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倫斯的困惑與敍利亞的尷尬

“在中東地區，沒有埃及就不會爆發戰爭，沒有敍利亞就不會有和平。”基辛格的話在今天的中東仍然振聾發聵。在伊拉克戰爭結束之後的中東，誰會是下一個焦點。基 辛格沒有預言，但是無論如何，曾經是《阿拉伯的勞倫斯》永恒目標的敍利亞，無法遠離泛阿拉伯世界的外交圈。而泛阿拉伯大國的夢想，伴隨著敍利亞建國，既是敍利亞合法性的宿命，又成爲今天現實政治的夢魘。1963年 的奧斯卡獲獎影片《阿拉伯的勞倫斯》，講述了一個泛阿拉伯的神話理想。而今天在大馬士革古城集市的頂棚上，至今仍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彈孔。據當地人說那是當 年勞倫斯率領阿拉伯軍隊攻入大馬士革時留下的。當年勞倫斯試圖給阿拉伯民族一個民族統一的理想，而今它卻越來越難以實現。敍利亞政府的外交政策顧問，黎巴嫩真主党高級顧問Hilal Khashan現在黎巴嫩美國大學擔任教授，他告訴記者，然而當年勞倫斯所嚮往的阿拉伯民族統一的理想至今仍是阿拉伯人的一項政治主張。不過它卻正面臨尷尬的境地。50年前，中東大國各有其統一阿拉伯國家的理想。埃及有納賽爾主義，約旦國王阿卜杜拉有大約旦計劃，敍利亞也有它的大敍利亞計劃，這些計劃中都涉及到一個地方，巴勒斯坦。敍利亞是中東地區一個比較重要的政治大國。它和埃及一樣，一直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領導者，而且長期以來一直保持著這個地位。這也是敍利亞的一項基本國策，其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這項國策的制約。然而Hilal Khashan說，約旦在以色列建國起就已經與以色列有過各種秘密交往，而1973年埃及薩達特總統走訪耶路撒冷。只剩下敍利亞獨撐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大旗。

與嶄新的阿拉伯世界相處

敍利亞是中東地區的政治軍事大國，它南鄰黎巴嫩，北靠土耳其，在歷次中東戰爭中都被捲入。黎巴嫩是敍利亞的南方鄰國。至今，敍利亞在黎巴嫩仍然有大量駐軍。駐軍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學者認爲，從泛阿拉伯政治思想的角度出發，敍利亞至今仍然將對手視爲以色列和以色列的支持者美國。從現實的角度而言，黎巴嫩是敍利亞的一張牌。記者在大馬士革的街頭見到一張政治諷刺的宣傳畫。一隻母猩猩抱著一隻小猩猩，母猩猩的面孔是沙龍，在懷裏吃奶的小猩猩面孔是布希。顯然， 敍利亞人的邏輯不是美國人在控制以色列，而是以色列在控制美國。在對待巴勒斯坦的問題上，敍利亞何去何從，在阿拉法特死後也成爲了小阿薩德的困惑。Hilal Khashan表示，從理論上說，巴勒斯坦是阿拉伯民族的地方。以色列建國在根本上和阿拉伯泛民族主義是衝突的，後者則是納賽爾埃及政府和阿薩德敍利亞甚至薩達姆的伊拉克的建國基礎。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不得不妥協將有可能威脅到政府的合法地位。敍利亞認爲承認以色列則是對巴勒斯坦的一個背叛，也就等於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基本原則上做了讓步，它關係到敍利亞政府合法性基礎的根本問題。至於敍利亞北方鄰國土耳其，敍利亞與土耳其的關係主要是在邊境的庫爾德民族獨立運動。在這 一問題，即使被政府關了三十多年監獄的反對黨領袖在此問題上也與政府口徑一致，阿拉伯民族只能統一，不能分裂。對以色列的泛阿拉伯主義，對伊拉克的地緣政治，對海灣國家經濟上的依靠，對大國權力的平衡，是敍利亞曾經的4大法寶。但是如果敍利亞不能維持其在阿拉伯民族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不能維持其在地中海東岸的領袖地位，那麽敍利亞政權本身將會面臨內外困境。

泛阿拉伯主義正在走向衰亡

Hilal Khashan 認爲，冷戰時期的兩大超級大國對立符合敍利亞這種邊緣國家的利益。它可以利用大國之間的相互制約而使大國承認自己的地位，從而維護自己在中東地區的權力， 事實上也是如此。所以當阿薩德與美國發生衝突時，則投靠蘇聯，與美國關係緩和時，則把蘇聯專家驅逐出去。冷戰以後，阿薩德越來越失去這種機會。與以色列之 間的衝突使得他難以獲得美國的承認，因此，小阿薩德政府的一項基本國策是儘量尋找大國之間的生存空間。然而這種局面卻在伊拉克戰爭結束之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美國鷹派勢力將目光轉向了伊朗和敍利亞，其罪名是“支援恐怖主義”。2004年9月初，美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提交了1559號決議，要求敍利亞從黎巴嫩撤軍，美國負責中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William J. Burns在隨後訪問以色列時候，表示敍利亞要在反恐行動上“拿出實際行動來支援美國，而不是猶豫地寬容巴勒斯坦好戰分子在大馬士革活動”。

2004年底，美國鷹派開始公開討論對敍利亞進行外科手術式的軍事打擊。華盛頓智囊團成員、布魯金斯研究所的Ivf Dald認爲：“如果你控制了伊拉克，無論是地緣上還是政治上，你就能影響到給真主党背後撐腰的敍利亞與伊朗。”然而《利比亞與美國：衝突的兩個世紀》一書的作者Ronald Bruce St John則是自由派政治家，他主張應當採用“利比亞模式”解決敍利亞和伊朗的問題，即“布希政府應當與伊朗和敍利亞在更廣泛的領域進行對話，而狹隘地只和敍利亞談敘以和平進程，談戈蘭高地問題，談敍利亞從黎巴嫩撤軍，無助於問題解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李國富告訴記者，從歷史淵源看，敍利亞與美國並無衝突的必然性，但是因爲敍利亞與伊拉克在冷戰期間都是蘇聯的盟友，因此在冷戰 結束後，美國爲鞏固其在中東利益，必須對冷戰時期的蘇聯盟友進行“全面的改造”。他認爲，敘美態勢走向關鍵，是敍利亞在三個問題上的態度：敍利亞是否藏匿 有伊拉克武器；敍利亞是否真的包庇伊拉克高官；對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援。因此，當敍利亞總統小阿薩德訪華，其目的之一就是打開國際局面，尋求中國這樣的 崛起大國的支援。

Hilal Khashan向記者總結說，以色列的愈發強大與合法存在，美國人在中東的大刀闊斧，阿拉伯世界整體的務實，內部的經濟社會困境越發需要外來的援助，由內到外，敍利亞外交政策越來越實際，實際也表示著泛阿拉伯主義的衰亡。其實正如Hilal Khashan所說，假如說阿拉法特的死去對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的趨於平靜有象徵意義的話，敍利亞外交的靈活則意味著實質上的放棄。今天的局面，恐怕不是勞倫斯所能想象，甚至即使他在世也無法解決的。如今，伊拉克的瓦解，無論衰敗還是復興，這對於與伊拉克有著重要地緣戰略利益的敍利亞來說，都面臨著新的挑戰。恰恰是今天這種混亂局面使得敍利亞外交中出現了相當大的戰略空間。因此基辛格或許不會想到，在某種程度上，有了和平，敍利亞的意義已完全不同。

事實上，在國際關係中，美國從來沒有真心推行過它鼓吹的所謂“民主”。 對美國來說，民主過程無足輕重，結果才是重要的。確切地說，美國在國外推行民主遵循著一條對己有利的潛規則。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美國對經民選後獲勝的哈馬斯不予承認，對巴林公眾的民主訴求置若罔聞，對沙特出兵鎮壓巴林示威民眾熟視無睹，卻長期把穆巴拉克、本‧阿里、萨利赫这样的独裁者视为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