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男人站出來了,他高喊「以筆為旗」;
又一個男人站出來了,他寫出《清水裡的刀子》;
如今,我也想跟著站出來。
我沒能寫出什麼,

但我跟他們流著一樣的血、一樣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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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2012

從挪威殺人犯來看多元文化及國際遷徙


Breivik gave an apparent far-right salute as he entered the court on Monday morning [Reuters]         



挪威極端殺手布瑞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殺害77名在烏托列亞島(Utoya)上的人士和首都爆炸案,16日在法庭受審,但他認為對此無感到任何一絲罪惡。在法庭上依舊宣稱反對多元主義,讓穆斯林侵入歐洲社會,挪威政府已經涉嫌叛國。


回顧2011年7月22日他在挪威發動的血腥攻擊,導致上百人死亡,他先以汽車炸彈攻擊奧斯陸市中心政府大樓,再到鄰近小島烏托亞,掃射夏令營青少年,造成76人死亡。按照人口比例計算,挪威失去了相當於美國九一一事件中兩倍的國民。當時,他在發動攻擊前,曾經在網路公佈一段影片,闡述他的理念,他對馬克思主義相當排斥,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擴散,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入侵毀了歐洲的道德,並說多元文化是馬克思主義散布的計畫之一,並因此引進了伊斯蘭教到歐洲,消滅了歐洲原有的基督教文化。布瑞維克認為他的行為是「偉大並且難以阻擋的文化保守主義浪潮的第一滴雨水。」這股浪潮將清洗西歐以及馬克思文化,他說:「別忘了由於我們的奮鬥,所以你和你們的孩子們才有自由,未來的歐洲才不受到馬克思文化暴政以及伊斯蘭的荼毒。


挪威,在國際舞臺上是稍顯安靜的小國家,和平可說是她的同義詞。挪威國民也常自嘲,一年中全球會將目光放到挪威的時刻,也不過就是十月初與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公佈與頒獎的日子。挪威在一九○五年之前,她時而是丹麥附庸,時而又臣屬於瑞典,民族尊嚴被踐踏在腳底;一九六九年之前,她窮到人民要靠糧食配給過日子,比起斯堪地那維亞半島鄰國,處境難堪到極點。石油讓她脫胎換骨、一夕致富,自信心一日千里,金援不足以表現國力,於是直接開門擁抱各國難民,「人道之國、人權之都」成了她立國精神,挪威王國為此被冠上人間天堂,血腥殺手布瑞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瘋狂之舉,簡直是要讓她跌入煉獄。


挪威首都奧斯陸外簡內繁,單調、乏味、一成不變的城市景觀,群聚著種族、宗教、信仰皆異的各國人,一個奧斯陸兩種人生。西半部屬於挪威當地人清爽、整潔卻百物奇貴的奧斯陸;東半部屬於中東、非洲、亞洲外來移民,雜亂、擁擠卻滿是便宜貨的另一種奧斯陸。拜七○年代挪威左派政黨工黨(Det norske Arbeiderparti)取得執政之賜,舉國寬容主義日盛,定期定額接受難民庇護申請(以伊斯蘭國家為主要對象),才成就奧斯陸今天的多元樣貌。但工黨支持度迄今偶逾三成,須和其餘小黨組成聯合內閣才得以成事,右派保守黨(H●yre)、進步黨(Fremskrittspartiet)長期和工黨分庭抗禮,尚有先左傾而後轉右翼的基督教民主黨(Kristelig Folkeparti)始終自成一格,舉足輕重七大主要政黨,大不大到獨霸一方,小不小到可視於無形,太平天國本身就是個複雜體,伊斯蘭背景成員加入,則是對挪威寬容信仰的深層考驗。挪威攝影師拍街景照時,也非常懂得人種平衡的道理,不會只拍白人,但是偏偏挪威媒體做過一項調查,發現他們書店架上的時尚期刊,清一色只擺白人封面雜誌,因為商家深信,有色人種的封面通常賣不出好成績,媒體於是聲稱「敝國關於種族平等的追求還有待努力」。


當挪威司法部倉促提案,允許考上警察的穆斯林婦女,可以在穿著警察制服執勤時,兼戴伊斯蘭面紗(Hijab),師出宗教自由之名,卻氣炸挪威女權團體,司法部再火速撤案好平息眾怒,那位滿頭包的司法部長,正是為了布瑞維克血腥慘案出面說明的史托貝爾(Storberget),當年為了面紗事件,他曾壓力大到稱病三個星期;前年瑞士打算立法禁止國內興建清真寺尖塔(Minarets:有政治漫畫將這些尖塔圖繪成飛彈),立刻有五成挪威人跟進附和。 我無法斷定這些究竟是不是種族或者宗教歧視作祟,但不容否認挪威的平等、寬容,直到今天仍存在隱約的勉強。靜坐在奧斯陸公車內一角,暗暗觀察車內氣氛,挪威白人和穆斯林移民之間眼神從未有過交集,遑論攀談;他們對彼此的出現司空見慣,對彼此的視而不見好像也習以為常。此情景倘若換到馬來西亞,華人或是馬來人與印度人之間,不也是如此。


右傾的挪威管理學院(BI)教授顏森(Jensen)大惑不解,質疑哪個國家可以每年接受大批移民,卻任由他們不事生產;鄰國瑞典右派政黨上次大選推出主打競選廣告,一群身穿全罩式面紗的穆斯林婦女,推著嬰兒車和瑞典老人爭搶鈔票,企圖激起瑞典人的危機意識,將左派徹底掃地出門。挪威人厚道有餘,未有類似手法,但上網點閱瀏覽者大有人在,私下還很感謝瑞典人間接吐露了自己的心聲。在挪威展開雙臂下,許多穆斯林家庭在此落地生根,但仍秉持伊斯蘭傳統教義,女兒終身大事由父親定奪,這和強調自由戀愛、甚至不在乎未婚生子的挪威人多有牴觸。當布瑞維克以嫌犯之姿就逮,我想挪威人終於發現,他們內部的衝突,未必亞於外在的威脅。布瑞維克槍枝上膛,扳機扣下,不啻是以屠殺向工黨開戰;當內部極端的偏執狂開始實踐起自己真實的政治意識,後果恐怕同樣不堪想像。


挪威的大屠殺再度喚起人們對右翼或極端保守派分子犯罪的注意,不同於激進左派如哈瑪斯或蓋達神學士等組織性的恐怖行動,許多極右派的犯罪者都是獨自策畫行凶;因為沒有同夥,行跡不易敗露,就像不定時炸彈般,令各國警方難以預防。 美國近年最知名的兩起個人式屠殺,當屬1995年的奧克拉荷馬市聯邦政府大樓爆炸案,與今年初亞利桑那州女眾議員吉佛茲遭伏擊案。前者是由一名美國退伍軍人麥克威所為,他宣稱自己曾因功在國家而受勳,卻對政府的表現失望;他在大樓安放的炸彈炸死了168 人,傷者600餘人,全無悔意的他,堅稱此舉是為了改造美國。 刺殺吉佛茲的凶嫌勞夫納,在一場政治集會上,開槍擊中眾議員吉佛茲的頭部,他一共開31槍才被民眾制服,最後造成6人死亡、14人受傷。關於勞夫納是否為 右翼分子,至今仍眾說紛紜,可以確定的是,雖然他的思想偏激極端,言語上卻不輕易表露出來,案發後連他的朋友都難以相信,他有膽幹下這起震驚全美的槍殺案。



在社會出現經濟危機和社會問題時,很容易醞釀和傳播極端主義。歐盟國家接二連三爆發債務問題、人民可以自由遷徙覓職,加上移民帶來的外來文化,都改變了歐洲社會面貌。歐洲極右派政黨的崛起,已在許多歐洲國家引起爭議,儘管右派政黨並未容許暴力,但一些專家指出,政治論述帶來的仇恨情緒已促使信仰者採行極端手段。近年來聚焦於伊斯蘭恐怖分子的歐美國家安全機構也開始警醒,長久以來都低估了來自國內極端主義者的威脅,包括那些曾被視為與伊斯蘭有關的騷亂。右翼團體關注移民議題,在挪威及北歐其他國家日漸成長。從匈牙利到義大利,二戰後成為禁忌的右派勢力不僅重新浮現且急速擴張,尤其是在實施寬鬆移民政策的北歐。例如丹麥人民黨 (DPP)目前在國會179席中已取得25席,挪威的進步黨是第二大黨,芬蘭的真芬黨也成為國會第三大黨。此外,瑞典前年11月逮捕犯下12起槍擊移民並造成一人死亡的罪犯,雖證實屬個人行為,然而就更寬廣的角度來看,前年9月屬右派的民主黨在國會大選中贏得5.7%的得票率,首度得以進駐國會,也反應出右派勢力的崛起。連歐洲主流政治人物都為了選票,不得不拉攏極右派。德國總理梅克爾、法國總統沙克吉和英國首相卡麥隆近來紛紛表示,歐盟所推動的多元文化政策「徹底失敗了」,多元文化主義的理想已面臨終結。經濟衰退助長種族主義,歐洲極右勢力蠢動,不可小覷。


北歐新移民超過10%, 其中以過去蘇聯轄下居民及來自伊斯蘭世界的移民為主。身為民主自由國家,北歐諸國民眾相當包容新移民,並期待他們能盡快被同化,進入主流社會。但當新移民堅守自己的文化,不肯被同化時,就會使當地居民反感。丹麥就曾提出政策,要求其國土上的難民一定要同化,否則就會給錢請他們離開。保有自己文化還是被同化為群體的一部分?這是新移民永遠的掙扎,而就本地居民的角度,自然希望移民能認同本土文化,而非自成團體,多元文化和本土意識的衝突將再次浮上檯面。挪威外來移民人口比例相當高,過去30年來挪威移民人口快速增加,總計增加約60萬人,約占總人口的12%,其中有半數來自於歐洲其他國家。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回教徒已占挪威全國總人口約3%。挪威人口只有將近五百萬,這個北歐國家向來平靜而安定,會登上國際新聞版面的,大概只有每年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了。誰想得到,這麼一個民主自由、社福體制良好的國家,竟會爆發七十六人死亡(官方最新數字)的屠殺慘案?而究其原因,則是民族主義極右派對社會多元趨勢的反撲。


人們都知道,今天的世界雖說已經全球化,但在精神狀態上,那種恃強凌弱窮兵黷武的風格卻以更體制化,更強勢的支配方式在展開著。當代歐洲思想家艾柯(Umberto Eco) 早就指出過,現在是個倒退的時代,正在退回到中古世紀的十字軍時代。十字軍時代覬覦東方的富庶而大動干戈;現在新十字軍則覬覦原油而意圖染指壟斷。十字軍時代東西方在實力上仍難分軒輊;新十字軍時代則政軍經媒體力量差距拉大而更加不對等。它所造成的反抗也更加悽厲。近代研究西方極右派祕密組織的學者早已發現到,近代歐美極右翼祕密會社,都保有中古教會的儀式和結構,以及獨特的獻金管道,更有統治全世界的意識形態。近年來由於全球網路日益發達,它們透過網路招募成員及通風報信更為方便。包括製造肥料炸彈的方法都很容易自動學會。


就以挪威的這個極右暴徒布瑞維克為例,他顯然就是個自命為「聖殿騎士團」的祕密成員,他有清楚的反伊斯蘭世界觀,他也知道自己的濫殺無辜非常的殘酷,但他卻自認自己的所做所為乃是一種殉道的軍事行動。他其實並沒有發瘋,而是經過長期自我洗腦和被洗腦而成的戰士。他和那些在飛機上冷血按下電鈕,讓飛彈一下子就殺掉幾百名伊拉克人的勇士們並沒有什麼不同。伊斯蘭恐怖主義戰士認為正是因為美國人民的縱容,美國才對伊斯蘭國家濫殺無辜,因而每個美國人都是共犯。而在布瑞維克的邏輯裡,挪威對伊斯蘭國家軟弱,每個人也都是共犯,殺之亦不足為惜。這個世界之所以恐怖,乃是不管用什麼方式殺人,不管殺誰,都成了有理由的 事。人類講了幾千年的仁愛、慈悲,居然那麼的脆弱無用!


美國黑色穆斯林民權領袖麥爾坎X(Malcolm X)於一九六五年二月慘遭暗殺,他在生命晚期曾說過:「如果你們視我們為雜草而丟往後院踐踏,很快雜草就會長滿你們客廳。」布瑞維克毫無疑問是西方客廳裡所長出來的最邪惡的雜草,但這顆邪惡的雜草絕非平空裡突然長出來的,近年來西方世界已把太多人當成雜草丟進後院去踐踏,是他們踩別人的腳帶回來那顆邪惡的種籽!近年來,歐美國家保守民族主義極右勢力開始抬頭,從俄羅斯的光頭黨、德國的新納粹的仇視少數族裔,到法國極右派「民族陣線」出頭,美國茶黨崛起,許多國家主張保護主義及種族排外的政黨或政治團體人氣上漲,乃至美國若干州通過嚴苛移民法案,都顯示極右勢力對之前多元流動的全球趨勢反感並展開反撲。而這種衝撞,對社會安定與國家安全形成的威脅,以這次挪威的例子看來,恐怕不亞於回教恐怖組織的攻擊行動。這些擁有民主自由傳統、沒有死刑、認同多元與包容價值的國家,為什麼仍然會出現仇視移民、可以不擇手段維護種族純淨度的團體?因為,當我們在支持多元、包容、接納的同時,再怎麼持著寬容開放心胸,再怎麼高調支持如此崇高理念的人,可能都沒有想到,這些逐漸摻入我們社會的外來元素,可能有一天會徹底、而且一去不返地改變自己熟悉的社會乃至整個國家的質地。而很多人可能也沒有意思接納外來者接納到乞丐趕廟公,國家給人家整碗捧去。當今天美國的新生兒之中,白人已經居於少數時,這對傳統美國人會是多大的震撼與警訊?同樣的,在全球流動蓬勃的現在,當外來移民增加並帶入不同的文化、語言乃至種族特徵時,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個國家變了,不再是自己的國家,甚至恐懼國家將遭到「竊取」。


在布雷維克在犯案前自製的影片中,毫不掩飾對多元文化、移民、伊斯蘭信徒的仇視,同時還讚揚台灣是個「拒絕多元文化」的「成功民族國家」!這只是一個殺人犯的個人評價。只是,我們不禁納悶:距離我們十萬八千里的挪威,是從什麼樣的訊息「得知」台灣是個「拒絕多元文化的民族國家」?台灣到底在國際形象上,是個什麼樣的國家?我們自詡民主自由,開放多元。某些政府官員還沾沾自喜認為,我們每年花三億照顧新移民,推展多元文化,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影片中布雷維克對伊斯蘭的仇視,極端而毫無理智的反共,對白人(他稱為歐洲)文化霸權的緬懷崇敬……難道不是很多台灣人,心裡隱藏著的想法嗎?我們當然不會動手屠殺少數族群,但部分人民貶抑排斥「異類」(尤其是非白人異類)的心態,其實也昭然若揭。雇主逼迫穆斯林外勞吃豬肉;有人認為外勞就不該休假,不配與家人同一桌吃飯,就該任勞任怨無怨無悔,就算要他們做契約外的工作也天經地義。也有很多人認為,娶個陸配或外配來,就要「乖乖」否則不給身分證。這些心態,其實就是歧視,而歧視往往就是仇恨的根源。說到多元文化,多數人可能想到越南餐館或泰國菜,加上原住民族或東南亞舞蹈。這些也沒什麼不好,但心裡是否真正尊敬人家的文化?我們本土出生的「台灣人」, 有多少人願意花力氣時間去學習東南亞國家的地理、歷史、風俗?甚至還有人建議,要新移民女性在家裡少說「母語」,因為擔心小孩因此國語不標準。如果總是一味地用台灣人的標準(其實是「漢人」)要求人家「同化」,那算什麼多元文化?


尤有甚者,我們的「多元」還是分層次的:對東南亞移民移工以及陸配的態度,與來自歐美之白人,不可同日而語。一些家長抱怨附近的學校「外籍 新娘的小孩好多」、「都是原住民學生」;但卻急著希望自己孩子要與「外師」學英文,與班上的「外國同學」(白人)多接觸。這種文化偏見,以及隨之而來的憂慮,在歐美其實也有類似的情況。已故的美國政治學大師杭亭頓,對墨西哥、伊斯蘭「入侵」並「改變」美國基督新教文化之痛心疾首。歐洲許多一向強調「同化」或「族裔中心」的國家,對穆斯林新移民之文化特色,不斷批評其「不肯融入」。各地的右翼排外(排斥移民與穆斯林)政客紛紛崛起,也居然能取得一定的政治支持。種種現象,都讓人擔心文化衝突會持續到何時?然而這些無謂的擔憂,除了造成緊張與衝突之外,對社會穩定及文化整合毫無幫助。不管是「歐洲人」、「美國人」,或是「台灣人」,都沒有永世不變的固定內涵。 住在這兒,跟我們一起生活,休戚與共的人,就是台灣人。這塊土地的住民所享有之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就是台灣文化!什麼時候,台灣每個人都學會欣賞差異,尊重不同的語言及生活方式,把血統及語言多樣性當成正面資產,那也許就再也不會有人「誤會」台灣是個排斥多元文化的國家了。


族群問題有時是一個真實問題(如美國的黑白問題),有時則是存在於扭曲的想像空間中的一個抽象的意識形態問題(愛台賣台)。挪威的主流文化是包容與和平,布 維克則是病態的邊緣人,絕非主流意識,但一個邊緣人卻毀滅了整個國家全體國人的努力。可謂是挪威極右派的那些「不帶槍的布雷維克們」所煽動的仇恨,造就了這個「帶自動步槍達姆彈的布雷維克」。布雷維克看台灣,台灣看布雷維克。台灣應當不會發生布雷維克這種悲劇,但此事對於台灣那些「不帶槍的布雷維克們」,仍是一記當頭棒喝。接納多元文化並不是學學語文看看電視買買舶來品就可自稱是多元文化,那只是皮毛,真正的核心在於「我們能不能跟與我們不同文化與種族的人和平共處,並尊重對方的文化」。很顯然在這個定義上,台灣是不及格的。在國際新聞舞台上最廣為人知的就是台灣雇主強迫穆斯林外勞吃豬肉,卻認為這沒什麼。台灣雇主與外勞仲介虐待與剝削外勞的新聞也屢見不鮮,這對不斷在尋求宗教和解與族群共融的西方社會,簡直不可思議。


我們有些人確實有嚴重的漢人中心主義,認為南洋民族是卑賤的,原住民是野蠻的,過去常有光棍去南洋國家購買新娘回來,一方面做為生小孩的工具,一方面做免費女傭。一直到今日,仍有許多台灣人歧視外勞與原住民,甚至歧視新住民後裔。台灣來自南洋的新住民日益增加,多年來卻難以打進主流社會,在政治與媒體上,除公廣集團外,南洋文化幾乎是完全缺席,原因是我們要求他們要「完全入境隨俗」,這很顯然不是接納多元文化應有的特徵。在漢人中心主義底下,甚至還有更深一層的閩南中心主義,在日常生活中去辨認所有的非我族類,並產生相互排擠與言語衝突,政治上的效應更不用說了。因為只要歧視還在,就會累積仇恨;一旦有人脫離道德與法律的規範,就有可能出現下一個布瑞維克,而這也絕非把 判刑二十一年改為死刑就可嚇阻。


在二○○二年以前,絕大多數政府單位無視婚姻移民的存在和需求,首先關注的機關是警政署和衛生署,前者視移民/工為潛在罪犯,後者則汲汲於向來自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宣導「節育」,理由是擔心她們生太多會「降低台灣人口素質」。二○○二之後,各單位突然間關切婚姻移民,快速地推動各種方案和政策,看似是「關心」,其實是前述「外籍新娘子女會降低台灣人口素質」的意識形態操作的結果,因此多數的方案和政策目的是 「提升外籍新娘水準」和「降低外籍新娘子女發展遲緩的機率」。而回到語言本身,「外勞」和「外籍新娘」本身就存在著一定的歧視意味。這樣的意識形態深入台灣社會,更具體體現在政府官員的言行,例如二○○四年教育部次長周燦德公開呼籲外籍與大陸配偶「不要生那麼多」。二○一○年初,某國中老師辱罵一位母親來自印尼的女學生:「野蠻人,滾回印尼去!」此事件引起移民人權團體的抗議,並由移民團體名義依據《移民法》第六十二條向移民署提出受歧視之申訴,要求召開審議小組對洪文裕之歧視言行做出懲罰。然而,主管移民事務的移民署,不僅未依職權主動調查及處分,甚至以「申訴人不是當事人」為由,決議 此項申訴無法成立。至今,台灣的法令政策、制度、官僚的言行,仍充滿對移民/工的歧視,上述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而這些制度性的歧視,絕非每年辦些泰國潑水節等嘉年華活動,宣稱「尊重多元文化」就可以迴避的問題。然而,體制和官員的言行之所以能延續,是因為這個社會亦充滿相同的價值。因此,我們不時聽聞有大學生酒後以毆打外籍勞工為消遣;主張外籍勞工不應享有與本地勞工一樣的權利;綜藝節目以嘲弄移民/工為笑點…。


一個強調自由平等理想的社會,仍可能像挪威出現一個激進份子布列維克。反移民、反伊斯蘭的言論思潮在法國已進入政治社會核心議題,將可左右2012年總統大選。法國強調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國精神,呼籲移民融入法國社會,一向反對進行全國性族群普查。政治正確的言論,尤其當涉及非歐洲移民時,避談一個人的宗教和文化背景。這一點和挪威社會相似,表面上,一個外來移民只要願意接受法國的價值,都可成為法國人。但在同質性高的挪威社會,外來移民容易清楚辨識,仍會被視為格格不入。在法國,口頭上,人人都是共和國的子民,但是阿拉伯裔、非洲裔移民普遍感受到歧視待遇。法國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反移民的論調,在各級選舉中不斷顯示實力,今年在地方選舉全國得票率為15%。而現任總統沙柯吉(Nicolas Sarkozy)在選舉策略上,極力拉攏極右選民,反移民議題蓄勢待發。此時,法國社會處在一個言論及行動兩極化的拉扯狀態。在自由、平等原則下,法國政府不願意面對不同社群遭遇不同的社會經濟問題,也就任由社會輿論不斷擴大不同族群刻板印象。在歐洲經濟疲軟、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大環境下,加上法國人保衛有限社會福利資源的氛圍,反移民議論順勢鞏固了在輿論中的地位。大巴黎地區2005年發生的郊區暴動事件延燒到全國,這個前例就是一項警訊。伊斯蘭教在法國是第二大宗教,任由政治正確原則,避談族群及文化差異,極可能導致民意反彈,造成極右勢力壯大。而極右思潮反對移民、抗拒全球化,只有讓一個國家往內縮,實在不是極力維護大國地位的法國所樂見。


回來看北歐國家,北歐國家多是「高福利高稅收」的國家,經濟下行之時,也是滋生左右翼極端思潮的時刻,越會對社會有迫切的改變要求,這也是滋生左右翼極端思潮的時刻,這無疑給歐洲敲響了警鐘。近年來,遭受金融危機重創的歐洲,又陷債務危機,經濟復甦乏力。於此挪威呈現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社會形態:它積極參加歐洲及國際各類組織,它是北約的創始國之一,對世界各地所發生的反人類罪行大加抨擊,它也關注世界各地少數民族群體的生存。但在國內,卻兩次否決入歐盟,也不願敞開大門接收外來移民。這樣的矛盾性格,促使對社會不滿的人,可能傾向於採取極端行動,並自認 為是“正確之舉”。布雷維克在屠殺同胞時,大喊“這才是開始”,說明他已經把自己的行為,設定成一項“事業”。


這次屠殺和爆炸案的嫌疑人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其做案動機是「反伊斯蘭教徒移民」。移民政策是歐洲近年的爭議性議題,也是各個政黨提出的政策重點,挪威的移民政策相對寬容,這點從奧斯陸的市容中就一覽無遺。奧斯陸存在各式各樣的人種,且亞裔、非裔和中東人不在少數,奧斯陸有近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是移民,以巴基斯坦移民最多,接下來是索馬利亞、瑞典,以及波蘭人等。這是因為挪威曾經接收過相當多的難民,也有許多外籍勞工在奧斯陸進行短期工作。移民一多,也容易形成特定的生活區域,例如在奧斯陸Gronland區域,那裡有許多中東和越南移民開的蔬果店,也可以買到許多亞洲的調味料,是奧斯陸平價的雜貨購物區。雖然顧客和業者都以非挪威人居多,但挪威人也會到此購物,大家皆以挪威語溝通,並沒有因此形成封閉的生活圈。


我們今天所談的「多元文化主義」確實多來自戰後美國的歷史經驗和實驗。主要指的是,戰後新國家之建立乃奠基在種族、族群、性別、性特質和階級的公民權平等之上,而國家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來自於它願意承諾與實踐這樣的平等價值。換言之,公共資源必須針對新平等價值來進行社會重分配,而公共言論必須避免落入歧視 或阻卻平等價值的實現。
這種「多元文化觀」聽起來很和平,但在現實中要求多元平等權是必須舉戰的。因它具體要求白人交出既得利益,讓更多有色人種進入公共領域增加他們的參政權和發言權,並允諾藉此進行資源重分配。要求平等權的「戰爭」,從要求實現社會正義的大法官會議須保障一定比率的「女性」和「少數族裔」,高等教育必須降低學費和貸款門檻,保障少數族裔的受教權,一直到白人警官不可因歧視而對黑人公民執行過當警察權等,每一次要求有如舉行一場「社會戰爭」。一個擁有英國碩士學歷的巴基斯坦人,在英國仍然不容易找到相關領域的工作,只能選擇做警衛、保全人員或是送貨的工作。即使是在英國這樣一個比起挪威,對於穆斯林議題較為不敏感的國家而言。


歐洲實踐多元文化的障礙比美國還嚴重。二戰後歐陸大部分都是戰敗國,戰後便要面臨國族復甦重建,因而以大舉國債實現社會福利挽留民心。福利立國精神可嘉,卻在財政上造成日後國家破產的命運。直到80年代,一些新自由主義者企圖以跨國的區域市場聯盟(歐盟)來對抗北美夾帶高科技霸權的區域經濟,並同時刪除許多社會福利預算。經濟全球化的結果,造成不可預知的失業潮、貧富差距,還使得過去福利時代的多元主義遭前所未有的質疑。歐洲人開始轉移焦點到新移民和移工身上,尤其是從昔日殖民地北非、中南美、中東等 地區來的移民,怪罪他們搶走白種歐洲人飯碗和生存基礎。
極右派勢力的興起,就是上述歷史脈絡下的產物。近年來,這股夾帶怨恨的極右派勢力已不甘屈於民間角色,他們開始組織政黨,加入選戰,企圖影響公共決策以左右 政局。當今歐洲大國,包括德國、法國、義大利、瑞典等,都有比率不少的極右派國會代表。不僅如此,他們還企圖威脅挾持中間偏右的保守政黨領袖,要求他們回歸傳統價值,唾棄多元文化主義。


近幾年來,國際遷徙這個議題已在所謂的「接納國」內引發激辯。這些國家認為,移民享受種種的物質好處,其實都是在占接納社群的便宜。由於這種辯論通常都是發生在較為富裕的西方民主工業化國家之中,所以辯論都是以經濟問題為焦點,認為那些低度開發世界的移民就是問題的癥結。 在這種主流思維下,跨文化遷徙為接納社區帶來的一些傳統好處,反而為人所忽略。舉例而言,移入泰國、馬來西亞或是新加坡,柬埔寨,巴基斯坦的中國(台灣)移民,與移入歐美的印巴新移民,境遇就大不相同。平等權實踐主要的障礙,源自傳統白人及其中上階級家庭價值對「新移民」帶來的文化差異有極大的排斥、歧視、甚至仇恨。在今日台灣社會中,東南亞來的移民政在逐漸改變台灣人口的組成,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數字,在外籍女性配偶的人數方面,東南亞移民超過10萬人以上,倘若加上來台工作移工,總數已經有超過40萬以上的東南亞人口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台外聯姻的人口數即使在政府刻意壓抑下,仍占有一定比例。而這樣一種婚姻國際化的現象,並非只是一種暫時性、或是補充性的社會現象,而是逐漸形成的長期婚姻趨向。這樣跨國文化組成的家庭,不僅是家庭結構的變化,也正在改變台灣的族群樣貌。台灣社會的族群組成,在漢人與原住民之外,早以加上來自東南亞的族群人口,因此無可厚非,當前的台灣社會必須面對一個多種族社會的來臨。多元文化,絕非只是調色拼盤,把所有不同東西放在一起展示,如此而已。目前台灣政府所做的一些引介東南亞文化,仍然停留在「食物、服裝、舞蹈」上,但所謂的東南亞文化,並不是只要透過這些展示與相關藝文活動,就能夠被理解與接受。

4/10/2012

日本人的「邊民性格」


與“要麼鼓吹日本可以説不,要麼自貶島國根性”兩個極端解讀日本的角度不同,《日本邊境論》在發現日本國民的性格上獨闢蹊徑





進入三月,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日本一年前的災難與今日的重生時,北京北二環鐵葫蘆咖啡BAR正在進行著一場開放的文化沙龍活動。以日本神戶女子大學教授內田樹的著作《日本邊境論》中文版出版為契機,幾位有著旅日經歷的專家和學者聚在一起探討“日本人眼中的日本人”:那些有著“邊境人”身份的日本人有著怎樣的“邊民性格”。


適應中心,但創造不了中心


“我和內田樹曾在同一個大學任教,他是典型的下放型學者,在寫作過程中,內田説他經常撓墻,因為寫得太複雜,怕讀者讀不懂。但最終這本書達到了兩個目的,一是讀者可以通過這本書了解日本,第二就是解決了如何看待日本文化的問題。”一開場,《日本邊境論》中文序言作者、神戶國際大學教授毛丹青便講述了內田樹寫這本書的幕後故事。

一直以來,公認對日本國民性研究成就最大的, 莫過於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所著的《菊與刀》,它將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雙重性,如愛美而黷武、尚禮而好鬥、喜新而頑固、服從而不馴等展露無遺。而自《日本邊境論》2010年出版以來,便有人稱“從此以後我們探討日本的國民性,《日本邊境論》是繞不開的著作”。

現年六十二歲的內田樹在日本文壇絕對算得上 “跨界能人”,他是神戶女子學院的文學教授,主攻法國現代思想,同時身為專業武道家,除了上課習武,更愛就電影、文學、社會話題發表意見。這個有著外部視 野的日本學者,拋開常見的“要麼鼓吹日本可以説不,要麼自貶島國根性”兩個極端解讀日本的角度,獨辟一條擦邊路線,聲稱日本地處“邊境”,其國民因此具有 一種“邊境性格”。

對於邊境,內田樹在書中是這樣定義的:“邊境”是一個與“中華”相對的概念。只有在“華夷秩序”這個宇宙論當中,“邊境”這個概念才有意義。而“華夷秩序”指的是:世界的中心存在著一位“中華皇帝”、“王化”之光從那裏開始普照八方。從“華夷秩序”的等級來看,日本列島應該處於東夷中最偏遠之地,一個“王化”之光很難普照到的地方。在他看來,日本人一直把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當做中心,而從始至終總是退至邊境的。日本人能夠拼命地適應中心的想法,但從來就創造不了中心,這是一個宿命。


對於日本“邊境人”,研究日本歷史文化多年的學者李冬君感覺,“就像一個浪人流浪在大海上,具有類似于棄兒的心態。因此天生就有危機感,不由自主地想與大陸靠近。先是中國,後是歐洲,這是日本先後靠近的兩個文化中心。”


“邊民性格”:掃除還是堅持?


也許是身為“邊境人”,一種對自我歸屬的強烈渴求促使日本人不曾停止追問:日本是什麼?日本人是什麼?

內田樹在《日本邊境論》中明確指出,“邊民性格”已經深刻地寫入了日本列島居民的民族同一性中。這種民族同一性的特徵就是對“從起源處就落後於人”、“自己不具有從零開始創造制度的能力”這種無能的自覺。

細究來説,比如日本人有民族自尊心,卻又常常被文化上的劣等感所糾纏;遇到比自己強大的對手時,便會展示出毫無顧慮的親密或者説毫無防備的心;“當面服從,背後不服”是日本人擅長的本領之一,也是獨一無二的生存戰略;時至今日,“假裝不了解對方所採取的規則,只要有實惠可撈”依然是日本人不斷使用的傳統外交戰略……從日本的歷史人物到當代思想家,從影視劇作到知名漫畫,從日常生活到武士道,內田樹將這種“邊民性格”剖析得淋漓盡致。

這種“邊民性格”為日本帶來了什麼?在內田樹看來,邊境人的極限就是“可以遵照世界標準説話做事,但卻不會為世界標準進行新的設定”。現實中日本人也一直在追趕世界標準,芬蘭的教育制度優秀就學習芬蘭,法國的少子化成功就跟著實施,巴西的足球很強大也跟著模倣……日本人就這樣總是習慣從外部尋找“保證人”來為自己的“正確性”提供“保證”,所以有專家指出,“在日本,不斷的重復就是創造”。

內田樹聲稱這本書的目的在於對日本民族怪習的 “矯正”,用他本人的直白比喻就是掃除。“不從腳邊的垃圾拾起,就沒法開始整頓混亂。”但他對於改變日本“邊境人”的思維方式又有些悲觀,有時甚至覺得不如邊境到底吧!“與其讓日本成為‘普通’的國家而白白浪費精力,倒不如去思考一下只有如此奇怪的國家的國民才能做成的事情是什麼”。(《國際先驅導報》 記者 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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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2-04-05 19:20
文章來源: 新華網
責任編輯: 羅琪


4/04/2012

華夏民族的邊緣:台灣族群經驗




中國人,無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
除了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十二億多人之外,
在全世界還有數千萬被認為,或自認為是華人或中國人。
然而,究竟什麼是中國人?
這問題不僅困擾著許多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
甚至,也困擾著許多「中國人」——
尤其是處於邊緣地位的中國人。


在美國,兩代之間對於中國認同的差距,經常是華裔家庭的夢魘。
許多年長的華人始終難以明白,為何他們的子女能否認自己是「華人」。
在東南亞,雖然常常受挫於自己的華人身分,
許多家庭堅持華人認同已有數百年歷史;
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如此?
對刺最激烈的爭辯,或者說「中國人的定義」受到最嚴厲的挑戰,
可能發生在近十年來的台灣。
由於統一派與獨立派激烈的爭執,
由於中國大陸的武力威脅,
許多人困惑他們到底算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而對於在中國大陸的的中國人來說,
他們也無法理解,為何在台灣,部份中國移民的後代可以否認他們的華夏祖源?


回到問題本身, 「什麼是中國人?」
這問題不僅困擾著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也困擾許多居於中國認同邊緣的人。
 一個族群理論如果可以回答「我們是誰」,
這一定是一個有問題的理論。
事實上,現代族群理論希望解答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


<華夏邊緣>一書中常是解答此問題,
作者認為,由線性的歷史淵源,以及對所謂典型中國人的研究,都難以解答這個問題。
因此,作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維持與變遷——
來了解中國人的本質。
華夏(中國人)在特定的資源環境語分配環境中,
華夏(中國人)邊緣如何形成與變遷,
華夏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凝聚、擴張,
以及華夏邊緣人群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成為華夏或成為非華夏。


一個簡單的比喻:
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上一個圓形時,
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他看起來像個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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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變遷如何使部分的華夏後代成為非華夏,
而這種認同變遷,則是藉著重新選擇、創造與詮釋歷史記憶,以及「結構性失憶」來達成。


人類社會結群的一種普遍模式便是:
強調一群人的共同歷史記憶,由此產生模擬同胞手足之情的「文化親親性」(cultural nepotism)來凝聚人群,並以群體的力量從事現實社會資源之爭。
因此,當社會環境變遷導致人群間資源競爭與分享關係發生基本的、長遠的變化時,
人們便經常以「結構性失憶」與重建新歷史記憶來重整人群認同的範圍(認同變遷)。
因此,移民社會或急遽政治經濟變遷中的社會,是觀察認同變遷的最佳對象。


透過語言的選擇一個人能夠強調、隱藏或改變自己的族群身分,以適應都市複雜的族群環境。


目前台灣四個主要族群的認同,可說是過去發生的事實、人群的集體記憶,與現實政經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
也就是說,過去千百年來發生許多重大事件(如大規模的移民或戰爭),也有許多個人言行,這些都引起某種程度的社會變遷。
這些過去的個人言行、社會事件與社會變遷,一方面經常改變人群間的資源競爭與分配關係,一方面成為人群集體記憶的一部份。
在特定的時代與社會環境下,人們獲得、選擇、強調、假借某些記憶,或扭曲、遺忘另一些記憶,以強調一種人群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造成四大族群分類的歷史記憶,對於許多新一代的台灣人來說以不具意義,或有不同的意義。因此,許多年輕人不認同此種分類。


青少年的歷史記憶不只是從學校教育中得來。
在台灣的許多民俗節慶中,在許多透過各種媒介(如書籍、漫畫、電視劇、電子遊戲與公開表演等等)傳播的民俗文化中,
許多中國文化因素以更沉潛、更深刻的方式影響台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


對大多數的漢系台灣人而言,「中國人」仍是其族群認同的最大範圍;
這是ㄧ種建立在歷史記憶上中國人認同,而非對現實中國大陸的認同。
歷史上台灣人之所以有強烈的中國認同,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台灣在地理、政治、社會上的中國邊緣位置。
早期台灣被視為蠻夷之邦;大明江山落入滿清之手,鄭成功及其追隨者自謂以台灣為基地延續中國命脈;
台灣割讓日本,台灣人受異族統治;
國民政府失去對大陸的管轄,以台灣一隅宣稱為全中國土地及人民的合法代表——
在每個歷史事件與其歷程之中,台灣的中國邊緣特質不斷地被強化。
也因此,每個時期的台灣人,特別是台灣人中的社會菁英或領導階層,
都有其特殊的中國認同危機,使得他們在言行上必須強調自身得中國人認同。
這些強調中國認同的言行,又成為台灣社會記憶的重要部分。


不僅個人受現實環境影響,部分記憶被觸發、選擇、強調,而產生認同或是認同變遷。
在現實社會生活的資源競爭中,一個社會群體也經常選擇、強調一些重要過去,
以強化成員間彼此的血緣與假血緣聯繫,藉此凝聚可分享資源的社會人群。
同時,在資源分享與競爭的背景環境發生基本變化時,
社會群體也常重新選擇、創造或詮釋歷史記憶,來改變可分享資源的社會群體範圍(認同變遷);
對於原有的社會記憶來說,這便是一種「結構性失憶」。
在國民政府撤離大陸後,台灣與大陸分途發展。
光復後台灣的繁榮進步,與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中國的落後與貧困適成強烈對比。
這種社會經濟環境變遷,造成台灣人的認同變遷,以及兩岸間因此產生的衝突與對立。


近二十年來的「台灣經濟奇蹟」是台灣人的驕傲,
因此成為凝聚的最大範疇、最一般性「台灣人認同」的重要集體記憶。


七十與八十年代的黨外運動到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可說是台灣人追求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重要過程。
這也是一個社會擾攘不安的時期。
許多民進黨的領導人物都在這時期有受政治迫害的經驗;其中最重要的可是「美麗島事件」。
這個發生於1979年的嚴重警民衝突事件,使得許多台灣改革運動菁英入獄。
整個事件及審判經由傳播媒體的報導,成為台灣群眾相當重要的集體記憶。


蔣經國的最後一項重要改革是解除戒嚴令,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從此兩岸人民往來日益密切。
無論這個政策性決定的最初動機如何,在赴大陸探親或觀光之後,
兩岸分途發展產生的差異成為許多台灣人的現實經驗,
造成台灣人民對大陸人民產生強烈的「異己感」,如此更強化了他們的台灣人認同。
兩岸間的社會經濟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台灣群眾因為「台灣認同」而主觀地強化這種差異。
這種台灣認同的現實背景是,台灣人不願與中國人分享現有的經濟成果。
尤其在中國大陸不放棄武力侵台,而又處處在國際上否定台灣的政治自主性,
更激化台灣人對大陸中國的敵意。
在兩岸對立的氣氛下,在台灣群眾的言談中或報章雜誌的報導中,
許多赴大陸探親、觀光與投資者的經驗被選擇性的報導、傳播;
主要是強調彼方的奇風異俗,與親歷者在彼處的不愉快經驗。
相對的,兩岸社會相同之處及良好的接觸經驗,則受台灣民眾或社會有意的壓抑。


在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的主導下,文化的本土化與政治上的本土化相輔相成。
凝聚台灣本土認同的主要活動之一是找尋舊台灣記憶;
舊台灣文學、老台灣民俗,此時紛紛成為重新發掘與研究的對象。
在歷史學界,台灣史研究成為顯學;各地方政府也熱心於興修地方志。
台灣社會上到處流行這學台語(福佬語)的風氣。
相對的,台灣人對中國的歷史失憶也在進行之中。


在台灣,九十年代以來的台灣歷史與文化研究有兩個重點:
一是日據時期的歷史,一是原住民(包括平埔族)的文化與族源。
關於日據時期台灣史研究的新潮流,
主要在強調台灣現代化始於這個時期,今日台灣經濟成就主要有賴於日人當年的建設。
這個見解,與另一些學者強調清代中國以及光復後國民政府對台灣建設的貢獻,適成對比。
這種新的台灣史與台灣文化研究風尚,以及相關的歷史詮釋與文化溯源,
反映一種欲脫離中國聯繫的台灣認同,與造成這種認同的歷史記憶重建。


對於許多台灣人而言,在擺脫中國認同最大的負擔便是難以否認的中國移民後裔身分;
原住民研究對此提供一條出路。
在五十年代,來台不久的民族學家們也曾對台灣原住民的起源感興趣;
他們多半強調台灣原住民與中國南方、西南民族的關係。
近年來台灣原住民的溯源研究,皆偏重在原住民與南島民族的關係上。
透過語言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原住民的遷徙史或原住民與南島民族的關係被重建起來。
因台灣原住民被認為是語中國無關的南島民族,
如此,部分台灣人建立一種以南島民族為認同主體的「自我宣稱的血緣聯繫」(assumed blood ties),
同時遺忘「唐山公」以切斷與中國人的關係。
這些現象顯示,在學術研究中,學者根據各學科內部邏輯來進行資料蒐集、分析,並做成結論。
但是,具特殊意識形態的政治與社會壓力團體,
可以影響或決定許多研究計畫語研究經費的目標與用途,吸引學者投入特定主題研究之中。
而專業學術研究的成果,也經常被一些政治與社或團體或一般百姓「普羅化」,
以用以支持特定的意識形態與認同。
這種學術與社會的互動模式不只發生在現代、在台灣,
也是人類社會中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


除了共同起源記憶之外,凝聚人群最重要的便是「集體受難記憶」。
美洲殖民地受英國的剝削,帝國主義在殖民時期對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侵略和欺壓,
這些集體受難經驗都是凝聚人群認同的重要記憶。
對當代中國人來說,七七事變與南京大屠殺等日本侵華事件,
便是凝聚中國人的重要集體受難記憶。
台灣社會近年來對中國的失憶,也表現在官方、民間對七七事變紀念日的冷淡上。
當許多人逐漸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時,對於七七事變給與中國人的災難便失去感同身受的情懷,
於是七七事變紀念日逐漸被遺忘。
從前台灣人對於日人否認南京大屠殺之事的反應都是大加韃伐。
近年台灣政府與輿論界對此的反應,也明顯的歸于平淡。
除了日本據台時期的生活經驗外,台灣民眾對於日本侵華戰爭原來就缺乏記憶;
在退據台灣的國民政府強力推行仇日教育下,這種集體受難記憶才在新一代台灣人中逐漸強化。
因此,隨著執政的國民黨本土化,尤其在許多黨政高層人士皆曾受過日式教育的情況下,
日本侵華戰爭不再成為需時時強化的集體記憶。
兩岸對立下台灣本土化的特徵之一,
便是將台灣一切美好的事物歸因於「日據時代的經驗」,以此否定中國的影響。
因此在各種中日友好協會與親日人士的推動下,
台灣日據時代的記憶也被重新塑造,不愉快的記憶被刻意隱藏。
如此發生在大陸的七七事變與南京大屠殺,更成為不合時宜的記憶了。


另一種集體受難記憶——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記憶——卻在近年來的台灣竟常被集體回憶。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的二二八研究與討論風潮,事實上有其政治背景。
首先,在戒嚴之前二二八事件是學術研究與一般民眾言談間的禁忌,
許多新一代台灣人對此毫無所知;這是一種威權政治下的被迫失憶。
因此,在戒嚴之後這個記憶被重新喚起,
可以被視為當代台灣政府與人民對威權統治時期政治錯誤的指責與檢討。
其次,在某種政治意圖下,二二八事件被詮釋為代表外來政權的國民黨對台灣人民抗暴運動的血腥鎮壓;
藉此反對運動者得以強化二二八事件的記憶,作為打擊「外來政權代表的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工具。
最後,另一種對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模式——代表外省人的國民政府屠殺台灣人民——
也經常被國民黨或民進黨政治人物用在平時或選戰宣傳中,以訴諸族群情緒來打及政治對手。
在如此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下,台灣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集體回憶(包括許多口述歷史之作),
也難免成為一種選擇性集體記憶,而非能完全澄清歷史真相。


在光復初期及往後的一段日子裡,許多外省人將對日本人的怨恨轉移到說日語的台灣人身上;
這種心理傾向,影響他們日後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回憶。
近年來大陸中國對於台灣的壓抑,以及台灣在享受經濟奇蹟後對大陸的鄙視,
也使得部分本省人對「在台灣的大陸人」產生移情的敵意。
這種移情作用,也影響他們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回憶與解釋。
無論如何,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研究活動,都可以當作一種受難記憶的集體回憶活動。
這種集體受難記憶使得一群人得以強化本族群的凝聚,
並由定義誰是受害者、誰是迫害者,來界定此族群範圍與強化族群邊界。
凝聚人群的集體記憶常賴某種將此記憶形象化的物件來保存及強化。
以此及體受難記憶所凝聚的「台灣人認同」,
不僅將大陸的中國人排除在外,也將台灣的外省人排除在外。


台灣的歷史教育原來是以中國歷史與文化為主要內容,以此做為主要的民族精神教育。
因此,各級學校歷史課程的改變,便相當程度的縮減了中國史的上課時數與內容。
依照各級學校歷史與文化教育課程標準草案,修訂後的課程增添了有關台灣的地理、民俗文化、原住民、
台灣的開發及建設,及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歷史,以及近來來台灣的經濟成就等等。
即使如此,許多懷有強烈台灣認同或台獨主張的學者認為這些改變仍是不夠的。


台灣與大陸分途發展的後的政治經濟變遷,造成兩岸間資源環境的改變。
從前在強化中國認同的歷史地理教育中,一個重要主旨便是強調大陸河山的美好與富饒。
其隱含的異議為:在台灣的漢人不願也不能放棄分享大陸資源的權力。
兩岸開放接觸後,台灣的富足與大陸的貧困,無論是客觀事實還是主觀印象,
成為台灣人普遍的經驗與記憶。
在這種資源競爭與分享的背景環境改變時,許多台灣人試圖以改變歷史記憶來造成台灣人的認同變遷。
事實上也就是限定可分享的資源範圍,與限定可分享資源的人群範圍——
在這兩方面都將中國大陸與大陸的中國人排除在外。
於是,創造、詮釋新歷史記憶與歷史失憶同時進行。
在建立新歷史記憶方面,主要是以「日據時代的經驗」與「南島民族的本質」來定義台灣人與台灣文化。
而這兩項集體回憶活動,都在強調台灣人與中國人不同;
台灣人之所以為台灣人,得自中國者少,得自於南島民族本質與日本人的影響者多。
在這個潮流之下台灣政府與人民普遍對九一八等抗戰紀念日失憶,對南京大屠殺失憶。
中國史研究漸被忽略,各級學校中國史的授課內容即時數被削減,
都反映著對中國認同的結構性失憶症正在進行之中。
另一種集體受難記憶,二二八事件,被強化、推廣;
其意義在於,對外以「中國」來將當年的國民政府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藉此抗拒中共對台灣的統一企圖,
對內將當年的國民政府軍人等同於「外省族群」,成為爭論族群功過責任與支持社會資源重分配的利器。


原住民的族群人口雖然不多,但他們在台灣本土化運動中的影響力卻相當大。
主要原因是:只有他們被認為是真正的「本土的」,他們最能代表台灣的「獨特性」,
代表台灣與大陸中國無關的一面。
原住民認同所面對的難題是,除了與外來族群接觸而帶來的共同受難經驗外,
各原住民族群沒有共同的族源歷史記憶。
早期關於台灣土著的研究中,許多學者都強調他們的文化與中國西南或東南各土著文化間的關係。
近年來,學者又多強調台灣原住民與南島民族的密切關係。
這種研究趨向的改變,除了因學科本身的發展外,餔分多少受到台灣本土化潮流的影響。
任何涉及一個族群「起源」的學術研究,無論是以溯源來解釋本族群的存在與本質,或以溯源解釋它民族的存在與本質,
都難免受到研究者本身認同及現實社會背景的影響。
在台灣的例子中,優勢族群研究少數族群的族原歷史,甚至少數族群向優勢族群要求一個起源解釋。
如此,「原住民」的族群本質操縱在優勢族群中;
台灣原住民的來源成為漢系台灣人的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之爭的工具。
這也顯示族群不對等關係下原住民認同的困境。


九十年代以來在台灣進行的重建歷史記憶與失憶,
主要意義在於重新詮釋台灣人與台灣文化的特質,藉此脫離或淡化與中國的關聯。
這樣的歷史記憶重整與認同變遷,自然引起中國大陸政權的重視,而加強其要求統一的決心與腳步。
事實上,在台灣,這種認同變遷潮流也不是人人都能同意,不是時時都在朝此方向發展。
無論在台灣內部或是兩岸之間, 「台灣人的本質」或統獨問題都成了爭論的焦點。


改革開放多年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有相當進步,形成全球經濟強國角逐利益的東亞商圈核心。
台灣在經濟上對大陸市場的依賴愈來愈重,如此又造成新的資源競爭環境——
許多台灣人如今認為台灣無法也不必放棄分享中國大陸市場資源的權力。
在積極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內,也出現了「西進政策」或「政治朝獨走,經濟朝統走」的呼聲。
工具論者的觀點在此得到印證:族群認同是人們在現實利益的抉擇下,
設定邊界以定義哪些人可以分享資源,並藉此排除外人的策略應用。
民進黨內的這種轉變,也造成部分主張台獨的台灣認同 「根基論者」,
另建「建國黨」以堅持台灣獨立建國路線。
台灣的歷史失憶與本土化記憶重建,也引起中國方面的關注。


中國人之成為中國人並不賴共同的體質、語言、風俗習慣等等,
而賴共同的歷史記憶。
中國人與其邊緣人群共同的歷史記意建構與失憶,曾造成中國邊緣的向外擴張。
因此,「正確的歷史」對於中國人的凝聚,以及將邊緣人群維繫在中國四周都非常重要。
這便是為何自古以來中國不僅關心本身的歷史,也關心其邊緣人群的歷史。
現代中國成立後,在現代民族主義概念下,中國人的「邊緣」成為明確的「國界」,
「中國人」的概念擴大為包容各邊緣族群的「中華民族」。
此時,「正確的歷史」就更重要了;
這不僅關係邊緣人群對中國的向心離心,更直接關係現代中國可宣稱、行使主權的範圍 。
代表大陸十二億中國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延續此新舊傳統,對於「正確歷史」的堅持不遺餘力。
因此,對於台灣的本土歷史記憶重建與中國的失憶表示相當的關注。
在武力威脅、外交封鎖台灣之外,大陸中國也時時以歷史理由宣稱台灣是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人民是無可否認的中國人。
同時,台灣史研究在大陸史學界成為重點學術工作。


個人在社群生活中,在不同的境遇下,
與不同的人群共同選擇、強調某些記憶以強化某種認同。
因此形成每一個人的族群認同體系 。
在這認同體系中,個人認同的選擇可能視現實社會情況而變遷。
族群認同以強化共同歷史記意來凝聚。
歷史記憶並非完全建立在人群共同的歷史經驗或歷史事實之上。
而是在許多代表內部不同族群、階級、性別與利益群體的分歧和矛盾的記憶中,
以及外在社會人群的歷史記憶中,
由於爭辯、妥協、消除異端所產生的「記憶」。
藉由這樣的歷史記憶爭辯,人們不斷地定義或重新定義可分享資源的成員範疇,
以及成員間不對等的社會地位與資源分配關係。
如此對於「過去」的爭辯永遠在一個社會內外進行。


依賴集體記憶來凝聚的族群認同是根基性的,因為族群以共同的過去來強調、模擬同胞手足之情,
而同胞手足之情又是人類最基本的人群情感聯繫。
另一方面,以集體記憶凝聚的族群認同也是工具性的,或是視狀況而定的,
因為「共同的過去」可以被集體選擇、遺忘、拾回、甚至創造。
為了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變遷,社會與個人都經常保存多樣的記憶。
在人群的互動中,人們一面集體選擇、重組、爭辯「共同的歷史記憶」,
一方面創造、保存共同的當代記憶,並為未來預設變遷的後路。
人類有許多不同形式、不同性質的社會族群,以此追求群體利益。
「族群」的根基性與工具性,或許部分說明了為何它是其中最普遍、最根本,
也是經常在歷史上、在當今世界各地造成最多衝突與糾紛的人類結群方式。


文章節錄自:王明珂 <華夏民族: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第 十二章




Comment

民族認同是一件很個人的事,深受教育與環境的影響。但當別人強迫我該怎樣認同,加上文攻武嚇,只會讓人不想成為他們的一份子。我尊重中國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因為那是他們教育和環境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台灣人都傾向台獨,這些都是個人的選擇。希望有天中國也懂得尊重台灣人的民族認同。



3/11/2012

中國與跨界民族問題



跨界民族問題與中國的和平環境



閆文虎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05年第5期
 
內容提要︰跨界民族問題是歷史問題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的產物,是影響國際關係和國家安全的基本原素之一。本文從跨界民族的形成入手,分析了由跨界民族所產生的問題和矛盾,及其形成原因,並探討了這些問題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文章最後分析了中國跨界民族問題的基本特點,並從政策層面提出了幾點對策建議。
關鍵詞︰跨界民族問題、和平環境、國家安全
作者介紹︰閆文虎,西北大學中東所博士生。
  
跨界民族是指歷史上跨兩國乃至多國邊界而居的同一民族。由於共同的民族感情、文化特徵、宗教信仰、地緣聯繫、歷史淵源等原素,跨界民族容易在政治、經濟、文化(包括宗教)上相互影響、滲透,並產生威脅國家社會穩定和安全的問題。因此,加強對跨界民族問題的研究是非常重要和有現實意義的。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關於“跨界民族”概念或提法學術界存在著不同觀點。[1]從字面意思看,人們用“跨界”這一地理特點來特定範疇,意指一個民族因國界線而分居兩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從而使一個民族的成員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國籍。從民族學的角度(廣義角度)分析,特別是從民族心理素質角度分析,它強調了隸屬於不同國家的跨界民族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有些學人也將這類跨界民族稱為跨國民族,指因國家邊界變動而被分隔、消極被動跨界而居的民族,或因主動的民族遷徙的而形成的跨界而居的民族。[2]從政治學角度分析或者說從狹義角度上講,跨界民族是指跨兩國乃至多國邊界而居的歷史上的同一民族,由於歷史上的國際衝突及當前的國際政治情勢,使國界線和國籍發生變更,導致同一民族隸屬於不同的國家。這種分析角度強調跨界民族是國家分隔力的產物,是各民族集團之間的自然地理界限日漸模糊和國家間地理政治界限日益分明交互影響的結果,因此它具有兩個突出特徵︰其一,原民族本身被政治疆界分割;其二,該民族的道統聚居地為政治疆界所分割。他們之間有相近的民族淵源、很強的族群認同和地理分佈上大體相連。但是,由於受到現代國際關係中「現行政治疆界不變」、「國家主權高於 一切」、「綜合國力較量」等理論、準則、理念的制約和影響,跨界民族的民族過程趨向分解,而不是聯合。”[3]本文側重從狹義的角度分析跨界民族問題。
  
學術界按不同的標準,對跨界民族進行了分類。按地理性質,可把跨界民族劃分為陸界跨界民族和海界跨界民族兩大類。按所跨國家數,可分為“雙邊跨界民族”和“多邊跨界民族”。[4]比如赫哲族(那乃族)的跨界而居就是因為沙俄帝國與清帝國之間劃定邊界之後形成的雙邊跨界民族,景頗族的跨界分佈是中國與緬甸之間劃界形成的雙邊跨界民族,而馬其頓民族則 是在馬其頓國獨立後形成了多邊跨界而居。按照民族與國家關係,按照政治地位劃分,則有雙邊主體跨界民族,如南北韓族;單邊主體跨界民族,如中朝兩邊的朝鮮民族、愛爾蘭和英國之間的北愛爾蘭人、南聯盟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的阿爾巴尼亞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圖人、肯亞和索馬利亞人等;雙邊均非主體的跨界民族,如中俄的蒙古民族,中緬的拉祜民族,西亞土耳其、伊朗、伊芳拉克和敘利亞四國的庫爾德人,奈及利亞、尼日、喀麥隆和簠德的卡努裡人等等。
  
有必要指出,跨界民族不同於跨境民族和跨國民族。跨境民族是從本國遷徙到其他國家境內(而不是邊界)的移民而形成的民族集團。跨國民族泛指跨居別國的民族,中間可能相隔一個國家,也可能相隔兩個或者數個國家,如猶太人。而地處兩國或三國或更多國家交界地區的才是跨界民族。跨國民族由於其居住地不相毗鄰,不會產生涉及國家領土主權的問題。
  
跨界民族是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由於人群共同體的民族範疇與人類社會的國家範疇交錯重疊而產生的一種普遍現象。民族分佈地域與國家政治疆界不完全一致在當今世界十分普遍。目前,世界上3000多個大小民族,交錯分佈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單一民族國家非常少。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末,全球132個國家中,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僅12個,擁有一個占本國人口50%以上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有81個,而各民族人口均在50%以下的多民族國家有 39個。在這132個國家中,包含5個以上民族的國家達53個。[5]
  
跨界民族的形成主要有“人口遷移”和“邊界劃分”兩方面原因。人口遷移有自然(自願)遷移,也有被迫遷移,有經濟原素,也有政治原素。一些民族在歷史上較早時期,由於游牧、游耕,居住地發生小範圍變化,成為分佈於道統邊界兩側的跨界民族。如中國西南邊疆地區與東南亞國家共有的景頗族、獨龍族、佤 族、苗族、瑤族、拉祜族等民族就屬這種情況,而中國北方的不少民族則是以游耕、游牧、游獵等為主要謀生模式,經常轉換牧場和移動獵地,更容易成為跨界民族。可見,游牧、游耕是跨界民族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初原素。人口遷移也可能是由戰爭、外族入侵和民族或國家內亂而造成。如中亞地區的東干人(回族)主要是在19世紀60年代陝甘回民起義之後,與新疆的部分回族民眾一起被迫遷到中亞地區。中國朝鮮族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近現代以來,由於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半島後不堪忍受壓榨而遷入中國東北地區。中國的塔塔爾族是19世紀後半期由於沙俄封建領主的壓迫而越過伏爾加河,來到中國新疆。19世紀下半葉貴州苗民起義失敗後,許多苗族被迫從中國遷入越南。另外,一些民族內部由於歷史上某一統治集團的強大,對其它部分造成威脅,迫使其中的一部分向其它地區遷徙。如被俄羅斯人稱為凱爾梅克人,就是17世紀國中國新疆塔爾巴哈台及額爾齊斯河中游地區的額魯特蒙古中的土爾扈特部落,因迫於準葛爾部的壓力,遷到伏爾加河南北兩岸游牧,後由於沙俄的武裝侵略又返回祖國,留在伏爾加河流域的一萬多戶土爾扈特人成為跨界民族。再比如,在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中國左傾政策的擴大化,新疆約6萬邊疆群眾離境西遷至今天的中亞國家,形成了跨界民族。
  
跨界民族形成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人為的邊界劃分。這是由於強勢民族透過戰爭對弱勢民族進分割或肢解,或者幾個強勢民族對同一弱勢民族進行殖民瓜分造成的跨界民族。如近代歷史上,歐洲列強對亞非拉國家的殖民瓜分,製造了許多與原來的民族分佈不一致的人為的政治疆界,這些疆界後來又成了非洲各獨立國的國界,由此造成了許多非洲民族的分化;法蘭西人和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亞人肢解了巴斯克人,致使巴斯克人的歷史地域一部分歸入法蘭西的版圖,一部分歸入西班牙 的領土;英格蘭人把北愛爾蘭地區從愛爾蘭切割出來,使之成為英國的領土;庫爾德跨界民族是歐洲列強瓜分中東勢力範圍所造成的;在歷史上,科索沃曾是塞爾維亞民族的發祥地,由於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大批塞族人被迫放棄科索沃北遷而切割了阿爾巴尼亞人的固有領土,使部分阿爾巴尼亞人成為了跨界民族。再如,近現代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地區的蠶食,造成中國邊疆變動,使一些民族形成跨界民族。赫哲族、鄂溫克族就是因沙俄吞並了中國大片東北領土之後,才變成跨界民族的,而朝鮮半島的朝鮮民族、中國與蒙古國跨界而居的蒙古族,俄羅斯國與其他獨立國協國家境內的俄羅斯族等都是由於國界劃分形成的跨界民族。


二、跨界民族問題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跨界民族是產生跨界民族問題的社會背景,但存在跨界民族的地方不一定就會出現跨界民族問題。民族問題是在民族交往聯繫中,基於民族文化差異、民族群體利益的關注、或者階級不平等的延伸等原因造成的民族間複雜的社會矛盾問題,是民族交往、互動、關係的體現。跨界民族問題是其中的一個特例,它涉及所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風俗及價值理念等多個領域,對所在國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嚴都會產生影響,並直接威脅所在國的國家穩定。
  
跨界民族問題主要包括民族關係惡化、民族矛盾加劇甚至衝突、民族分裂式的民族自決、領土爭端等政治問題。其矛盾構成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1) 國家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發生矛盾,民族的自我認同大於國家的認同,民族向心力大於國家凝聚力。特別是在多民族國家中,當一個或多個少數民族勢力(或民族集團)片面強調其民族利益和民族特徵時,就會產生從現有國家中分離出去的傾向,並謀求建立單獨的民族國家或與其相鄰的以本民族為主體民族的國家合併,其極端形式是民族分離主義。(2) 國內民族問題國際化。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條件下,國內民族問題周邊化、國際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在一國處於少數和弱勢地位的跨界民族,在維護其民族權利的時候,總會與國界外的同一民族相比較,在其願望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總想得到跨界同一民族的政府的幫助,甚至是希望民族統一,這是民族分裂主義滋生的肥沃土壤。(3) 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交織使一般社會問題政治化。跨界民族不但與境外的同一民族有著直接的聯繫,還與境外的同一宗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在受宗教影響較深的民族中,宗教原素更是民族機體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民族意識和宗教意識往往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有些跨界民族問題以宗教衝突形式出現,宗教狂熱與民族原素相聯結,通常會導致其潛在的排他性過度膨脹,成為引發與其他民族矛盾和糾紛的誘因。在一些地區,跨界民族的公權利,因為宗教信仰被人為地渲染成民族的利益問題和宗教問題,被打上政治烙印,進而減弱對國家的認同感,產生民族分離主義思想和行為。(4) 跨界民族問題“工具化”。跨界民族問題由於其國際性特點,很容易被分裂主義者或別有企圖的國家所利用,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民族分裂主義極力使自己的分裂行為國際化,進而使大國和國際組織介入,以此達到分裂國家的目的。美國等西方大國,為了實現其戰略目的,在一些跨境民族問題上以“民族自決”為藉口,以保護人權為由,推行“人道主義干預”等強權政治,明裡暗裡支援一些國家的民族分裂勢力。另外,由於跨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特殊性,敵對勢力常常利用跨境民族進行滲透,或者拉籠收買,或者暗中支援少數分裂分子,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跨界民族問題的形成是內外原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內在原素講,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尤其是少數民族政策的偏差是主要原因。跨界民族與主體民族在政治、經濟地位上的不平等是產生跨界民族問題的主觀條件。由於政府政策上的失誤,致使處於少數民族地位的跨界民族在經濟、政治上的權利和利益得不到保護,加速了跨界民族問題的形成。如土耳其歷屆政府不承認其境內存在庫爾德民族,不准許庫爾德人使用民族語言,認為庫爾德人僅僅是“土耳其山地人”,強迫他們從東部向內地遷居,庫爾德人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土耳其1982年憲法第42條規定“在教育和訓練機構中,不得把土耳其語之外的任何一種語言作為母語傳授給土耳其公民”。[6]土民族政策明顯帶有大民族沙文主義和民族歧視的色彩。經濟上嚴重存在利益分發不公、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刺激了民族問題的產生和發展。據統計,80年代初期,占土耳其總人口1/5的庫爾德人,僅實現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3%,失業率是全國平均數的3倍,6 歲以上兒童入學率僅為33%,遠遠落後於60%的全國平均入學率。
  
從外在原素講,外部勢力的滲透是主要原因。歷史上,列強對弱小民族採取的“分而治之”政策加劇了跨界民族問題的產生。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了更加有效地對南亞進行殖民統治,利用宗教信仰、語言及風俗習慣方面的固有差異製造民族矛盾,為泰米爾跨界民族極端勢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和後來的大規模流血衝突提供了肥沃土壤。印巴分治時,英國故意將穆民占絕大多數的克什米爾劃歸印度,從而埋下了印巴衝突的禍根。20世紀末期,某些大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勢力範圍,不惜挑起相關地區的民族衝突和種族屠殺。在中歐地區,波黑、德國、奧地利等出於加強自己勢力範圍的考慮,率先承認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獨立;美國則出於對塞族政權的不滿,積極支援當地穆民的武裝鬥爭,並允許伊朗、阿富汗等國的激進伊斯蘭分子進入波黑協助作戰;而俄羅斯為維護自己的道統影響,盡力支援塞爾維亞……於是一場本來是三兄弟分家的“內部”糾紛演變成為一場血腥的種族戰爭。再如,庫爾德民族運動歷來被內外強權所利用,伊朗、土耳其、敘利亞等國支援伊拉克的庫爾德人是為了削弱海珊政權;伊拉克支援伊朗庫爾德人是由於兩伊之間長期存在的新仇舊恨和戰略牽製;而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對土耳其工人黨的支援則是因為它們始終對土耳其的親西方政策充滿了戒備心理。阿富汗國內問題的國際化與阿周邊許多國家對阿富汗的跨界民族同胞進行“援助”密切相關,而美國為實現其中亞和南亞的戰略意圖,把阿富汗同中亞各國間複雜的跨界民族問題作為突入中亞的突破口,加緊向中南亞滲透,使阿富汗跨界民族問題日益加劇。此外,境內外同一民族關系密切,經濟、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交往頻繁,這使得他們有更多的參照系,任何比較的差異都可能觸發民族情緒。對民族分裂分子來說,“民族統一主義是個神聖的召喚”[7]。中亞各國經濟的發展、民族關係的變化及各民族政治與經濟生活地位的起伏,對新疆的民族關係狀況都有很大的影響。中亞國家提出的 “民族回歸歷史故鄉”等民族復興政策和相繼召開的世界哈薩克人大會、世界姬兒吉史丹人大會、世界土庫曼人大會,使得包括中國新疆地區和俄羅斯在內的整個中亞地區跨界民族問題惡化,對新疆的穩定產生了衝擊。[8]
  
從內外原素的結合上看,“現代泛民族主義”思潮誘發下的大民族主義思想是跨界民族問題的病根。所謂“現代泛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以“跨界民眾” 為基礎、以建立新的“單一民族國家”為目標的非現實的和反歷史的政治民族主義。世界上主要泛民族主義思潮有“泛斯拉夫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 主義”。“泛斯拉夫主義”19世紀初產生於奧地利,60年代末形成於俄國,其夢想是“建立一個從易北河到中國,從亞得裡亞海到北極海的大斯拉夫帝國” [9]。“泛伊斯蘭主義”產生於19世紀中葉,它“主張所有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和民族聯合成為一個單一的國家”[10]。“泛突厥主義”產生於20世紀初,主張“建立一個在奧斯曼帝國蘇丹統治之下的、包括從博斯普魯斯到阿爾泰全部突厥語系各民族在內的大帝國”[11]。所有泛民族主義的組織與活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借用現代國際政治所承認的民族權利原則,追求“跨界民族”的政治統一與地域一體。大民族主義總試圖尋求在跨界另一邊的同民族勢力的聯絡和支援,以追尋和建構歷史上的同一民族歷史的國家。由於跨境民族與境外相關民族有著共同的歷史淵源、相似的文化心理特徵、相同的語言和宗教信仰、相近的經濟發展水準等,使其民族意識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型態迅速增強,對本民族的認同感,本民族文化、語言的自豪感及對本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訴求等伴隨著某些政治上的要求,在外界的刺激下迅速升溫。目前,中亞各國的跨界民族問題大都受“泛民族主義”的思潮影響。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極端勢力宣佈獨立建國,得到阿爾巴尼亞政府的支援和承認,使科索沃的跨界民族問題複雜化。
  
由於跨界民族問題易被國際敵對勢力和部分逃亡國外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利用,因此對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和地緣安全構成威脅。首先,跨界民族問題加劇民族分離勢力擴大,誘發民族衝突、民族戰爭、民(種)族仇殺和國家政局動盪,甚至使國家政權解體和重組,民族團結和主權統一受損。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分割非洲大陸造成非洲國家之間幾何圖形的邊界,使許多屬於同一部落、民(部)族的民眾劃分在不同的國家,由此產生了頻繁的領土爭奪和民族仇殺。索馬利亞爭戰、喀麥隆與奈及利亞流血衝突等等,已使數百萬人喪生。跨界民族問題也加劇了極端民族主義的暴力化傾向,誘發民族衝突、民族戰爭、民(種)族仇恨。恐怖主義日益成為民族分裂主義和極端勢力用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如庫爾德工人黨等組織的恐怖活動,不僅成了地緣衝突的亂源,也加深了庫爾德民族與阿拉伯、波斯等民族的誤解甚至仇恨。跨界民族問題也削弱了國家的凝聚力。民族分裂主義者把 “民族自決”原則簡單化,他們以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為藉口,大搞恐怖主義活動,危害所在國的民眾生命和主權獨立。如科索沃戰爭後,南斯拉夫境內出現的“國 中之國”加劇了南聯盟的分裂和動盪,加深了民族間的仇恨。跨界民族問題也關係到國家領土主權的安全。跨界民族大都建立了主體民族獨立的國家,而另一邊處於非主體地位的跨界民族往往有可能以此作為自己精神和物質的後盾,並隨時準備用這一優勢保護自己,謀求利益。他們甚至會舉起民族統一的旗幟,希望和同胞一起建立自己的國家。此外,一國內部民族問題往往會在國際上引起一系列連鎖回應,一個國家處理自己民族的態度會引起其他相關國家的關注。如中亞五國的獨立對中國新疆民族分裂活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鼓舞”作用。俄羅斯對中亞 國內的2500萬俄羅斯人特別關注,聲稱要不惜一切代價用武力來保護境外俄羅斯人的平等權利。[12]蒙古實行的新文化戰略被中國極少數主張”三蒙合一”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所利用,助長了他們分裂祖國的野心,直接影響中國內蒙古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越南政府在邊境上採取歧視、排斥與中國相關的跨界民族的做法,直接影響了中越邊境穩定和兩國關係。泰國南部的馬來族在其鄰國馬來西亞是主體民族,這使得泰國同馬來西亞的關係始終存在潛在的不穩定原素。
  
其次,跨界民族問題誘發地區衝突,影響地區穩定。如獨立後的中亞各國均表示關注境外主體民族居民的命運,民族矛盾又摻入了國家關係的原素,使得中亞國家間關係進一步惡化。中亞各國國內的民族矛盾,尤其是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同時又是中亞其他國家主體民族) 間的矛盾,一旦處理不當,就會升級為國家間矛盾,進而對整個地區情勢產生深刻影響。1998年11月4日,塔吉克北部烏茲別克人比較集中的列寧納巴德州首府發生武裝叛亂,並迅速蔓延到全州各地。叛亂失敗後,叛亂頭目馬赫穆得‧胡多別爾德耶夫逃亡到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莫諾夫指責某些國外勢力支持這場叛亂,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的關系因此一度交惡。1999年8月,“烏茲別克史丹伊斯蘭運動”極端分子在吉南部綁架人質後,烏茲別克史丹斥責姬兒吉斯史丹“剿匪不力”、甚至有“使禍水外流”的企圖。保加利亞過去對國內土耳其人的強迫同化政策,不僅造成土耳其人大量逃往土耳其,而且致使保、土兩國之間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還有蘇俄與阿富汗之間爆發的蘇阿戰爭,與阿富汗擁有塔吉克、烏茲別克、姬兒吉斯等跨界民族問題不無關係。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矛盾,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民族矛盾,希臘、土耳其爭奪賽普勒斯問題,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希臘之間的跨界 民族馬其頓人引發的長達百年之久的領土糾紛問題和跨界民族爭端,印度與斯裡蘭卡的泰米爾人問題,跨居土耳其、伊郎、伊拉克等國的庫爾德人問題,以及波黑戰爭、巴以之爭、印巴衝突等等,歸根結蒂也都是由跨界民族問題引起 的。
  
第三,跨界民族問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科索沃危機使南聯盟經濟倒退約十年,經濟損失高達2000多億美元,近百萬難民流離失所。因跨界民族問題引發中亞許多國家的非主體民族中的大量技術人員、教師、醫生和擁有較高技能的熟練工人的流失,對各國經濟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僅1993年因俄羅斯人遷出就使哈薩克損失高達240億美元。

第四,跨界民族問題也加劇了核擴散、販毒、跨國走私、跨國性人口拐賣等跨國性犯罪及難民問題,影響所屬國的邊疆穩定。比如,跨界民族所在國社會政治動盪、或者該民族與政府關係不和諧、或者相關國家之間關係惡化,等等,都可能促成跨界民族的越境遷移流動,從而形成了難民潮。因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就曾造成了50萬難民逃離家園。[13]另外,近10多年來,中國邊境地區的上述各種跨國犯罪非常猖獗,跨境民族問題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斯裡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利用跨界民族問題為其軍事活動募捐,並在全球範圍內從事組織偷渡、走私槍枝彈藥、販運毒品等。大量朝鮮 “飢民”的流入,使中國東北邊境地區的搶劫、殺人、偷盜、非法擁有武器、種毒、販毒等犯罪增加,直接威脅當地的穩定與安全。


三、中國跨界民族問題現狀及對策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全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34個跨界民族。其中影響最大的有維吾爾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朝鮮族、藏族、俄羅斯族、回族、姬兒吉斯族、土庫曼族、塔塔爾族等。中國跨界民族的形成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中國跨界民族問題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1) 受泛民族主義主要是泛突厥主義(大土耳其主義)、大哈薩克主義、大蒙古主義、大泰族主義等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較大。泛突厥主義極力宣揚所謂“突厥民族至上”論,散佈民族對立和民族仇視思想,主張突厥民族實現“語言、行動和思想的統一”,以共同的伊斯蘭教和突厥語族為紐帶,建立一個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阿勒泰的突厥語族大帝國。泛蒙古主義就是將蒙古國、中國的內蒙古、俄羅斯的布裡亞特”三蒙”民族跨界而居的格局統一成“大蒙古國”。大哈薩克主義號召世界範圍內的哈薩克人回歸哈薩克。大泰族主義認為歷史上的“南詔”是泰族建立的國家,是中國人的排擠和侵略迫使這個國家解體和“民族”南遷,號召收復故土,統一建國。朝、韓兩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也打出“尋根歸祖”的旗幟,提出“所有朝鮮族人是一個整體,不需要國家疆界”等口號,借此煽動中國朝鮮族的民族獨立情緒。極端泛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對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影響極大。目前,中國以泛突厥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東突民族分裂組織達50多個,以 “三蒙統一”為政治目的的蒙獨分裂組織有30多個。
  
(2) 經濟發展滯後是其形成的一個主要原因。由於中國多數跨界民族居住地的自然條件和交通條件差,商品經濟和文化、科技水準低,經濟發展較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東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也越拉越大,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基本上還是處於貧困狀態和剛剛解決溫飽問題。以跨界民族居住較多的西部地區為例,這裡占全國面積的一半以上,人口占全國的23%左右,全國貧困人口的80%左右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39%,以及尚未實現溫飽的3000萬人口中的大部分都分佈在這一地區。2001年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地區人均GDP發展、城鄉收入和公共服務發展)、人類發展差距(生活水準差距、生活質量差距和醫療 衛生差距)、知識發展差距(訊息、技術、教育和體制差距), 分別低於全國平均水準32.49%、15.92%、48.66%,且與東部發達地區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相比呈繼續拉大趨勢[14]。許多跨界民族存在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經濟封閉和文化訊息封閉。跨界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緩慢,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拉大和心理失衡成為誘發民族矛盾的重要原素。
  
(3) 受宗教影響大。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也是多種宗教並存的國家。中國不僅有從國外傳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性宗教,而且有本土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道教,及殘存在民間的具有原始宗教色彩的道統宗教信仰。中國現有20多個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其中回、維吾爾、哈薩克、塔吉克、科爾克孜、烏孜別克等10個跨界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瑤族及少部分儸儸和僮族等跨界民族信仰道教;藏族、門巴族和蒙古族以及部分怒族信仰藏傳佛教;跨界民族中的僳僳、怒、苗、彝、漢妮、傣、壯、布依、朝鮮等10多個民族的部分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少數鄂溫克族則信仰東正教;俄羅斯族仍維持其道統的東正教信仰。中國的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改革開放後,對中國西北地區跨界民族影響較大的“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對新疆等地穆民群眾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15]
  
(4) 跨界民族問題也使中國打擊毒品問題難度加大。中國的雲南省與世界第一毒品基地“金三角”為鄰。這裡的毒品從不同方向、不同管道販入中國,危害越來越大。[16]中國新疆地區與世界第二毒品基地 “新月帶”為鄰,該基地平均每年生產300公頓鴉片,250公頓純海洛因,占世界毒品上市總量的39%。[17]上述兩個省份也是跨界民族集中地區,民族問題與毒品問題糾纏在一起,使國家安全工作難度增大。
  
如何處理跨界民族問題,不僅關係到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也關係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為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積極做好應對工作。

首先,加快跨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增強民族團結和國家凝聚力的物質基礎。江澤民指出︰“民族地區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歸根到底要靠發展經濟來解決,所以,我們處理民族地區的各種問題,都必須牢牢掌握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可見,經濟發展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促進民族團結邊疆穩定的有效手段。中國政府有必要根據跨界民族地區的地理環境、文化道統,大力挖掘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區特色的經濟模式和產業形式,加快邊境貿易口岸的建設,推展邊貿事業的發展;充分開發和利用跨界民族地區得天獨濃的旅遊資源,以民族旅遊業促進邊疆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充分利用跨界民族同周邊各國廣泛的親緣關係、民族感情和文化聯繫,不斷拓寬經濟、文化訊息管道,引進資金、物資、技術、人才,並有選擇、有計劃地組織勞務輸出,以“利國、富民、睦鄰、安邦”。
  
其次,積極開展地緣外交,營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從根本上減少和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中國陸上鄰國有15個,多數是戰略要沖和重要資源富有區。從地緣政治、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諸方面看,它們都是中國根本利益所在。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中國制定和實施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及外交政策,使中國的跨界民族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避免了因跨界民族問題而引起與鄰國的主權領土爭端。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抱有很大的疑慮和戒 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以從解決跨界民族問題入手,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爭取實現與周邊國家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 上交流借鏡、安全上對話協作。此外,在打擊極端民族勢力、極端宗教勢力和恐怖勢力等方面加強與周邊國家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合作,爭取世界輿論和國際友人的支援。
  
再次,積極發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從意識型態領域築牢反對民族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基礎。文化教育事業是民族分裂勢力與政府爭奪青少年一代的重要陣地。由於青少年世界觀、人生觀 尚未形成,極易被披著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勢力所拉攏,宗教極端勢力也在加緊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和滲透。因此,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宗教觀、歷史觀和歷史唯物主義佔領意識型態領域的主陣地,加強邊境民族地區的愛國主義教育,增強跨界民族同胞的國家認同感,樹立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的國家利益觀,繼續發揚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的各族民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光榮道統。同時,在邊境民族地區推行符合民族特點的民族教育政策,提升民族教育水準。
  
最後,加強邊境管理,打擊境外反動思想和反動宣傳品對中國邊境地區的滲透。目前,國外敵對勢力對中國跨界民族的分裂滲透主要是透過敵對電台進行反動宣傳和邊境投寄宣傳品。據統計,西藏全區各地可以收到境外22個國家和地區的敵對電台24個,近100多個頻率的廣播節目。從1998年到2000 年,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僅向內蒙古自治區投寄各類宣傳品就達1500多件。國外敵對伊斯蘭組織一次就向新疆贈寄《古蘭經》10萬余冊。2000年,新疆邊防就查獲境外“東突”勢力在美國、沙特、土耳其、哈薩克等國出版的《東突厥史丹之聲》、《祖國救亡之聲》、《維吾爾之聲報》、《東突厥史丹青年報》等 10余種反動報刊及近百部反動書籍36500余冊,反動音像製品433件。他們肆意歪曲新疆歷史,惡毒攻擊中國政府的現行政策、誣蔑社會主義制度,鼓動民族分裂情緒。另外,國際恐怖組織還透過旅遊、辦產業、辦學、探親、遊學、經商、講學等機會開展對中國跨界民族滲透活動。對此,中國必須加強邊境和海關的稽查工作,斷絕境內與境外分裂勢力的聯繫,防止恐怖分子及反動宣傳品的滲透。加強對境外敵對傳媒的壓制和干擾,防止分裂恐怖分子有空可鑽。
  
(責任編輯︰張浩)
註釋︰
 [1]參見朱倫:“‘跨界民族’辨析與‘現代泛民族主義’問題”,《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19頁;趙廷光、劉達成:《雲南跨境民族研究》,雲南民眾出版社1998年版。
 [2]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22, NO.2, March 1999,p.218.
 [3]葛公尚:“試析跨界民族的相關理論問題”,《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4頁。
 [4]曹興:“跨界民族問題及其對地緣政治的影響”,《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頁。
 [5]劉稚︰“跨界民族的類型、屬性及其發展趨勢”,《雲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第89頁。
 [6] 《世界憲法大全》(上卷),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頁。
 [7]葛公尚:《當代政治與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頁。
 [8]陳聯璧:“中亞五國民族關係問題”,《東歐中亞研究》,2001年第1期,第47頁。
 [9]《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頁。
 [10]同上。
 [11]同上。
 [12]郝時遠:“20世紀世界民族問題的消長及其對新世紀的影響”,《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第6-8頁。
 [13]陳志良、黃明哲:《世界新紀元叢書‧全球大視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頁。
 [14]揣振宇、龍遠蔚:“少數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2003年6月7日,政法專稿。
 [15]See Raphael Israeli,Islam in China: Religion, Ethnicity, Culture, and Politics,Lexington Books Press 2002, p.257.
 [16]趙廷光:“關於雲南跨境民族研究為現實服務的幾個問題”,《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第3頁。
 [17]萬佳︰“毒品害了絲綢之路”,《環球時報》,2001年6月26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