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泰緬僑生悲劇檢討「法治主義」下的國家與國民
一個泰緬僑生在台大跳樓了，一個協會寫文章為這一類父祖曾是中華民國國軍、現在無國籍的華人請命；此前不久，我還讀過一篇留學生寫的文章，要求徹底「為僑生正名」，把我們習慣所稱外籍華裔留學生正名為「外籍生」或「留學生」，「僑生」一名留給本國國籍、居於外國的學生。再往前一兩年，我聽說蒙藏委員會與相關法規改了，藏人不再能享有舊法所給的方便，來台讀書居留。 相關的資料我不清楚，但這一個個事件，反映的是同一個核心問題：國民的認定。何者是我們的國？如何才是我國的民？
在民進黨執政下的八年，民進黨政府的方針很清楚，只是執行上因阻力大小，有程度的不同。國家定位的方針，就是台灣獨立，疆域劃為目前控制的範圍，並爭取國際承認，如此成為當代國際法體系中的「正常國家」；國民的認定，則向「屬地主義」靠攏，在文化上以「台灣主體性」論述另立道統，法律方面則努力通過種種形式、手段，把非台灣人的、在法律上沒有明確身份的、中華民國曾經模糊容納的、廣義的「中國」與「中國人」全劃到外面去。
我很想迴避「去中國化」這頂帽子，但想來想去，這四個字的概括，畢竟準確。美國、中共阻力大，台灣在他們面前無法「正常」；泰緬孤軍子弟、東南亞外籍華人、流亡藏人，自己沒能量，也沒人罩，台灣就可以好好對他們「正常」一把了。以法理論，這些人可管可不管；以經濟論，他們短期內給不了我們什麼好處；以官僚主義論，多一事自不如少一事；以政治利益論，這群人所認同（或比較願意選擇）的是「中華民國」而非台灣，想必不會支持本土政權，民進黨當然從上到下都不會有接納一群鐵桿藍軍為國民（而且還是中華民國國民）的動機。所以「僑生」正名，台灣歡迎；要再多給哪些方便或好處？就不必了。在「去中國化」的目標下，那些外籍、無籍華人的歷史、現狀、理念與情感，凡無益台獨者，便不重要了。即使在道德、情理上說不過去，本土政權也可以運用法律來或軟或硬地拒絕之，台灣人更可以依憑法理去把他們劃到外面；當然，那些法律、法理都會是合用的。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的國民黨時期，中華民國國民的認定，我記得公民課本上寫的是「以屬人主義為主，屬地主義為輔之折衷主義」。現代民族國家的定義與主權觀念，是十九世紀才被歐洲人帶到東亞來的。此前，東亞的國際秩序是以中國的「天下觀」為準，天下是一個同心圓，內圈是中國，外圈是藩屬，再外面是「不服王化」或交通不到的地方；而「中國」又以漢人、漢文化為核心，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為邊緣，然而決定「華夏」身份的從來是文化，血緣只是次要，故「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漢人也可以夷化、洋化。那時，「中國」的概念與內涵是流動的；天下的秩序也是以「禮治」為主義，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只是輔助「禮」、確定「禮」的工具。
不管你對那個中國中心的禮治天下有何評價，總之它被洋人打破了。從晚清到民國，中國一直致力向國際法體系靠攏、轉型，學習按照萬國公法的規則玩文字遊戲，建構「中華民族」與「炎黃子孫」的概念團結內部，更在外交場上力爭利權與國際承認。從革命到抗戰，從一戰後的國聯到二戰後的聯合國，從北京政府到南京、重慶的國民政府，「中華民族」的建構完成了，精明的中國外交家、政治家，也把不是炎黃子孫的新疆、西藏保住了（新疆因為原本親蘇的盛世才看到紅軍挫於納粹德國，感到苗頭不對而轉向內附；「事實獨立」的西藏因為「像白痴一樣」根本沒想到去搞外交，就沒去國際上和國府唱反調，詳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外蒙古沒保住；滿洲是打回來了，滿人也已高度漢化）。可以說，中國在二戰後幾乎完成了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但是，傳統的天下觀、文化決定的「中國」想像並未消失，而是在「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中延續下來了。「四海都有中國人」，南洋、歐美的華僑，即使有了他國的國籍，也還是經常以中國人（而不只是華人）自居，而且確實對「祖國」貢獻了很多。
如果以現在國際法的觀念來看，那時的「華僑」也該「正名」為某國籍或無國籍的「某國（地）某籍華人」，但二十世紀初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還有很多地方是殖民地，民族國家的概念尚未普及，所以，「華僑」原本可能根本沒有所謂國家觀念，只有樸素的族群意識，還有傳統的華夷之分；而當「國家」這詞進入他們的腦海與生活時，我敢推論，不會有多少人去研究西方所謂「國家」的定義與源流，然後依據這新一套去定位自己──誰有那麼多知識？比較可能的情況，就是直接把傳統中國民間概念中的「國家」往這新範式上套。所以他們可以入籍他國而仍是中國人，也因此，「華僑」之名，在當時的語境下，再正不過。
國內也一樣。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與現實形勢，都決定了中華民國的國籍採認必有「屬人主義」，而中國的疆界、中華民族的範圍，自然是越大越好。有關民國初年，海內外人士如何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情況，是一個有趣的課題；台灣就有一個謝介石，因著和張勳之子的同學關係，謀往祖國發展，而放棄了日本籍，取得民國國籍，請大家注意這個「典範轉移」。要釐清我們百年來對國家、國民的認識與認同問題，就要瞭解我們在西方進來以前是怎麼想的，過渡時期是怎麼過渡的；確立以西法為準的體制以後，舊思想又還有多少還遺留在我們之中──然後再去作評價，再問「將來如何是好」。
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取代了中華民國，此後數十年，兩岸在國際社會爭奪法統的歷史，暫不多述。我這裡想提出來討論的，不是「法統」，是「道統」。西方的強大，將法治主義的國際秩序籠罩了世界；但這「法治」只是為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服務的，「兩國國力相等，公理即強權；兩國國力不等，強權即公理。」經過一戰與二戰的教訓，聯合國確立了民族自決等等公理、正義的原則，還有人道主義、環保主義等等「普世價值」。可以說，加入了一定分量的「禮治」精神，也可以說這是一種道統，但它根本上還是以法為主的。世界各國都接受了這樣的國際秩序，至少也表面遵從之；但是，人民未必每個都吃這一套，我們也未必只能認這套。
當我們評判任何制度與理念的好壞，可以用「方便」和「麻煩」這簡單的尺度去評量。如，主權秩序讓中國得以在實力不濟的時候，仍經外交手段保住了新疆（或東土耳其斯坦）、西藏（或吐蕃、圖博），這對親中者、中國國家主義者、中華民族主義者是方便，對疆獨、藏獨就是麻煩。言論自由、思想自由，或是某些「普世價值」之類「對的事情」對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共產黨、民進黨是方便大於麻煩；翻身掌權以後，就變成麻煩多於方便。所以我們對人對事總有雙重標準，因為要趨利避害。而雙重標準又會造成各說各話、是非混淆、誰也服不了誰的麻煩，所以大家要批判。但這也就顯示了兩點：一、雙重標準很好用，雖然（或：但也）很容易被看穿；二、雙重標準是很好扣的帽子。
所以我對泰緬僑生問題的主張就是：尋一切方便法門，去接納他們，給予他們生存、學習、發展的方便。國軍與國家曾虧欠他們的祖輩，這是一種債務，也是一種帶有資產意義的債務；其資產意義，就在我們可以抬出人道，最名正言順地去幫助他們。我們不必寄望回饋，但假以時日，台灣定能得到這些人的回報，就像數十年來，很多在台畢業的東南亞僑生，成了舉足輕重的企業家、文化人。
下面繼續談：當你一人、一家、一國的方便與麻煩，和當權、當道或「大多數」的方便與麻煩相左時，你怎麼辦呢？兩種方法。一種是改造自己、順應規則，使自己的利害能與天下的利害共構，儒家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八目」講的就是此道。另外一種，是改造規則、改造別人，讓「天下」和「利害」跟著我走，由我來定義。此二者，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古代中國的天下體系，近代歐洲的民族國家體系，都是這種操作的成功者。當然，對處在體系邊緣、夾縫的我們來說，這些不一定對、不一定好；對處在核心的既得利益者來說，這也可能反而制約了他們的革新。但我要說的是：如果我們要反抗它，要反抗這一切既成體系，也一定要雙管齊下，從這兩種方法著眼。
「台灣人」的反抗「中國」，於此二者就做得很不完全、很多漏洞。下面我們先回來說「華僑」的國家意識。
1949年以後的「華僑」，有的親台，有的親共，國民黨和共產黨也各自努力爭取支持。決定那些海外華人立場的是什麼？血緣、情感、理念利益......各種可能都有，但是，如果說「法律怎麼劃，我就是哪國國民」「聯合國說誰是中國，我就擁護它」，把自己的認同讓給那些「法」來決定，我想，這種人不會有很多。我想，對於不是別無選擇的人，選擇認同哪一個政權，考量的因素，不外「理念」與「利害」。這裡不論利害；關於「理念」，你要考慮「道」──也就是「文化」──還是僵硬的「法」？法統爭奪戰的勝負，當然會讓一部份人振奮、另一部份沮喪，但這會動搖他們的根本立場嗎？不會嘛。挺共的繼續挺共，舉青天白日的繼續滿地紅，台獨的繼續台獨，只想過日子的繼續埋頭幹。人所認的，畢竟是「道」。
過去幾十年，我們父母那一輩，就有許多僑生受惠於「天下觀」的延續，來台就學，得到台灣的教育，後來成為各國的企業家、文化人，成為台灣的朋友；另一方面，「天下」的中心，亦得以轉移到台灣台北，穩固下來。再一方面，威權時代許多「禁書」，經由僑生，在台傳播開來，對後來的民主發展、多元思想，功亦不淺。以當代國際法的觀念，那時僑生政策的思維似有許多「不合時宜」之處，在很多方面打了迷糊仗，但我認為它的功勞正在「迷糊仗」上──尤其當1971年「時宜」已經站到中共那一邊去以後。
過去八年民進黨及許多台灣人所做的，卻是要把國際法體系裡的國家與國民定義奉為唯一的標準，然後用這樣的「正確」去排斥所有「錯誤」的「中國人」觀。這種搶佔法學霸權以破舊立新的思維，源於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反動，實現於陳水扁政府律師性格的國家領導，以及泛綠人士在商業媒體與網路論壇持續至今的反中鬥爭。法學成為他們抗爭的武器，也成了建構自身正當性、遮撥異己、乃至凌駕人道的工具；換言之，一個「藉口」的來源、礦脈。
於是，主宰「法」的，可以悄然從「義」過渡到「利」。過去的政治用道學來偽善，現在用法學來偽善。法學比道學好用，因為人人心中都有一把道德的尺，不好壟斷；法卻需要專業知識，好壟斷。於是，台灣與中華民國的認同問題、法統官司，成了一個大漩渦，中心是原住民、本省人、外省人，外圍是港、澳、大陸，世界各地的新老華人、華僑，再外面是美、日與東南亞鄰近國家，以及其他。
於是，泰緬僑生、孤軍後代，一個個活人的生存困境與歷史悲劇，就這樣被政治扭曲、遮蔽。擁護中華民國的，藉他們向政府、向國民黨請命，同時暗打台獨；鄙夷中華民國、支持台獨的，也會想盡一切辦法、說詞，撇清台灣與他們的關係，甚至不惜將之推到中共治下的中國去。政府顧忌國際影響而不作為，或只用政治功利的想法去幫或不幫，縱然令人不喜，尚可理解；可你我沒有黨政包袱的普通公民，竟也如此普遍地「現實」，不是酸言冷語，就是沉默。這是怎樣？人道哪裡去了？普世價值哪裡去了？「同情的理解」哪裡去了？被政治的憎惡蒙蔽了，被民族、國家、主權等等意識蒙蔽了。
「太遠了，我們的家」，你如果夠狠，就去找那些上小學都困難的孤軍子弟，講一通國際法與民族國家的道理，然後說：「現在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不是你們想的那個國家了，就算它還部份是，我也不會讓它是，更不會讓你們這些歷史包袱進來妨礙我。你要算帳去找國民黨，要回歸祖國就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然就歸順所在地，或者拿槍去把緬甸打下來好了。總之，我不想理你們！」我希望沒有人真如上面所設想的那麼極端。這還只是問題的一部份。我認為，更大的問題是：你所依憑的近代民族國家觀念、主權國家體系，其實無法滿足你的願望。也就是說，現實的「法理」都不站在你這一邊，但你卻還要用這個法理去自我建構。
另一方面，我看到無數嘲弄「道統」的文字。蔣介石的國民黨，過去靠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孫文，把自己接上了儒家的道統，以建黨國，以教國民。八九十年代，解嚴前後，在黨外政治運動和後現代思想的合力之下，那愚民的「道統」和三民主義算是徹底被踩扁了。踩扁了黨國的「道統」，用什麼取代呢？「法」。以現代的法治取代腐朽的禮治、德治、人治，並且根據「法」的精神與框架，重新建構台灣的國家論述、民族論述、文化論述......其實也就是另外一套道統。不過當然沒有人會繼續用這個詞，時興的是「台灣主體性」或「文化」。
而大家都知道，台灣的現狀實在無法在聯合國中取得台獨所欲的「正常」地位，但聯合國及其法統又是台獨新道統的「水源」，這樣，「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悲情與痴心妄想就源源不絕了。一方面渴求國際承認，打官司，搞烽火外交、提倡國民外交；一方面在島內修法、正名，搞去中國化，壟斷「愛台灣」和「台灣意識」的專利與解釋權.......都圍繞著「法」的觀念，在名相上打轉、跳針。
那如何才能走通呢？近年有許多人就提出了「軟實力」，擱置主權爭議，讓兩岸三地以及世界以「文化」──生活方式、制度、產業──去競合。「軟實力」一詞：它的確「軟」、「實」而有力，我們每天都能接觸、感受，而且可以強化之，不若軍工之硬、「道」「法」之虛。事實上，我們二十多年來已經在這樣幹了，而且幹得還不錯，但主權、法統之類又硬又虛的阻力還是太大。或問一物如何能又「硬」又「虛」？曰：惟其虛幻，所以能夠至剛至硬，給權力作耀武揚威、棒打異見的法器。意識型態，就是這樣；從以前到現在，也就是這些「硬虛力」在阻礙「軟實力」的競合，阻礙我們每一個人認識彼此、同情而理解對方的人道。意識型態的爭論，在八、九十年代有其必要，也是國民黨威權體制長久積壓之下必然釋放的反動。現在，那些能量差不多放光了，大家也愈發厭倦，我以為是時候將焦點轉移到「軟實力」上了。
近二十年台灣的「本土意識」解構了國民黨的道統以及更宏大的中華文化意識，取而代之的，人開始向原住民文化、南島文明取經，謀跳開中國史而以「海洋史」之類新框架去重構台灣史，其立意不外二種：掙脫他們認為的「中國史」的政教牢籠；或為新的台灣民族主義政教打底。後者或許不是研究者的原意，但「使用者」總會那樣用。我並不堅持中國史的認識體系，事實上，我很欣賞台灣史學界開發出的一些新視角，因為：「史學家的任務是要給大眾挑戰，讓大家接受說，我們平常接受的史學觀念是有問題的，對歷史發展的一些看法，是過於簡單的。史學家應該要能起到這樣的作用，而不是反過來印證大家已經有的很通俗的觀念，這對大家一點好處都沒有。」（陸揚，《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問題與主義》）我想說的是：另立道統是達不成的，因為誰也都可以用與你拆中國的同樣方法拆你的台。那麼，「道」被否定了，「法」也一樣搞不好，我們還能相信什麼、選擇什麼呢？即便你仍然努力於其中之一，如果大眾已經喪失對這些理念、議題的信心與興趣，奈何？
唯一的方法就是「砍掉重練」，先把所有名相都解構掉，看看還剩下什麼，以及有什麼是被所謂「主流」遮蔽的，然後根據那些，修訂以往的命名系統，或將舊名賦予新意。我想強調一點：「解構」不等於「消滅」。你把「大中國主義」解構了，可是資料還在，那樣的情感還在，那樣的歷史還活在許多人心裡，所以，回到「國家」與「國民」的認同問題、名份問題，我們到底能怎麼看，能怎麼整出一套讓自己舒服、大家方便的論述呢？我的答案是：名可名，非常名。為了生活方便、溝通方便、政治運作方便，我們不能不製造名詞、律定名義去規範人、事、物，即使它會造成一些麻煩。但如果麻煩大於方便了，我們就不該再拘泥它；即使未有改革現實的力量，我們也可以從個人的思想觀念開始，跳脫它的牢籠，這只要心念一轉，就能做到了。 法治主義是我們現今所知最能方便國家運作、公民參政、人民福祉的思維，但我們不必事事都讓法治來主義，更不要讓它反過來造成人道的麻煩與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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