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猶太人，我們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壓迫他人的民族？
我們是否已經忘卻自己一再努力宣揚的大屠殺教訓？
難道我們日以繼夜用武裝直升機、火箭威嚇甚至攻擊巴勒斯坦城鎮，
為的是給後代子孫建立榜樣？
猶太人在二十世紀對巴勒斯坦人伸出援手，
意義將等同於異教徒在納粹時期對猶太人伸出援手。
讓猶太人對世界敞開的方式，
讓他們願意把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苦難納入猶太歷史，
以終結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作為打開猶太人未來的鑰匙。
「他者」就由所受的壓迫和對壓迫的反抗而掌握了鑰匙，
掌權者想要找到向前走的路，就必須將「他者」列入自己的歷史中。
猶太人有可能透過犧牲另一個民族所獲得的權勢來療癒猶太民族的歷史創傷嗎？
還是說只有在巴勒斯坦人流離和受羞辱的創傷得到療癒的前提下，
大屠殺帶給猶太人的創傷才可望療癒？
作為猶太人，我們就必須體認到，
我們遭苦難時的清白無辜並不能轉化為握有權力時的清白無辜。
猶太歷史的下一個階段說不定會是從一種體會開始：
流離與死亡的循環只有在分享同一塊土地，
也因此是分享同一段歷史才有可能終結。
記憶是有關過去的，
但它的憶起卻總是發生在現在，兩者都指向未來。
屆時，一度遭遺棄的正義將再度被擁抱。
記憶與正義的相連性一直是猶太生活的核心—
雖然大屠殺模糊了這種相連性，
甚至在兩者間創造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
記憶可以作為正義的力量，
但也可能會起蒙蔽甚至戕害作用。
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複雜歷史也是猶太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被苦難記憶糾纏的猶太人是不是有朝一日可能因為憶起他們施加於巴勒斯坦人的苦難而得以解脫？
當猶太人憶起他們不是清白無辜之後，
他們是不是會起而尋找一種超越受害者或加害者身分的生活？
這種記憶的復原大概可以遏阻今日幾乎已是猶太生活一部分的內部分裂現象，
說不定它可以讓猶太人與「敵人」取得和解—
這種和解又往往是自己與自己取得和解的先聲。
我們懷疑，奧斯威辛(Auschwitz)仍然是猶太人(至少在內心深處)預期會重臨的事情的一部分，
換言之，他們現在的重生乃是籠罩在未來會被毀滅的陰影之下。
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彼此療傷止痛，是否能成為大屠殺之中與大屠殺之間的一座橋梁？
這種療傷止痛是不是可讓今日陷入分裂對立的猶太意是恢復整全？
與巴勒斯斯坦人共同打造一個新的家園—
一個奠基於公民權而非種族或宗教認同的雙民族(bi-national)國家—
是不是一種永誌不忘大屠殺教訓的方法？
Irena Klepfisz：「我現在相信，尋常性是我們最珍貴的事物，
而當年華沙猶太人份起抗爭的，為的也是這個。
我談的不是什麼高貴或抽像的理論，只是主張，
人有權繼續過一種有目的感、有自我價值感的生活—
一種尋常的生活。
我們今天齊聚在這裡哀悼的就是這種尋常性曾經有的失落。」
任何民族曾經失去的尋常生活都是值得追懷的。
軍官告訴Eyal Rozenberg說，
每一天結束時，他都會面對鏡子，直到能夠接受鏡中的自己為止。
如果全世界大部分人(包括許多猶太人)終於明白，
以色列所惠允於巴勒斯坦人的未來，
只是一種如種族隔離般、隔都化的生存型態，
後果會是什麼？
當猶太人的道德感已經因為壓迫另一個民族而永遠蒙塵，
我們猶太人還能叫猶太人嗎？
猶太人當然是大屠殺與以色列建國之後誕生的，
但這二次的誕生卻從一開始就沾滿迫使別人流離和行使暴力的罪惡，
最後還可能會因為永遠佔領別人的土地而罪上加罪。
猶太記憶因此既染上別人施加於我們的苦難，
又染上我們施加於別人的苦難。
Baruch Kimmerling：
最後，我指控自己，明明知道這一切，
但是大聲疾呼的時間太少，保持沉默的時間太多。
猶太人的苦難固然是不能被接受的，
但也沒有民族合該經受猶太人經受過的苦難。
這種把歐洲歷史轉移到中東來的公式是全面的：
只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更廣大的阿拉伯世界一日企圖要扼殺猶太人在以色列的握權，
他們在大屠殺神學家眼中就象徵著納粹戲劇的延續。
基於猶太人已經掌握權力的事實和他們揮舞權力的方式，
他們不再是清白無辜的，
而猶太人獲得權力的代價是變得愈來愈像其他國家與民族。
以色列和美國兩地猶太人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的結合，
讓屯墾者猶太教可以欣欣向榮地邁入二十一世紀。
我們真的可以輕易在撞向世貿中心的飛機和巴勒斯坦的自殺炸彈客之間畫上等號嗎？
巴勒斯坦的自殺炸彈客—
至少是來自那些沒有武裝的占領區—
真的可以與以色列的武裝直升機等量齊觀嗎？
如果譴責弱者的恐怖主義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腳的話，
那譴責其他形式的恐怖主義—
包括由國家發動的恐怖主義—
不也是威塞爾的道德責任嗎？
全世界的原住民現在都身處民族國家、經濟全球化和現代化這個更大的架構裡。
原住民常常飽受很多力量的圍困，
其中包含了現代化、資本主義和一些擴張中的世界性宗教(如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因此，一度以武力征服和外國統治為特徵的殖民主義，現已為另一種殖民主義所取代。
這種新的殖民主義由一種無休止追求現代化的情感領軍，
由服務於全球和地方菁英的國家結構、經濟體與宗教所強加，
其後果往往是帶來流離與摧毀：
包括土地和聖地的剝奪、文化與傳統的剷除，以及語言與儀式的消滅。
沒有任何「原住民」會是一片土地的「原來」住民。
任何原住民都是有一段歷史的(包括遷入與通婚的歷史)，
而他們的文化與宗教情感乃是歷經一段時間演化出來的產物。
他們今天固然受到壓迫，但他們更早期說不定也曾把壓迫加諸他人身上。
很少歷史是清白無辜的，而殖民主義也絕不只是某些種族或宗教群體獨有的特質。
而原住民與殖民者身分也會因時而異，
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歷史悠久，而在不同的歷史點上，他們同樣可以被視為原住民。
但這絕不等於承認另一些猶太人所宣稱的，就因為這片土地一千年前有猶太人住過，所以他們是其主權的唯一擁有者。
二十世紀猶太屯墾區的罪不在於渴望或需要空間和某種形式的自治，
而在於他們把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連根拔起和百般壓迫。
殖民者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會變成原住民，
所以真正該做的不是打敗殖民主義，
而在創造一個承認分歧性的新文化，
從而打開一條通向新認同與新未來的道路。
應該致力的是，把暴力和流離的循環轉化為在一個共同政治命運裡為平等權利而奮鬥。
在一個由公民權界定的民主世俗國家，
殖民者與原住民的二分法假以時日會被廢棄，
但顯然，大多數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寧可兩個社群彼此隔開。
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認為自己有著獨特的文化與歷史，
認為自己是由語言與宗教結合在一起的民族。
這種特殊命運感與獨一感讓兩個社群都覺得對方是低一等和有侵略性的，
會對身體和以外的層次構成威脅。
以巴地區或許可以被視為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聖地，
但正常生活只有在一個世俗的政治體系裡才是可得的。
人們為保存和突出自己特殊性所作的鬥爭，
說不定到頭來只會讓自己的鮮明生命力和表述淪為空洞的說詞，
除了確保自己的生存以外，什麼都證明不了。
獲得權勢以後，原住民或被揀選者的修辭往往是被用來增加和保障宰制的。
這樣，就不只「他者」會受到迫害，
而甚至會發生社群內的迫害。
以色列把自己同時理解為一個民族國家和一個隔都，
信守某些國際協議，但又出於國家安全和猶太人命運的理由，
完全漠視其他的國家協議。
只有大屠殺的地圖，只了解我們過去在世界上的位置，
而沒有今日的地圖，就不了解我們今日在世界上的位置，
猶太教和猶太生活就會成為一種危及猶太人和其他人的力量。
作出決定的，不是被貼上猶太教基本教義派的少數宗教激越者，
而是政治廟堂裡更世故的權力人物。
問題的關鍵與其說是極端主義，
不如說是一種經過計劃和膨脹了的溫和主義，
它由以色列和美國國家權力所稱腰，由一種自由派的論述所架構。
世界被說成是一個由權力的循環所統治的地方，
而為了留在權力的頂部，你就非得把別人踩在下面不可。
為了留在頂部，你就必須設法做到不讓被你宰制的人有取得權力、逆轉情勢的可能。
結果就是雙方都在政治、文化和宗教上不斷軍事化，
使一種消耗性戰爭成為常態。
單從歷史的角度是很難駁斥這個循環的。
因為歷史本身看起來就是戰爭與和平相續相尋的。
被壓迫者一逮到翻身機會，就會反過來壓迫別人。
戰勝者當然很少會使用權力的語言。
相反地，他們會訴諸過去的冤屈和苦難，
訴諸「公義」和「清白」的修辭，
來為他們在政治和宗教上的權利主張背書。
我們是否已經忘卻自己一再努力宣揚的大屠殺教訓？
難道我們日以繼夜用武裝直升機、火箭威嚇甚至攻擊巴勒斯坦城鎮，
為的是給後代子孫建立榜樣？
猶太人在二十世紀對巴勒斯坦人伸出援手，
意義將等同於異教徒在納粹時期對猶太人伸出援手。
讓猶太人對世界敞開的方式，
讓他們願意把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苦難納入猶太歷史，
以終結巴勒斯坦人的苦難作為打開猶太人未來的鑰匙。
「他者」就由所受的壓迫和對壓迫的反抗而掌握了鑰匙，
掌權者想要找到向前走的路，就必須將「他者」列入自己的歷史中。
猶太人有可能透過犧牲另一個民族所獲得的權勢來療癒猶太民族的歷史創傷嗎？
還是說只有在巴勒斯坦人流離和受羞辱的創傷得到療癒的前提下，
大屠殺帶給猶太人的創傷才可望療癒？
作為猶太人，我們就必須體認到，
我們遭苦難時的清白無辜並不能轉化為握有權力時的清白無辜。
猶太歷史的下一個階段說不定會是從一種體會開始：
流離與死亡的循環只有在分享同一塊土地，
也因此是分享同一段歷史才有可能終結。
記憶是有關過去的，
但它的憶起卻總是發生在現在，兩者都指向未來。
屆時，一度遭遺棄的正義將再度被擁抱。
記憶與正義的相連性一直是猶太生活的核心—
雖然大屠殺模糊了這種相連性，
甚至在兩者間創造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
記憶可以作為正義的力量，
但也可能會起蒙蔽甚至戕害作用。
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複雜歷史也是猶太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被苦難記憶糾纏的猶太人是不是有朝一日可能因為憶起他們施加於巴勒斯坦人的苦難而得以解脫？
當猶太人憶起他們不是清白無辜之後，
他們是不是會起而尋找一種超越受害者或加害者身分的生活？
這種記憶的復原大概可以遏阻今日幾乎已是猶太生活一部分的內部分裂現象，
說不定它可以讓猶太人與「敵人」取得和解—
這種和解又往往是自己與自己取得和解的先聲。
我們懷疑，奧斯威辛(Auschwitz)仍然是猶太人(至少在內心深處)預期會重臨的事情的一部分，
換言之，他們現在的重生乃是籠罩在未來會被毀滅的陰影之下。
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彼此療傷止痛，是否能成為大屠殺之中與大屠殺之間的一座橋梁？
這種療傷止痛是不是可讓今日陷入分裂對立的猶太意是恢復整全？
與巴勒斯斯坦人共同打造一個新的家園—
一個奠基於公民權而非種族或宗教認同的雙民族(bi-national)國家—
是不是一種永誌不忘大屠殺教訓的方法？
Irena Klepfisz：「我現在相信，尋常性是我們最珍貴的事物，
而當年華沙猶太人份起抗爭的，為的也是這個。
我談的不是什麼高貴或抽像的理論，只是主張，
人有權繼續過一種有目的感、有自我價值感的生活—
一種尋常的生活。
我們今天齊聚在這裡哀悼的就是這種尋常性曾經有的失落。」
任何民族曾經失去的尋常生活都是值得追懷的。
軍官告訴Eyal Rozenberg說，
每一天結束時，他都會面對鏡子，直到能夠接受鏡中的自己為止。
如果全世界大部分人(包括許多猶太人)終於明白，
以色列所惠允於巴勒斯坦人的未來，
只是一種如種族隔離般、隔都化的生存型態，
後果會是什麼？
當猶太人的道德感已經因為壓迫另一個民族而永遠蒙塵，
我們猶太人還能叫猶太人嗎？
猶太人當然是大屠殺與以色列建國之後誕生的，
但這二次的誕生卻從一開始就沾滿迫使別人流離和行使暴力的罪惡，
最後還可能會因為永遠佔領別人的土地而罪上加罪。
猶太記憶因此既染上別人施加於我們的苦難，
又染上我們施加於別人的苦難。
Baruch Kimmerling：
最後，我指控自己，明明知道這一切，
但是大聲疾呼的時間太少，保持沉默的時間太多。
猶太人的苦難固然是不能被接受的，
但也沒有民族合該經受猶太人經受過的苦難。
這種把歐洲歷史轉移到中東來的公式是全面的：
只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更廣大的阿拉伯世界一日企圖要扼殺猶太人在以色列的握權，
他們在大屠殺神學家眼中就象徵著納粹戲劇的延續。
基於猶太人已經掌握權力的事實和他們揮舞權力的方式，
他們不再是清白無辜的，
而猶太人獲得權力的代價是變得愈來愈像其他國家與民族。
以色列和美國兩地猶太人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的結合，
讓屯墾者猶太教可以欣欣向榮地邁入二十一世紀。
我們真的可以輕易在撞向世貿中心的飛機和巴勒斯坦的自殺炸彈客之間畫上等號嗎？
巴勒斯坦的自殺炸彈客—
至少是來自那些沒有武裝的占領區—
真的可以與以色列的武裝直升機等量齊觀嗎？
如果譴責弱者的恐怖主義在道德上是站得住腳的話，
那譴責其他形式的恐怖主義—
包括由國家發動的恐怖主義—
不也是威塞爾的道德責任嗎？
全世界的原住民現在都身處民族國家、經濟全球化和現代化這個更大的架構裡。
原住民常常飽受很多力量的圍困，
其中包含了現代化、資本主義和一些擴張中的世界性宗教(如基督教與伊斯蘭教)
因此，一度以武力征服和外國統治為特徵的殖民主義，現已為另一種殖民主義所取代。
這種新的殖民主義由一種無休止追求現代化的情感領軍，
由服務於全球和地方菁英的國家結構、經濟體與宗教所強加，
其後果往往是帶來流離與摧毀：
包括土地和聖地的剝奪、文化與傳統的剷除，以及語言與儀式的消滅。
沒有任何「原住民」會是一片土地的「原來」住民。
任何原住民都是有一段歷史的(包括遷入與通婚的歷史)，
而他們的文化與宗教情感乃是歷經一段時間演化出來的產物。
他們今天固然受到壓迫，但他們更早期說不定也曾把壓迫加諸他人身上。
很少歷史是清白無辜的，而殖民主義也絕不只是某些種族或宗教群體獨有的特質。
而原住民與殖民者身分也會因時而異，
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歷史悠久，而在不同的歷史點上，他們同樣可以被視為原住民。
但這絕不等於承認另一些猶太人所宣稱的，就因為這片土地一千年前有猶太人住過，所以他們是其主權的唯一擁有者。
二十世紀猶太屯墾區的罪不在於渴望或需要空間和某種形式的自治，
而在於他們把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連根拔起和百般壓迫。
殖民者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會變成原住民，
所以真正該做的不是打敗殖民主義，
而在創造一個承認分歧性的新文化，
從而打開一條通向新認同與新未來的道路。
應該致力的是，把暴力和流離的循環轉化為在一個共同政治命運裡為平等權利而奮鬥。
在一個由公民權界定的民主世俗國家，
殖民者與原住民的二分法假以時日會被廢棄，
但顯然，大多數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寧可兩個社群彼此隔開。
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認為自己有著獨特的文化與歷史，
認為自己是由語言與宗教結合在一起的民族。
這種特殊命運感與獨一感讓兩個社群都覺得對方是低一等和有侵略性的，
會對身體和以外的層次構成威脅。
以巴地區或許可以被視為猶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聖地，
但正常生活只有在一個世俗的政治體系裡才是可得的。
人們為保存和突出自己特殊性所作的鬥爭，
說不定到頭來只會讓自己的鮮明生命力和表述淪為空洞的說詞，
除了確保自己的生存以外，什麼都證明不了。
獲得權勢以後，原住民或被揀選者的修辭往往是被用來增加和保障宰制的。
這樣，就不只「他者」會受到迫害，
而甚至會發生社群內的迫害。
以色列把自己同時理解為一個民族國家和一個隔都，
信守某些國際協議，但又出於國家安全和猶太人命運的理由，
完全漠視其他的國家協議。
只有大屠殺的地圖，只了解我們過去在世界上的位置，
而沒有今日的地圖，就不了解我們今日在世界上的位置，
猶太教和猶太生活就會成為一種危及猶太人和其他人的力量。
作出決定的，不是被貼上猶太教基本教義派的少數宗教激越者，
而是政治廟堂裡更世故的權力人物。
問題的關鍵與其說是極端主義，
不如說是一種經過計劃和膨脹了的溫和主義，
它由以色列和美國國家權力所稱腰，由一種自由派的論述所架構。
世界被說成是一個由權力的循環所統治的地方，
而為了留在權力的頂部，你就非得把別人踩在下面不可。
為了留在頂部，你就必須設法做到不讓被你宰制的人有取得權力、逆轉情勢的可能。
結果就是雙方都在政治、文化和宗教上不斷軍事化，
使一種消耗性戰爭成為常態。
單從歷史的角度是很難駁斥這個循環的。
因為歷史本身看起來就是戰爭與和平相續相尋的。
被壓迫者一逮到翻身機會，就會反過來壓迫別人。
戰勝者當然很少會使用權力的語言。
相反地，他們會訴諸過去的冤屈和苦難，
訴諸「公義」和「清白」的修辭，
來為他們在政治和宗教上的權利主張背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