政體提高到王國的地位,印度宮廷儀式與典禮所用的裝飾品也受採納。由於興都教的王國觀念 和行政制度,深留在馬來宮廷裡,即使在這些土邦改信回教之後,還有許多存留著,甚至到今天亦有一些保存下來。興都教和佛教的崇拜觀念與形式,似乎傳播得很 廣。通俗的興都教同崇拜神靈的部族宗教,似乎混淆得特別好,並產生一種的信仰,也有某些遺留到現在。梵文及梵文文學的影響最為顯著。雖然懂得梵文的人也許 只限於婆羅門(Brahmin)和他們所教授的少數土王和貴族,但是深藏在梵文文學里頭的觀念,則向下傳到民間里去。其次,梵文也影響馬來文的發展,給馬來文學帶來許多字彙和概念。著名的梵文文學作品如《摩河跋羅多》(Mahabharatha20萬頌、《羅摩衍那》(Ramauana5萬頌以及《往世書》(Puranas)和《5捲書》(Panchatantra)等的故事,都廣泛地流傳,並深入馬來文學里。《羅摩衍那》則是通過影子戲(Wayang Kulit)這媒介傳播開去,並成為馬來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這種相互作用,使印度文化和馬來文化在許多點上相遇,結果兩者在價值和外在形式上,都有不少類似的地方。

許雲礁教授的這則史料評論,一方面肯定了中國古藉對研究我國歷史的重要性;同時也明確反映印度古代文化對古吉打的深遠影響。中國文獻協助我們確定布秧河流域對吉打歷史名稱與方位的建立;而印度化在吉打州的全盛與衰退,則為布秧河提供明確的歷史分期,即吉打州的印度化時期吉打州的回教昌盛時期。其歷史因素是印度國內社會的矛盾與布秧河谷在遠古的歷史商業地位,相互結合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