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案的一堂課，我們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現在離洪仲丘案已過了一個多月，案情並未隨著日子的累積，而有水落石出的跡象。倒是很多政客趁機搬出一堆之前想要偷跑，但偷渡不過的提議；像是蔡英文的『國是會議』技倆。而國防部也是沿著陸軍輪廓，整整齊齊的整片撕下，剩下空軍體系接掌國軍。在近10年中，死了1,000多位阿兵哥的台灣，也不知為何會在國軍即將邁入募兵制之前，與美重返亞洲之際，踏入多事之秋。當然，有件稍微樂觀的新聞是，廣大興號趁著1985聯盟所舉辦的25萬大遊行當下，突然公佈調查；菲方以台菲兩地皆能接受的『蓄意殺人』為起訴罪名。但我總認為時間點好像又那麼的會抓，剛好是在1985聯盟遊行告一段落後才宣佈。好像是等著某個更高層的指令般。


但回想一下，1985聯盟到底達到了什麼成果？說實話，不多。但最能拿來說嘴的是軍事審查法的迅速修法。以後國軍在承平時期，將不受軍法的約束，改以民用法庭為依歸。但，這意味著什麼？這其實是讓罪惡多端的軍人，得到更寬鬆的法律制裁，而對好軍人則影響不大。所以，1985聯盟，不知不覺的放寬了壞軍人的制裁依歸。1985聯盟又達成了什麼壯舉？美國國會在洪案發生後，碰巧的提出對台軍事報告；其中指出，受到洪案以及最近的國防預算刪減趨勢影響，我國的軍事支出，已經大幅小於合理目標的3％GDP佔比，目前為2.7％。也就是尚須5,000億美元（台灣GDP）*0.3％＝15億美元的增幅；也就是約 $15億*30（匯率）＝450億台幣。這跟馬英九於8/11赴美採購的『戰機、潛水艇、短程防空系統、Ｆ-16C/D戰機』是否相當？應該不會差太遠。此外，1985聯盟遊行中，還有人尚未當兵，且已準備好可閃過兵役的，8/3遊行，卻反而延長了役期。因為根據國內不分藍綠將領，以及美國會報告皆指出，台灣目前沒有實施募兵制的條件，也就是說，徵兵制還是需要延長一段時間。所以有沒有很諷刺？原本要削弱國防勢力的遊行，到最後反而讓國防預算更為膨脹，且要買好不容易拖延多時的過貴軍售案。這又是為什麼呢？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新任的國防部長嚴明來自空軍，這次的採購清單：F-16CD、戰機、防空系統，就剛好獲利了空軍體系。而450億的軍事支出，除以2,300萬，約莫是2,000元。這代表說，此次的洪仲丘案，全民需立即買單2,000元，很多人是躺著也中槍。我還是把嬰兒、囚犯、退休人員、跟智力障礙能的人口全算進去喔，如果只算一般納稅人，約莫需再加500元。外加年輕人延長1年的役期，真諷刺喔。


那你也許會說，就算此次的國防大震撼，會傷及國軍信心、人民荷包、以及役期長短，但至少我們獲得了民主精神，以及人道關懷啊。但常常所謂的民主聲音，通常就僅是一種聲音而已，哪來的多元、或是獨立評論空間？而那一種聲音就是：『國防部去死』、『洪姊最大』、『你家沒死人喔！』。而逾越這個聲音的人，通常會被施以圍剿的對待。導致慢慢的，沉默的螺旋，將異議份子趕到社會角落邊，有不同聲音的人不敢講話。只能說一些媒體幫觀眾調配好的簡單台詞，要的真相，也是名嘴與1985聯盟幫你調製好的劇本。但真相尚未大白，既得利益者已將嘴巴抹的乾淨。不覺得最近很多綠營的大將跑去對岸那被摸頭，或是原本因挪用國安密帳的前總統，也恰巧似的以身體不適為由請假不出庭。這些都是巧合嗎？說實話，洪仲丘案最終能不能有真相，我不確定。但我看到尹清楓案中，牽涉到許多跨國性的『巧合死亡』事件，其中甚至包括洗澡遭吹風機電死的怪像，我就直覺的認為洪案可能就是以『過失殺人』淡淡處理。真正的權力鬥爭、派氣爭權、國際博弈，可能都不會碰觸到。而那些享受政治利多，以及媒體焦點的名嘴與職業鄉民們，恭喜您們達到階段性任務。有人說，沒到台灣，不知文革還在搞，不就是這樣嗎？


距離洪仲丘案最初上媒體已過了約3週，也像其他撲朔離迷的案子一般，事件越發展、越複雜，證據越多、參與的人越繁、爆料的源頭越多元，真相的解釋也就越難以斷定，幾乎已成為一個洪仲丘，各自表述。美國建國初期時的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認為真理會在『言論的市場』上（marketplace of ideas），得到最終的彰顯。這位啊多仔認為，追求最高之善可由意見自由交流中獲得，真實的最佳測試就是使其受到市場競爭的考驗，這就形成西方的辯證式的法律程序。但是，這個理想，最終只能是個天方夜譚，在台灣永遠不會實現，因為台灣的言論市場，充斥匿名爆料。然後再摻與民粹式的民主制度，『言論的市場』最終所得到的結果，經常就是輿論的噪音。真理不會愈辯愈明，人民也許變得更加激動，卻也更加混亂，最後更可能以一種草草形式收尾帶過，到最後，也沒人確定到底政府和政客的立場是什麼，處理的程序又是什麼，誰才是既得利益者，是人民、還是政客？


就目前媒體的走向看來，許多名嘴將洪仲丘案操縱成『集體腐壞的國防部』，在與全體人民對抗。不否認，軍中已經陳腐已久，我們的國軍生存意義，已經不是在準備打一場轟轟烈烈的仗。甚至可以說成全球最大的養老營與應召站也不為過。但若要說國防部是個大黑道，連一點價值也沒有，那又過於沈重；畢竟，我們在上個月，還是有開個紀德艦到南海一日遊，將菲律賓老弟嚇到不敢出海捕魚。我們的海巡署也常常出海護漁，國軍弟兄也才剛剛協助處理蘇力颱風。所以也無須因噎廢食。那最近軍中到底出現了什麼事情呢？我想，我國的國防已苟延至今，該是檢討未來定位的時候了。一個體制的腐敗，通常不是外面的敵人有多強，而是內在結構逐漸瓦解所至。目前雖然未到臨界點，但亦不遠矣。羅馬帝國在崩潰的前夕，並非當時外族的強悍所至，當然北方的日爾曼民族的確剽悍，打起仗來勇猛無懼，但真正讓羅馬帝國滅亡的，是人民對帝國信任的侵蝕，以及體系的腐敗。羅帝的貨幣最終貶值到銀幣內，僅含1/1000比例的含銀量，原因就是疊床架屋的軍隊與官僚體系，帝國毫無銀幣儲備量應急財政支出，而選擇稀釋幣值敷衍薪餉。此外，帝國政府為了增加稅收，每年向百姓多次徵收10％以上的稅收。最終日耳曼的軍隊，向羅馬人民提供更好的財政政策，這些匈奴達旦只要求一年10％的稅收，要過一次後就不會再煩。最終，羅馬人民就直接開放大門，讓外族長驅直入，羅馬帝國就因體系的內爆，而讓外族輕易破城，最終道盡了羅馬帝國的隕落。


如果我們仔細看看台灣國軍目前的那副模樣，與羅馬帝國的末期，是否極其相似？一個不會打仗的龐大國防體系，每年在財政預算上，吸收逾3,000億的預算，幾乎是每年蓋一座核四。而軍中則是由專收高利貸、經營豆干厝、應招站的士官長帶兵。軍官則被這個土皇帝俠持，真正的軍令難以下達，甚至這些軍官也被土皇帝收買，集體浸淫在地下經濟內。而一年期的『不願役』士官兵，則在這一年中，遭受腐爛的士官蹂躪，合理則稱訓練，不合理則稱磨練。而同時間，長官的貪腐行為，映入眼簾。如果長官的操守尚清廉，處處以身作則，阿兵哥不管訓練或磨練都甘之如飴，但如果上樑開始蛀蟲，下樑還會聽命嗎？這現象甚至在美國軍中也是常態。美軍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基地附近，一定都是搭配一整區的紅燈區，供美國大兵發洩，而盜用軍品，甚至走私販毒，也是時有所聞。這就來到下一個問題了，為何洪仲丘案突然會被炒大？軍中弊案不是每年都發生？為何這次會鬧到3萬人上街？


我發覺，目前洪案的走向，越來越荒腔走板了。有心人應會發現背後有道很濃的操作痕跡。感覺好像是某團體在背後養案子爆料，供政治操作。且爆料與放餌的韻律，感覺是故意拉長案子的延燒期間。且到底都是誰在向名嘴，尤其是張友驊放消息？會不會這起事件，很有可能是軍中高層間的鬥爭，或是某勢力或黨派的威脅與勒索行為，本案的曝光，應該不是因為范士官長一人的土皇帝作為，這麼大的動員，不可能僅會為一個小士官長量身訂做。會不會是，某個勢力已經長期做了542旅的功課，瞭解每個人的動態與營區生態。也就是說這組織在『養案子』。好讓事後的發展，能夠引導至希望的方向。之前在1985遊行中，看到Jolin的表弟也混在其中，用那幼稚園般的英文說：『They kicked me right here, cuz they like to do that!』，我就覺得怪怪的，而且與洪仲丘一樣，都是來自542旅，那麼巧！我甚至認為這位Jolin表弟在2個月前，突然身穿迷彩衣，在台北捷運站來個『這不是肯德基』，覺得很是奇怪。首先，誰會穿軍裝收假？誰又會在大廳廣眾之下抓狂？誰收假會帶老爸一起出遊？誰又那麼巧把這幕拍下。之後又有一堆媒體專訪，我的直覺告訴我，這是有目的的讓大家看到一齣戲。然後過了兩個月後，在訓練有素的1985遊行中再度看到他，讓我增加這個疑慮的比例。還記得嗎？很多魔術，是需要多時間的規劃。當然，外加九把刀、柯文哲、高大成等名人背書效應，又讓這個活動，導向一種微妙的政治操作。很像之前的反核四與反壟斷運動。尤其是後兩位，一個常常配合政黨操作口述阿扁病的快死了，另一個則公佈胡志強的病例。我直覺的不會聽這兩位的建言。這兩位一天說洪缺水中暑，另一天則說洪被灌太多水，內容則配合某不具名的PTT爆料！！你會相信嗎？然後一天有人說洪在離營座談中放炮，另一天又說沒放炮！


我的經驗是，軍中雖然黑暗，但沒那麼的黑暗，許多志願役想息事寧人都來不及了，為何敢那麼大膽的搞變態，集體整死一個快退伍士官？而且當兵確實是越當越輕鬆，不然就數數看，身旁平安退伍的弟兄有多少，在我的例子是：100％，我的輔仔與班長們還來參加過我的婚禮，軍中真有那麼殘酷嗎？說實話，我認為洪案有鬼，但不是媒體所說的鬼。但不管如何，還是不改我對軍方負面的看法，台灣的國防制度，確實需要徹底檢討，否則就會步入羅馬帝國的夕陽期。但在徹底的討論之前，真相的釐清還是十分重要。否則將嬰兒與洗澡水一起潑掉，就有失公允了。


文章來源：http://accrcw75.pixnet.net/blog

台灣，在帝國下的呼吸

台灣，在帝國下的呼吸

清代移墾與日據台灣是造成現代台灣人文景觀的主要背景，也成為台灣這些年來發展的特殊軌跡。殖民同化下所受到的折衷轉變所造成的生活態度，造成台灣在都市發展上與大陸和其他地區迥異，這固然是出自於日本奴化台灣所採取的 「農業台灣」政策的結果，卻對日後台灣即使至今，人口分佈，物產發展的結構造成了一個較均勻的佈署基礎，所不同的，就是因為台灣回歸國人治理，所以，發展出來的結果，讓台灣並沒有成為一個商業化的農業社會，而成為一個交通便捷，具有均勻發展工業區遇的工業環境，這是日人始料未及，也是國人迄今尚為深刻體會到的歷史肇因。

>>興隆密佈、農業商品化的社會

清末時，台灣在中國的政治定位才告確定，但長久以來的商業化與對外貿易，使台灣都市規模雖小，確有著高於中國本土的都市人口比率，這是與大陸邊陲城市的雲貴地區等比較所顯示的情形，然而大都市間的等級關係極不明顯，亦即彼此的規模差距並不會很懸殊，這是因為一則由於日本執行農業化台灣的結果，由於農業生產物殊異，因此不同於工業生產的集中，而較廣泛分佈。二則是因為不同期和不同籍移民的分據開發，利用甚多的小海港對外貿易，也是造成這種農業商品化的社會的原因。僅僅在由日據開發後，這種都市懸殊的差異才告產生，漸漸地第一大都市的地位趨於優越 (如台北)，其他地區性大都市亦持續發展(如高雄)，這是因為日本據台，帶來大量的城居殖民者，雖然小型鄉村都市也在陸續興起，但是累積速度有限。光復初期，大陸移民遞補離去都市的日本人，同時，原居民移入都市的速度較快，才造成都市體系的發靭。

>>重商趨利、活潑生動的社會生活

在日據之前，台灣是一個以移墾為背景的區域性重於大傳統的社會，而閩南粵東素有重商趨利的傳統。清代台灣的移墾社會，由於受移墾特殊情況的影響，經濟取向更為濃厚。移墾社會的經濟取向：一則表現在大部分人具有高度的市場取向和積極的創業精神；另一則表現在社會重財之風特盛。此種特性，在各地移墾色彩消褪之後，仍延續至今，而今我們從歷史圖片上倒溯回顧，更覺親切莞爾。

>>文化臍帶中斷的俗世社會

社會俗化也是清代及日據台灣的一大特色。清末台灣，尚是一個文教不興的地區，雖然在上層社會結構漸漸鞏固後，漢文化的大傳統已日益清晰，但隨著日人據台，執行同化政策的結果，這一點基礎又破壞殆盡，也削弱了傳統的約束力。而日人利用放足斷髮等社會改良運動，巧妙地轉移了向傳統文化探汲的方向，隨著日人政治勢力的加強，制度的推行，不但漢人社會造成了文化的空虛，連山地部落的宗族及年齡組織也起了根本的變化，所以逐利奢侈，粗曠之風成為台灣社會的表徵。

>>有形的建設和無形的摧毀

日據台灣不過五十年，在有形的建設上，我們可以看出日人勾勒的藍圖，並且不必諱言，這個藍圖對台灣此後的發展有極重要的意義和幫助。日人統治台灣五十年，摧毀了無形的傳統文化繼承淵源。

「太平洋的風」 韓寒台灣初體驗

大陸八○後代表作家、青年意見領袖韓寒日前首度訪台，昨天在博客（部落格）刊出「太平洋的風」一文，敘述在台灣經歷的文化體驗，用生動的筆觸白描台灣，網友熱烈轉載討論。本報取得同意，刊出全文與讀者分享。

空客三二○降落在桃園機場。飛機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機裡正好播放到張艾嘉的「戲雪」，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陳昇寫下這樣的詞──「一九 四八年，我離開我最愛的人，當火車開動的時候，北方正飄著蒼茫的雪，如果我知道，這一別就是四十餘年，歲月若能從頭，我很想說，我不走。」

悲歡離合 時間慢慢抹平

對於台灣，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影裡。後來魏德聖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歡的作家，梁實秋，林語堂，胡適也都去了台灣，而且他們都和魯迅吵過架。當大陸窮的時候，台灣有錢，後來大陸有錢了──確切的說，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錢了，台灣又有了……。

戰火把同一個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峽的兩岸，那些具體到每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已經被時間慢慢抹平。台北的街道的確像優客李林唱的那樣，像迷宮一樣展開在我的眼前。但是對於異鄉人，每個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宮。在酒店住下，誠品書店就在旁邊。

眼鏡店熱心 哪有這種好事

朋友的眼鏡架壞了，於是晚上先陪著朋友去配眼鏡。我們坐計程車來到了台大附近，進了一家眼鏡店。沒有聲音酥麻的台妹，老闆親自上陣。朋友看中了一副鏡框， 但要幾天以後才能取。朋友說，那算了，我在台灣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別的地方看看。這時候，讓我詫異的一幕出現了，老闆居然從櫃檯裡摸索出 了一對隱形眼鏡，塞在我朋友手裡，說，實在不好意思，沒能幫上你的忙，這個送你，先用這個應急吧。連我這般總是把人往好裡想的人第一反應也是──我靠，哪 有這種好事，這裡面是有什麼貓膩（編按：暗藏陰謀）吧？咱還能走出這家店的店門麼？

我們平安的走出了這家眼鏡店，換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鏡店承諾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鏡做好，然後那家店的老闆用朋友殘留下的鏡片臨時找了一個鏡框湊合裝了起 來，告訴朋友，這個可以晚上用。這兩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還是自己隨機找的，要不真得讓人懷疑是不是組織方安排的，目的為了讓大家增加對台灣的好感。

抗議遊行 陸客直喊新鮮

台灣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遊行和抗議橫幅，這一切對於大部分大陸遊客來說都太新鮮了，於是很多遊客守著電視機看晚上的政論節目。我媽媽去年從台灣旅遊回來， 就說那裡太好玩了，領導人可以在電視裡隨便罵，比快樂大本營還要歡樂。相比之下，台灣人對這些早就習以為常。但給我留下了比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鴻松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一天早上，我從酒店下樓，打了他的車去陽明山。到了目的地我發現把手機拉在計程車上。我沒有記下車牌號。朋友們忙著幫我聯繫計程車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訊息，我也打給酒店，想讓他們查看一下監控錄影，確認車牌號。一會兒，我接到了酒店的電話，我問他們，是查到車號了麼？他們說，監控錄影裡訊息太多，還沒有查到，但是剛才有一位計程車司機開回酒店，把一個手機交給了前台，說是一 位從你們這裡上車的先生遺落在車裡的…。

尋回手機 司機婉拒酬謝

說實話，我石化了。我問到了計程車司機的電話和名字，說我想酬謝你。王鴻松說，不需要啦，很正常的，小事一樁，我們都是這樣的。他告訴我， 前幾天剛和幾個朋友環島開了一圈，打算過一段時間來大陸旅行。他說他開計程車就是為了能夠去更多的地方看看。末了居然還來一句：我有ＱＱ和新浪微博的，你 的號是什麼，我們可以在網上聯繫的。這頓時讓我覺得兩岸關係非常親密。接著，他繼續說，你有臉書麼？我說，大陸的互聯網沒有臉……書。他說，哦，對哦，是 哦。我不和你說了，有客人了，再聯繫哦。

也許是我的命好，遇見的都是好人，也許是我走的膚淺，幾乎所有人都和氣。毫無疑問，如果我在台灣多停留幾天，我當然能看見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許他硬體不 夠新，也許他民粹也湧現，也許他民怨從不斷，也許他矛盾也不少。沒有完美的地方，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完美的文化，在華人的世界裡，它也許不是最好的，但 的確沒有什麼比它更好了。

官方的錯 成了民族注釋

這篇文章裡不想談論什麼政治和體制。作為一個從大陸來的寫作者，我只是非常失落。這些失落並不是來自於這幾天淺顯的旅行，而是一直以來的感受。我失落在我 生存的環境裡，前幾十年教人兇殘和鬥爭，後幾十年使人貪婪和自私，於是我們很多人的骨子裡被埋下了這些種子；我失落在我們的前輩們摧毀了文化，也摧毀了那 些傳統的美德，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摧毀了信仰和共識，卻沒有建立起一個美麗新世界，作為晚輩，我們誰也不知道能否彌補這一切，還是繼續的摧毀下去； 我失落在不知道我們的後代能不能生存在一個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傷害的環境之中；我失落在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要不停的考慮措辭，以免哪個 地方說過了線；我失落在當他人以善意面對我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居然是會不會有什麼陰謀；我失落在我們自己的文藝作品很少能夠在台灣真正流傳，而能在台灣流傳的關於我們的大多是那些歷史真相和社會批判，更讓人失落的是那些批判和揭露往往都是被我們自己買了回去，用於更加瞭解我們自己。除了利益和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幾乎對一切都冷漠。這些冷漠和荒誕所催生的新聞都被世界各地的報紙不停的放在頭版，雖然可以說這是官方的錯，但無奈卻也成了這個民族的注釋。

感謝港台 庇護中華文化

是的，我要感謝香港和台灣，他們庇護了中華的文化，把這個民族美好的習性留了下來，讓很多根子裡的東西免於浩劫。縱然他們也有著這樣那樣的詬病。而我們， 縱然我們有了麗茲卡爾頓和半島酒店，有了Gucci和LV，我們的縣長太太也許比他們最大的官員還要富有，我們隨便一個大片的製作成本就夠他們拍二、三十部電影，我們的世博會和奧運會他們永遠辦不起，但走在台灣的街頭，面對著那些計程車司機，速食店老闆，路人們，我卻一點自豪感都沒有。我們所擁有的他們都擁有過，我們所炫耀的他們的納稅人不會答應，我們所失去的他們都留下了，我們所缺少的，才是最能讓人感到自豪的。

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遊艇而尊敬你的國民。坐在空客三三○的機艙，飛翔在兩萬英呎的高空，一個半小時就到了上海，窗外望去，都是海水。既然我們共用著太平洋的風，就讓它吹過所有的一切。

全文網址: 「太平洋的風」 韓寒台灣初體驗 | 韓寒台灣初體驗 | 兩岸台商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N1/7085652.shtml#ixzz1uZVVqG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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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蔓延時：目送1949

 

有太多歷史、現象，是課本中學不到的；
這些殘缺、學校不能教的歷史，
卻是我們在台灣的這些孩子，最應該知道的。
人民在巨大的壓力下吞忍沉默，好多事都不能說了。
最有意義的行腳，
應該是進入每一個人的心裏，
聽他們心裏的話。
我覺得他們比較大的痛苦，
其實是沒有人關心。


戰爭的記憶，經常會被政治目地掩蓋。
但是每個個人的經歷，
都是拼湊歷史真相不可或缺的碎片。
戰爭的意義是什麼？
戰爭的價值是什麼？
它犧牲的東西是什麼？
這樣的流離是不敢說出口的痛。
這麼多的苦是說不出口的...
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
從1949年開始，帶著不同傷痛的一群人，在這個小島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
看民族的流亡遷徙，看上一代的生死離散，傾聽戰後的倖存者、鄉下的老人家......


歷史的全貌是什麼？
我沒辦法給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沒有人知道全貌。
而且，那麼大的國土、那麼複雜的歷史、那麼分化的詮釋、
那麼撲朔迷離的真相和快速流失無法復原的記憶，
我很懷疑什麼叫「全貌」……
所以我只能給你一個「以偏概全」的歷史印象。
我所知道的、記得的、發現的、感受的，
都只能是非常個人的承受，也是絕對個人的傳輸。
面對大歷史，我是個小學生。
戰爭的記憶，也經常會被政治目地掩蓋。
但是每個個人的經歷，
都是拼湊歷史真相不可或缺的碎片。
我們應該記得誰？
應該記得什麼？
歷史它一天一天離我們遠去，
我們是要怎麼樣去看待我們的歷史，
看我們的過去？
更長久的歷史告訴我們，
人類很多的事情是重複的，
如果我們不學習，
我們相信也會重複同樣的愚蠢或同樣的錯誤。


每一個個人，
他一方面，他永遠會有一種純潔的熱情，
對於所謂的大我的投入，
但是最重要的覺醒是說，
你可能要時時刻刻去反省自己的位置，
在那個大的集體裡頭，
去看，去觀察，
你是不是變成
那個大的集體裡頭的盲目的一個東西。
你必須去關心那個大的集體，
他在走的方向，
是不是真的是你要的方向，
那如果這種覺醒沒有的話，
那真是災難的開始。


在逃難的那一刻，中國人殺中國人，為的只是要拼一個活命下去的可能性。
這樣的一個人性醜陋的猙獰面目，哪僅僅只是人倫悲劇那樣可以形容，
什麼文明價值，什麼教養，什麼道德，什麼人倫規常，
比起戰場上敵我的爭鋒相對，此時此刻內部的自相殘殺，
比起對外戰爭，可說是有所過之而無不及。
為了增加士兵，軍隊所到之處，到處擄掠壯丁，威逼利誘，
結婚迎娶的隊伍中，二話不說直接劫走轎夫與新郎，
留下淚眼汪汪的新娘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反抗者只有死路一條，
試問，這樣的行為比起所謂的敵方，難道會比較文明？
此時此刻，肚子裡的裝的學校文明教育，所謂的知識份子，
在面對生命危脅時都化為虛無。
然後我想起昨天才與他討論的一個話題。
關於法律，關於哲學，關於道德，關於科學等等背後的根據，
然後我說，
在所有價值，思考層面與學問之上，都該有一個至高無上絕對正確的 絕對真理。
那該是安拉帶給全體人類的最恩惠的賜予——<古蘭經>
如果所有在戰爭中逃難的人們心中仍懷抱對於安拉和穆聖的熱愛和敬畏，
他們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去對待自己和身邊的同病相憐，
如果我們每一人求的只是對於今世的戀戀不捨，
面對死亡的恐懼完全超越了所有的感知感覺，甚至支配了我們的行動和意志，
那該會是怎樣的一個人間煉獄？
自相殘害的慘痛，終究會有人來說一聲抱歉嗎？
正反裡頭都有可能被殺，
孰正孰反？


什麼是文明？
什麼是道德？
什麼是倫常？
法律然道是絕對正確的規章？根據是什麼？
哲學家思考的僅僅只是虛無飄渺的出世觀，
還是最終哲學都該回到入世為人群服務的脈絡，
孰是孰非？
一九四九的內戰心態，
是不是仍在現今兩岸三地 華人世界繼續延續，
就內戰心態，
我們要如何超越一九四九？


這個宇宙萬象，
這個世界的真相，
其實是以有限度的人的智慧，
是不可能了解全部的。
每一個過去，就是現在，
目送的遠方過去  變成未來引領我們前進的方向。
千萬個中國人的苦難和流離，
就是帶著我們緩緩向前的長河啊！
一九四九的滔天巨浪，
終究會推著這長河走得更遠吧！
希望此刻的努力，
能就成就下一代沒有遺憾的未來！

國共內戰後逃往海外的中國人數

華夏民族的邊緣：台灣族群經驗

中國人，無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

除了居住在中國大陸的十二億多人之外，

在全世界還有數千萬被認為，或自認為是華人或中國人。

然而，究竟什麼是中國人？

這問題不僅困擾著許多研究中國的外國學者，

甚至，也困擾著許多「中國人」——

尤其是處於邊緣地位的中國人。

在美國，兩代之間對於中國認同的差距，經常是華裔家庭的夢魘。

許多年長的華人始終難以明白，為何他們的子女能否認自己是「華人」。

在東南亞，雖然常常受挫於自己的華人身分，

許多家庭堅持華人認同已有數百年歷史；

是什麼力量使他們如此？

對刺最激烈的爭辯，或者說「中國人的定義」受到最嚴厲的挑戰，

可能發生在近十年來的台灣。

由於統一派與獨立派激烈的爭執，

由於中國大陸的武力威脅，

許多人困惑他們到底算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而對於在中國大陸的的中國人來說，

他們也無法理解，為何在台灣，部份中國移民的後代可以否認他們的華夏祖源？

回到問題本身， 「什麼是中國人？」

這問題不僅困擾著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也困擾許多居於中國認同邊緣的人。

 一個族群理論如果可以回答「我們是誰」，

這一定是一個有問題的理論。

事實上，現代族群理論希望解答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要宣稱我們是誰？」

<華夏邊緣>一書中常是解答此問題，

作者認為，由線性的歷史淵源，以及對所謂典型中國人的研究，都難以解答這個問題。

因此，作者從一個新的角度——中國人族群邊緣的形成、維持與變遷——

來了解中國人的本質。

華夏(中國人)在特定的資源環境語分配環境中，

華夏(中國人)邊緣如何形成與變遷，

華夏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凝聚、擴張，

以及華夏邊緣人群如何藉歷史記憶與失憶來成為華夏或成為非華夏。

一個簡單的比喻：

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上一個圓形時，

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他看起來像個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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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變遷如何使部分的華夏後代成為非華夏，
而這種認同變遷，則是藉著重新選擇、創造與詮釋歷史記憶，以及「結構性失憶」來達成。


人類社會結群的一種普遍模式便是：
強調一群人的共同歷史記憶，由此產生模擬同胞手足之情的「文化親親性」（cultural nepotism）來凝聚人群，並以群體的力量從事現實社會資源之爭。
因此，當社會環境變遷導致人群間資源競爭與分享關係發生基本的、長遠的變化時，
人們便經常以「結構性失憶」與重建新歷史記憶來重整人群認同的範圍（認同變遷）。
因此，移民社會或急遽政治經濟變遷中的社會，是觀察認同變遷的最佳對象。


透過語言的選擇一個人能夠強調、隱藏或改變自己的族群身分，以適應都市複雜的族群環境。


目前台灣四個主要族群的認同，可說是過去發生的事實、人群的集體記憶，與現實政經環境交互作用的產物。
也就是說，過去千百年來發生許多重大事件（如大規模的移民或戰爭），也有許多個人言行，這些都引起某種程度的社會變遷。
這些過去的個人言行、社會事件與社會變遷，一方面經常改變人群間的資源競爭與分配關係，一方面成為人群集體記憶的一部份。
在特定的時代與社會環境下，人們獲得、選擇、強調、假借某些記憶，或扭曲、遺忘另一些記憶，以強調一種人群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造成四大族群分類的歷史記憶，對於許多新一代的台灣人來說以不具意義，或有不同的意義。因此，許多年輕人不認同此種分類。


青少年的歷史記憶不只是從學校教育中得來。
在台灣的許多民俗節慶中，在許多透過各種媒介（如書籍、漫畫、電視劇、電子遊戲與公開表演等等）傳播的民俗文化中，
許多中國文化因素以更沉潛、更深刻的方式影響台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


對大多數的漢系台灣人而言，「中國人」仍是其族群認同的最大範圍；
這是ㄧ種建立在歷史記憶上中國人認同，而非對現實中國大陸的認同。
歷史上台灣人之所以有強烈的中國認同，一個重要因素便是台灣在地理、政治、社會上的中國邊緣位置。
早期台灣被視為蠻夷之邦；大明江山落入滿清之手，鄭成功及其追隨者自謂以台灣為基地延續中國命脈；
台灣割讓日本，台灣人受異族統治；
國民政府失去對大陸的管轄，以台灣一隅宣稱為全中國土地及人民的合法代表——
在每個歷史事件與其歷程之中，台灣的中國邊緣特質不斷地被強化。
也因此，每個時期的台灣人，特別是台灣人中的社會菁英或領導階層，
都有其特殊的中國認同危機，使得他們在言行上必須強調自身得中國人認同。
這些強調中國認同的言行，又成為台灣社會記憶的重要部分。


不僅個人受現實環境影響，部分記憶被觸發、選擇、強調，而產生認同或是認同變遷。
在現實社會生活的資源競爭中，一個社會群體也經常選擇、強調一些重要過去，
以強化成員間彼此的血緣與假血緣聯繫，藉此凝聚可分享資源的社會人群。
同時，在資源分享與競爭的背景環境發生基本變化時，
社會群體也常重新選擇、創造或詮釋歷史記憶，來改變可分享資源的社會群體範圍（認同變遷）；
對於原有的社會記憶來說，這便是一種「結構性失憶」。
在國民政府撤離大陸後，台灣與大陸分途發展。
光復後台灣的繁榮進步，與改革開放前社會主義中國的落後與貧困適成強烈對比。
這種社會經濟環境變遷，造成台灣人的認同變遷，以及兩岸間因此產生的衝突與對立。


近二十年來的「台灣經濟奇蹟」是台灣人的驕傲，
因此成為凝聚的最大範疇、最一般性「台灣人認同」的重要集體記憶。


七十與八十年代的黨外運動到民主進步黨的成立，可說是台灣人追求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重要過程。
這也是一個社會擾攘不安的時期。
許多民進黨的領導人物都在這時期有受政治迫害的經驗；其中最重要的可是「美麗島事件」。
這個發生於1979年的嚴重警民衝突事件，使得許多台灣改革運動菁英入獄。
整個事件及審判經由傳播媒體的報導，成為台灣群眾相當重要的集體記憶。


蔣經國的最後一項重要改革是解除戒嚴令，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從此兩岸人民往來日益密切。
無論這個政策性決定的最初動機如何，在赴大陸探親或觀光之後，
兩岸分途發展產生的差異成為許多台灣人的現實經驗，
造成台灣人民對大陸人民產生強烈的「異己感」，如此更強化了他們的台灣人認同。
兩岸間的社會經濟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台灣群眾因為「台灣認同」而主觀地強化這種差異。
這種台灣認同的現實背景是，台灣人不願與中國人分享現有的經濟成果。
尤其在中國大陸不放棄武力侵台，而又處處在國際上否定台灣的政治自主性，
更激化台灣人對大陸中國的敵意。
在兩岸對立的氣氛下，在台灣群眾的言談中或報章雜誌的報導中，
許多赴大陸探親、觀光與投資者的經驗被選擇性的報導、傳播；
主要是強調彼方的奇風異俗，與親歷者在彼處的不愉快經驗。
相對的，兩岸社會相同之處及良好的接觸經驗，則受台灣民眾或社會有意的壓抑。


在國民黨政府與民進黨的主導下，文化的本土化與政治上的本土化相輔相成。
凝聚台灣本土認同的主要活動之一是找尋舊台灣記憶；
舊台灣文學、老台灣民俗，此時紛紛成為重新發掘與研究的對象。
在歷史學界，台灣史研究成為顯學；各地方政府也熱心於興修地方志。
台灣社會上到處流行這學台語（福佬語）的風氣。
相對的，台灣人對中國的歷史失憶也在進行之中。


在台灣，九十年代以來的台灣歷史與文化研究有兩個重點：
一是日據時期的歷史，一是原住民（包括平埔族）的文化與族源。
關於日據時期台灣史研究的新潮流，
主要在強調台灣現代化始於這個時期，今日台灣經濟成就主要有賴於日人當年的建設。
這個見解，與另一些學者強調清代中國以及光復後國民政府對台灣建設的貢獻，適成對比。
這種新的台灣史與台灣文化研究風尚，以及相關的歷史詮釋與文化溯源，
反映一種欲脫離中國聯繫的台灣認同，與造成這種認同的歷史記憶重建。


對於許多台灣人而言，在擺脫中國認同最大的負擔便是難以否認的中國移民後裔身分；
原住民研究對此提供一條出路。
在五十年代，來台不久的民族學家們也曾對台灣原住民的起源感興趣；
他們多半強調台灣原住民與中國南方、西南民族的關係。
近年來台灣原住民的溯源研究，皆偏重在原住民與南島民族的關係上。
透過語言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原住民的遷徙史或原住民與南島民族的關係被重建起來。
因台灣原住民被認為是語中國無關的南島民族，
如此，部分台灣人建立一種以南島民族為認同主體的「自我宣稱的血緣聯繫」（assumed blood ties），
同時遺忘「唐山公」以切斷與中國人的關係。
這些現象顯示，在學術研究中，學者根據各學科內部邏輯來進行資料蒐集、分析，並做成結論。
但是，具特殊意識形態的政治與社會壓力團體，
可以影響或決定許多研究計畫語研究經費的目標與用途，吸引學者投入特定主題研究之中。
而專業學術研究的成果，也經常被一些政治與社或團體或一般百姓「普羅化」，
以用以支持特定的意識形態與認同。
這種學術與社會的互動模式不只發生在現代、在台灣，
也是人類社會中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


除了共同起源記憶之外，凝聚人群最重要的便是「集體受難記憶」。
美洲殖民地受英國的剝削，帝國主義在殖民時期對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侵略和欺壓，
這些集體受難經驗都是凝聚人群認同的重要記憶。
對當代中國人來說，七七事變與南京大屠殺等日本侵華事件，
便是凝聚中國人的重要集體受難記憶。
台灣社會近年來對中國的失憶，也表現在官方、民間對七七事變紀念日的冷淡上。
當許多人逐漸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時，對於七七事變給與中國人的災難便失去感同身受的情懷，
於是七七事變紀念日逐漸被遺忘。
從前台灣人對於日人否認南京大屠殺之事的反應都是大加韃伐。
近年台灣政府與輿論界對此的反應，也明顯的歸于平淡。
除了日本據台時期的生活經驗外，台灣民眾對於日本侵華戰爭原來就缺乏記憶；
在退據台灣的國民政府強力推行仇日教育下，這種集體受難記憶才在新一代台灣人中逐漸強化。
因此，隨著執政的國民黨本土化，尤其在許多黨政高層人士皆曾受過日式教育的情況下，
日本侵華戰爭不再成為需時時強化的集體記憶。
兩岸對立下台灣本土化的特徵之一，
便是將台灣一切美好的事物歸因於「日據時代的經驗」，以此否定中國的影響。
因此在各種中日友好協會與親日人士的推動下，
台灣日據時代的記憶也被重新塑造，不愉快的記憶被刻意隱藏。
如此發生在大陸的七七事變與南京大屠殺，更成為不合時宜的記憶了。


另一種集體受難記憶——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記憶——卻在近年來的台灣竟常被集體回憶。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的二二八研究與討論風潮，事實上有其政治背景。
首先，在戒嚴之前二二八事件是學術研究與一般民眾言談間的禁忌，
許多新一代台灣人對此毫無所知；這是一種威權政治下的被迫失憶。
因此，在戒嚴之後這個記憶被重新喚起，
可以被視為當代台灣政府與人民對威權統治時期政治錯誤的指責與檢討。
其次，在某種政治意圖下，二二八事件被詮釋為代表外來政權的國民黨對台灣人民抗暴運動的血腥鎮壓；
藉此反對運動者得以強化二二八事件的記憶，作為打擊「外來政權代表的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工具。
最後，另一種對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模式——代表外省人的國民政府屠殺台灣人民——
也經常被國民黨或民進黨政治人物用在平時或選戰宣傳中，以訴諸族群情緒來打及政治對手。
在如此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下，台灣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的集體回憶（包括許多口述歷史之作），
也難免成為一種選擇性集體記憶，而非能完全澄清歷史真相。


在光復初期及往後的一段日子裡，許多外省人將對日本人的怨恨轉移到說日語的台灣人身上；
這種心理傾向，影響他們日後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回憶。
近年來大陸中國對於台灣的壓抑，以及台灣在享受經濟奇蹟後對大陸的鄙視，
也使得部分本省人對「在台灣的大陸人」產生移情的敵意。
這種移情作用，也影響他們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回憶與解釋。
無論如何，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研究活動，都可以當作一種受難記憶的集體回憶活動。
這種集體受難記憶使得一群人得以強化本族群的凝聚，
並由定義誰是受害者、誰是迫害者，來界定此族群範圍與強化族群邊界。
凝聚人群的集體記憶常賴某種將此記憶形象化的物件來保存及強化。
以此及體受難記憶所凝聚的「台灣人認同」，
不僅將大陸的中國人排除在外，也將台灣的外省人排除在外。


台灣的歷史教育原來是以中國歷史與文化為主要內容，以此做為主要的民族精神教育。
因此，各級學校歷史課程的改變，便相當程度的縮減了中國史的上課時數與內容。
依照各級學校歷史與文化教育課程標準草案，修訂後的課程增添了有關台灣的地理、民俗文化、原住民、
台灣的開發及建設，及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歷史，以及近來來台灣的經濟成就等等。
即使如此，許多懷有強烈台灣認同或台獨主張的學者認為這些改變仍是不夠的。


台灣與大陸分途發展的後的政治經濟變遷，造成兩岸間資源環境的改變。
從前在強化中國認同的歷史地理教育中，一個重要主旨便是強調大陸河山的美好與富饒。
其隱含的異議為：在台灣的漢人不願也不能放棄分享大陸資源的權力。
兩岸開放接觸後，台灣的富足與大陸的貧困，無論是客觀事實還是主觀印象，
成為台灣人普遍的經驗與記憶。
在這種資源競爭與分享的背景環境改變時，許多台灣人試圖以改變歷史記憶來造成台灣人的認同變遷。
事實上也就是限定可分享的資源範圍，與限定可分享資源的人群範圍——
在這兩方面都將中國大陸與大陸的中國人排除在外。
於是，創造、詮釋新歷史記憶與歷史失憶同時進行。
在建立新歷史記憶方面，主要是以「日據時代的經驗」與「南島民族的本質」來定義台灣人與台灣文化。
而這兩項集體回憶活動，都在強調台灣人與中國人不同；
台灣人之所以為台灣人，得自中國者少，得自於南島民族本質與日本人的影響者多。
在這個潮流之下台灣政府與人民普遍對九一八等抗戰紀念日失憶，對南京大屠殺失憶。
中國史研究漸被忽略，各級學校中國史的授課內容即時數被削減，
都反映著對中國認同的結構性失憶症正在進行之中。
另一種集體受難記憶，二二八事件，被強化、推廣；
其意義在於，對外以「中國」來將當年的國民政府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藉此抗拒中共對台灣的統一企圖，
對內將當年的國民政府軍人等同於「外省族群」，成為爭論族群功過責任與支持社會資源重分配的利器。


原住民的族群人口雖然不多，但他們在台灣本土化運動中的影響力卻相當大。
主要原因是：只有他們被認為是真正的「本土的」，他們最能代表台灣的「獨特性」，
代表台灣與大陸中國無關的一面。
原住民認同所面對的難題是，除了與外來族群接觸而帶來的共同受難經驗外，
各原住民族群沒有共同的族源歷史記憶。
早期關於台灣土著的研究中，許多學者都強調他們的文化與中國西南或東南各土著文化間的關係。
近年來，學者又多強調台灣原住民與南島民族的密切關係。
這種研究趨向的改變，除了因學科本身的發展外，餔分多少受到台灣本土化潮流的影響。
任何涉及一個族群「起源」的學術研究，無論是以溯源來解釋本族群的存在與本質，或以溯源解釋它民族的存在與本質，
都難免受到研究者本身認同及現實社會背景的影響。
在台灣的例子中，優勢族群研究少數族群的族原歷史，甚至少數族群向優勢族群要求一個起源解釋。
如此，「原住民」的族群本質操縱在優勢族群中；
台灣原住民的來源成為漢系台灣人的台灣人認同與中國人認同之爭的工具。
這也顯示族群不對等關係下原住民認同的困境。


九十年代以來在台灣進行的重建歷史記憶與失憶，
主要意義在於重新詮釋台灣人與台灣文化的特質，藉此脫離或淡化與中國的關聯。
這樣的歷史記憶重整與認同變遷，自然引起中國大陸政權的重視，而加強其要求統一的決心與腳步。
事實上，在台灣，這種認同變遷潮流也不是人人都能同意，不是時時都在朝此方向發展。
無論在台灣內部或是兩岸之間， 「台灣人的本質」或統獨問題都成了爭論的焦點。


改革開放多年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有相當進步，形成全球經濟強國角逐利益的東亞商圈核心。
台灣在經濟上對大陸市場的依賴愈來愈重，如此又造成新的資源競爭環境——
許多台灣人如今認為台灣無法也不必放棄分享中國大陸市場資源的權力。
在積極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內，也出現了「西進政策」或「政治朝獨走，經濟朝統走」的呼聲。
工具論者的觀點在此得到印證：族群認同是人們在現實利益的抉擇下，
設定邊界以定義哪些人可以分享資源，並藉此排除外人的策略應用。
民進黨內的這種轉變，也造成部分主張台獨的台灣認同 「根基論者」，
另建「建國黨」以堅持台灣獨立建國路線。
台灣的歷史失憶與本土化記憶重建，也引起中國方面的關注。


中國人之成為中國人並不賴共同的體質、語言、風俗習慣等等，
而賴共同的歷史記憶。
中國人與其邊緣人群共同的歷史記意建構與失憶，曾造成中國邊緣的向外擴張。
因此，「正確的歷史」對於中國人的凝聚，以及將邊緣人群維繫在中國四周都非常重要。
這便是為何自古以來中國不僅關心本身的歷史，也關心其邊緣人群的歷史。
現代中國成立後，在現代民族主義概念下，中國人的「邊緣」成為明確的「國界」，
「中國人」的概念擴大為包容各邊緣族群的「中華民族」。
此時，「正確的歷史」就更重要了；
這不僅關係邊緣人群對中國的向心離心，更直接關係現代中國可宣稱、行使主權的範圍 。
代表大陸十二億中國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延續此新舊傳統，對於「正確歷史」的堅持不遺餘力。
因此，對於台灣的本土歷史記憶重建與中國的失憶表示相當的關注。
在武力威脅、外交封鎖台灣之外，大陸中國也時時以歷史理由宣稱台灣是大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灣人民是無可否認的中國人。
同時，台灣史研究在大陸史學界成為重點學術工作。


個人在社群生活中，在不同的境遇下，
與不同的人群共同選擇、強調某些記憶以強化某種認同。
因此形成每一個人的族群認同體系 。
在這認同體系中，個人認同的選擇可能視現實社會情況而變遷。
族群認同以強化共同歷史記意來凝聚。
歷史記憶並非完全建立在人群共同的歷史經驗或歷史事實之上。
而是在許多代表內部不同族群、階級、性別與利益群體的分歧和矛盾的記憶中，
以及外在社會人群的歷史記憶中，
由於爭辯、妥協、消除異端所產生的「記憶」。
藉由這樣的歷史記憶爭辯，人們不斷地定義或重新定義可分享資源的成員範疇，
以及成員間不對等的社會地位與資源分配關係。
如此對於「過去」的爭辯永遠在一個社會內外進行。


依賴集體記憶來凝聚的族群認同是根基性的，因為族群以共同的過去來強調、模擬同胞手足之情，
而同胞手足之情又是人類最基本的人群情感聯繫。
另一方面，以集體記憶凝聚的族群認同也是工具性的，或是視狀況而定的，
因為「共同的過去」可以被集體選擇、遺忘、拾回、甚至創造。
為了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變遷，社會與個人都經常保存多樣的記憶。
在人群的互動中，人們一面集體選擇、重組、爭辯「共同的歷史記憶」，
一方面創造、保存共同的當代記憶，並為未來預設變遷的後路。
人類有許多不同形式、不同性質的社會族群，以此追求群體利益。
「族群」的根基性與工具性，或許部分說明了為何它是其中最普遍、最根本，
也是經常在歷史上、在當今世界各地造成最多衝突與糾紛的人類結群方式。


文章節錄自：王明珂 <華夏民族：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第 十二章

Comment

民族認同是一件很個人的事，深受教育與環境的影響。但當別人強迫我該怎樣認同，加上文攻武嚇，只會讓人不想成為他們的一份子。我尊重中國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因為那是他們教育和環境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台灣人都傾向台獨，這些都是個人的選擇。希望有天中國也懂得尊重台灣人的民族認同。

中國與跨界民族問題

跨界民族問題與中國的和平環境

閆文虎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05年第5期

 

內容提要︰跨界民族問題是歷史問題與現實政治相結合的產物，是影響國際關係和國家安全的基本原素之一。本文從跨界民族的形成入手，分析了由跨界民族所產生的問題和矛盾，及其形成原因，並探討了這些問題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文章最後分析了中國跨界民族問題的基本特點，並從政策層面提出了幾點對策建議。

關鍵詞︰跨界民族問題、和平環境、國家安全

作者介紹︰閆文虎，西北大學中東所博士生。

　　

跨界民族是指歷史上跨兩國乃至多國邊界而居的同一民族。由於共同的民族感情、文化特徵、宗教信仰、地緣聯繫、歷史淵源等原素，跨界民族容易在政治、經濟、文化(包括宗教)上相互影響、滲透，並產生威脅國家社會穩定和安全的問題。因此，加強對跨界民族問題的研究是非常重要和有現實意義的。

一、跨界民族的形成

關於“跨界民族”概念或提法學術界存在著不同觀點。[1]從字面意思看，人們用“跨界”這一地理特點來特定範疇，意指一個民族因國界線而分居兩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從而使一個民族的成員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國籍。從民族學的角度(廣義角度)分析，特別是從民族心理素質角度分析，它強調了隸屬於不同國家的跨界民族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有些學人也將這類跨界民族稱為跨國民族，指因國家邊界變動而被分隔、消極被動跨界而居的民族，或因主動的民族遷徙的而形成的跨界而居的民族。[2]從政治學角度分析或者說從狹義角度上講，跨界民族是指跨兩國乃至多國邊界而居的歷史上的同一民族，由於歷史上的國際衝突及當前的國際政治情勢，使國界線和國籍發生變更，導致同一民族隸屬於不同的國家。這種分析角度強調跨界民族是國家分隔力的產物，是各民族集團之間的自然地理界限日漸模糊和國家間地理政治界限日益分明交互影響的結果，因此它具有兩個突出特徵︰其一，原民族本身被政治疆界分割；其二，該民族的道統聚居地為政治疆界所分割。他們之間有相近的民族淵源、很強的族群認同和地理分佈上大體相連。但是，由於受到現代國際關係中「現行政治疆界不變」、「國家主權高於 一切」、「綜合國力較量」等理論、準則、理念的制約和影響，跨界民族的民族過程趨向分解，而不是聯合。”[3]本文側重從狹義的角度分析跨界民族問題。

　　

學術界按不同的標準，對跨界民族進行了分類。按地理性質，可把跨界民族劃分為陸界跨界民族和海界跨界民族兩大類。按所跨國家數，可分為“雙邊跨界民族”和“多邊跨界民族”。[4]比如赫哲族(那乃族)的跨界而居就是因為沙俄帝國與清帝國之間劃定邊界之後形成的雙邊跨界民族，景頗族的跨界分佈是中國與緬甸之間劃界形成的雙邊跨界民族，而馬其頓民族則 是在馬其頓國獨立後形成了多邊跨界而居。按照民族與國家關係，按照政治地位劃分，則有雙邊主體跨界民族，如南北韓族；單邊主體跨界民族，如中朝兩邊的朝鮮民族、愛爾蘭和英國之間的北愛爾蘭人、南聯盟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的阿爾巴尼亞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普什圖人、肯亞和索馬利亞人等；雙邊均非主體的跨界民族，如中俄的蒙古民族，中緬的拉祜民族，西亞土耳其、伊朗、伊芳拉克和敘利亞四國的庫爾德人，奈及利亞、尼日、喀麥隆和簠德的卡努裡人等等。

　　

有必要指出，跨界民族不同於跨境民族和跨國民族。跨境民族是從本國遷徙到其他國家境內(而不是邊界)的移民而形成的民族集團。跨國民族泛指跨居別國的民族，中間可能相隔一個國家，也可能相隔兩個或者數個國家，如猶太人。而地處兩國或三國或更多國家交界地區的才是跨界民族。跨國民族由於其居住地不相毗鄰，不會產生涉及國家領土主權的問題。

　　

跨界民族是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由於人群共同體的民族範疇與人類社會的國家範疇交錯重疊而產生的一種普遍現象。民族分佈地域與國家政治疆界不完全一致在當今世界十分普遍。目前，世界上3000多個大小民族，交錯分佈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單一民族國家非常少。據統計，20世紀80年代末，全球132個國家中，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僅12個，擁有一個占本國人口50%以上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有81個，而各民族人口均在50%以下的多民族國家有 39個。在這132個國家中，包含5個以上民族的國家達53個。[5]

　　

跨界民族的形成主要有“人口遷移”和“邊界劃分”兩方面原因。人口遷移有自然(自願)遷移，也有被迫遷移，有經濟原素，也有政治原素。一些民族在歷史上較早時期，由於游牧、游耕，居住地發生小範圍變化，成為分佈於道統邊界兩側的跨界民族。如中國西南邊疆地區與東南亞國家共有的景頗族、獨龍族、佤 族、苗族、瑤族、拉祜族等民族就屬這種情況，而中國北方的不少民族則是以游耕、游牧、游獵等為主要謀生模式，經常轉換牧場和移動獵地，更容易成為跨界民族。可見，游牧、游耕是跨界民族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初原素。人口遷移也可能是由戰爭、外族入侵和民族或國家內亂而造成。如中亞地區的東干人(回族)主要是在19世紀60年代陝甘回民起義之後，與新疆的部分回族民眾一起被迫遷到中亞地區。中國朝鮮族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近現代以來，由於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半島後不堪忍受壓榨而遷入中國東北地區。中國的塔塔爾族是19世紀後半期由於沙俄封建領主的壓迫而越過伏爾加河，來到中國新疆。19世紀下半葉貴州苗民起義失敗後，許多苗族被迫從中國遷入越南。另外，一些民族內部由於歷史上某一統治集團的強大，對其它部分造成威脅，迫使其中的一部分向其它地區遷徙。如被俄羅斯人稱為凱爾梅克人，就是17世紀國中國新疆塔爾巴哈台及額爾齊斯河中游地區的額魯特蒙古中的土爾扈特部落，因迫於準葛爾部的壓力，遷到伏爾加河南北兩岸游牧，後由於沙俄的武裝侵略又返回祖國，留在伏爾加河流域的一萬多戶土爾扈特人成為跨界民族。再比如，在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中國左傾政策的擴大化，新疆約6萬邊疆群眾離境西遷至今天的中亞國家，形成了跨界民族。

　　

跨界民族形成的第二個主要原因是人為的邊界劃分。這是由於強勢民族透過戰爭對弱勢民族進分割或肢解，或者幾個強勢民族對同一弱勢民族進行殖民瓜分造成的跨界民族。如近代歷史上，歐洲列強對亞非拉國家的殖民瓜分，製造了許多與原來的民族分佈不一致的人為的政治疆界，這些疆界後來又成了非洲各獨立國的國界，由此造成了許多非洲民族的分化；法蘭西人和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亞人肢解了巴斯克人，致使巴斯克人的歷史地域一部分歸入法蘭西的版圖，一部分歸入西班牙 的領土；英格蘭人把北愛爾蘭地區從愛爾蘭切割出來，使之成為英國的領土；庫爾德跨界民族是歐洲列強瓜分中東勢力範圍所造成的；在歷史上，科索沃曾是塞爾維亞民族的發祥地，由於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大批塞族人被迫放棄科索沃北遷而切割了阿爾巴尼亞人的固有領土，使部分阿爾巴尼亞人成為了跨界民族。再如，近現代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地區的蠶食，造成中國邊疆變動，使一些民族形成跨界民族。赫哲族、鄂溫克族就是因沙俄吞並了中國大片東北領土之後，才變成跨界民族的，而朝鮮半島的朝鮮民族、中國與蒙古國跨界而居的蒙古族，俄羅斯國與其他獨立國協國家境內的俄羅斯族等都是由於國界劃分形成的跨界民族。

二、跨界民族問題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跨界民族是產生跨界民族問題的社會背景，但存在跨界民族的地方不一定就會出現跨界民族問題。民族問題是在民族交往聯繫中，基於民族文化差異、民族群體利益的關注、或者階級不平等的延伸等原因造成的民族間複雜的社會矛盾問題，是民族交往、互動、關係的體現。跨界民族問題是其中的一個特例，它涉及所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風俗及價值理念等多個領域，對所在國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嚴都會產生影響，並直接威脅所在國的國家穩定。

　　

跨界民族問題主要包括民族關係惡化、民族矛盾加劇甚至衝突、民族分裂式的民族自決、領土爭端等政治問題。其矛盾構成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1) 國家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發生矛盾，民族的自我認同大於國家的認同，民族向心力大於國家凝聚力。特別是在多民族國家中，當一個或多個少數民族勢力(或民族集團)片面強調其民族利益和民族特徵時，就會產生從現有國家中分離出去的傾向，並謀求建立單獨的民族國家或與其相鄰的以本民族為主體民族的國家合併，其極端形式是民族分離主義。(2) 國內民族問題國際化。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條件下，國內民族問題周邊化、國際化的趨勢非常明顯。在一國處於少數和弱勢地位的跨界民族，在維護其民族權利的時候，總會與國界外的同一民族相比較，在其願望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總想得到跨界同一民族的政府的幫助，甚至是希望民族統一，這是民族分裂主義滋生的肥沃土壤。(3) 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交織使一般社會問題政治化。跨界民族不但與境外的同一民族有著直接的聯繫，還與境外的同一宗教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在受宗教影響較深的民族中，宗教原素更是民族機體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民族意識和宗教意識往往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有些跨界民族問題以宗教衝突形式出現，宗教狂熱與民族原素相聯結，通常會導致其潛在的排他性過度膨脹，成為引發與其他民族矛盾和糾紛的誘因。在一些地區，跨界民族的公權利，因為宗教信仰被人為地渲染成民族的利益問題和宗教問題，被打上政治烙印，進而減弱對國家的認同感，產生民族分離主義思想和行為。(4) 跨界民族問題“工具化”。跨界民族問題由於其國際性特點，很容易被分裂主義者或別有企圖的國家所利用，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民族分裂主義極力使自己的分裂行為國際化，進而使大國和國際組織介入，以此達到分裂國家的目的。美國等西方大國，為了實現其戰略目的，在一些跨境民族問題上以“民族自決”為藉口，以保護人權為由，推行“人道主義干預”等強權政治，明裡暗裡支援一些國家的民族分裂勢力。另外，由於跨界民族的地理和人文特殊性，敵對勢力常常利用跨境民族進行滲透，或者拉籠收買，或者暗中支援少數分裂分子，以達到其政治目的。

　　

跨界民族問題的形成是內外原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從內在原素講，國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尤其是少數民族政策的偏差是主要原因。跨界民族與主體民族在政治、經濟地位上的不平等是產生跨界民族問題的主觀條件。由於政府政策上的失誤，致使處於少數民族地位的跨界民族在經濟、政治上的權利和利益得不到保護，加速了跨界民族問題的形成。如土耳其歷屆政府不承認其境內存在庫爾德民族，不准許庫爾德人使用民族語言，認為庫爾德人僅僅是“土耳其山地人”，強迫他們從東部向內地遷居，庫爾德人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土耳其1982年憲法第42條規定“在教育和訓練機構中，不得把土耳其語之外的任何一種語言作為母語傳授給土耳其公民”。[6]土民族政策明顯帶有大民族沙文主義和民族歧視的色彩。經濟上嚴重存在利益分發不公、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刺激了民族問題的產生和發展。據統計，80年代初期，占土耳其總人口1/5的庫爾德人，僅實現全國工業生產總值的3%，失業率是全國平均數的3倍，6 歲以上兒童入學率僅為33%，遠遠落後於60%的全國平均入學率。

　　

從外在原素講，外部勢力的滲透是主要原因。歷史上，列強對弱小民族採取的“分而治之”政策加劇了跨界民族問題的產生。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了更加有效地對南亞進行殖民統治，利用宗教信仰、語言及風俗習慣方面的固有差異製造民族矛盾，為泰米爾跨界民族極端勢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和後來的大規模流血衝突提供了肥沃土壤。印巴分治時，英國故意將穆民占絕大多數的克什米爾劃歸印度，從而埋下了印巴衝突的禍根。20世紀末期，某些大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勢力範圍，不惜挑起相關地區的民族衝突和種族屠殺。在中歐地區，波黑、德國、奧地利等出於加強自己勢力範圍的考慮，率先承認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獨立；美國則出於對塞族政權的不滿，積極支援當地穆民的武裝鬥爭，並允許伊朗、阿富汗等國的激進伊斯蘭分子進入波黑協助作戰；而俄羅斯為維護自己的道統影響，盡力支援塞爾維亞……於是一場本來是三兄弟分家的“內部”糾紛演變成為一場血腥的種族戰爭。再如，庫爾德民族運動歷來被內外強權所利用，伊朗、土耳其、敘利亞等國支援伊拉克的庫爾德人是為了削弱海珊政權；伊拉克支援伊朗庫爾德人是由於兩伊之間長期存在的新仇舊恨和戰略牽製；而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對土耳其工人黨的支援則是因為它們始終對土耳其的親西方政策充滿了戒備心理。阿富汗國內問題的國際化與阿周邊許多國家對阿富汗的跨界民族同胞進行“援助”密切相關，而美國為實現其中亞和南亞的戰略意圖，把阿富汗同中亞各國間複雜的跨界民族問題作為突入中亞的突破口，加緊向中南亞滲透，使阿富汗跨界民族問題日益加劇。此外，境內外同一民族關系密切，經濟、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交往頻繁，這使得他們有更多的參照系，任何比較的差異都可能觸發民族情緒。對民族分裂分子來說，“民族統一主義是個神聖的召喚”[7]。中亞各國經濟的發展、民族關係的變化及各民族政治與經濟生活地位的起伏，對新疆的民族關係狀況都有很大的影響。中亞國家提出的 “民族回歸歷史故鄉”等民族復興政策和相繼召開的世界哈薩克人大會、世界姬兒吉史丹人大會、世界土庫曼人大會，使得包括中國新疆地區和俄羅斯在內的整個中亞地區跨界民族問題惡化，對新疆的穩定產生了衝擊。[8]

　　

從內外原素的結合上看，“現代泛民族主義”思潮誘發下的大民族主義思想是跨界民族問題的病根。所謂“現代泛民族主義”，就是一種以“跨界民眾” 為基礎、以建立新的“單一民族國家”為目標的非現實的和反歷史的政治民族主義。世界上主要泛民族主義思潮有“泛斯拉夫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 主義”。“泛斯拉夫主義”19世紀初產生於奧地利，60年代末形成於俄國，其夢想是“建立一個從易北河到中國，從亞得裡亞海到北極海的大斯拉夫帝國” [9]。“泛伊斯蘭主義”產生於19世紀中葉，它“主張所有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和民族聯合成為一個單一的國家”[10]。“泛突厥主義”產生於20世紀初，主張“建立一個在奧斯曼帝國蘇丹統治之下的、包括從博斯普魯斯到阿爾泰全部突厥語系各民族在內的大帝國”[11]。所有泛民族主義的組織與活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借用現代國際政治所承認的民族權利原則，追求“跨界民族”的政治統一與地域一體。大民族主義總試圖尋求在跨界另一邊的同民族勢力的聯絡和支援，以追尋和建構歷史上的同一民族歷史的國家。由於跨境民族與境外相關民族有著共同的歷史淵源、相似的文化心理特徵、相同的語言和宗教信仰、相近的經濟發展水準等，使其民族意識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型態迅速增強，對本民族的認同感，本民族文化、語言的自豪感及對本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訴求等伴隨著某些政治上的要求，在外界的刺激下迅速升溫。目前，中亞各國的跨界民族問題大都受“泛民族主義”的思潮影響。南斯拉夫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族極端勢力宣佈獨立建國，得到阿爾巴尼亞政府的支援和承認，使科索沃的跨界民族問題複雜化。

　　

由於跨界民族問題易被國際敵對勢力和部分逃亡國外的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利用，因此對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和地緣安全構成威脅。首先，跨界民族問題加劇民族分離勢力擴大，誘發民族衝突、民族戰爭、民(種)族仇殺和國家政局動盪，甚至使國家政權解體和重組，民族團結和主權統一受損。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分割非洲大陸造成非洲國家之間幾何圖形的邊界，使許多屬於同一部落、民(部)族的民眾劃分在不同的國家，由此產生了頻繁的領土爭奪和民族仇殺。索馬利亞爭戰、喀麥隆與奈及利亞流血衝突等等，已使數百萬人喪生。跨界民族問題也加劇了極端民族主義的暴力化傾向，誘發民族衝突、民族戰爭、民(種)族仇恨。恐怖主義日益成為民族分裂主義和極端勢力用來實現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如庫爾德工人黨等組織的恐怖活動，不僅成了地緣衝突的亂源，也加深了庫爾德民族與阿拉伯、波斯等民族的誤解甚至仇恨。跨界民族問題也削弱了國家的凝聚力。民族分裂主義者把 “民族自決”原則簡單化，他們以民族解放、民族獨立為藉口，大搞恐怖主義活動，危害所在國的民眾生命和主權獨立。如科索沃戰爭後，南斯拉夫境內出現的“國 中之國”加劇了南聯盟的分裂和動盪，加深了民族間的仇恨。跨界民族問題也關係到國家領土主權的安全。跨界民族大都建立了主體民族獨立的國家，而另一邊處於非主體地位的跨界民族往往有可能以此作為自己精神和物質的後盾，並隨時準備用這一優勢保護自己，謀求利益。他們甚至會舉起民族統一的旗幟，希望和同胞一起建立自己的國家。此外，一國內部民族問題往往會在國際上引起一系列連鎖回應，一個國家處理自己民族的態度會引起其他相關國家的關注。如中亞五國的獨立對中國新疆民族分裂活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鼓舞”作用。俄羅斯對中亞 國內的2500萬俄羅斯人特別關注，聲稱要不惜一切代價用武力來保護境外俄羅斯人的平等權利。[12]蒙古實行的新文化戰略被中國極少數主張”三蒙合一”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所利用，助長了他們分裂祖國的野心，直接影響中國內蒙古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越南政府在邊境上採取歧視、排斥與中國相關的跨界民族的做法，直接影響了中越邊境穩定和兩國關係。泰國南部的馬來族在其鄰國馬來西亞是主體民族，這使得泰國同馬來西亞的關係始終存在潛在的不穩定原素。

　　

其次，跨界民族問題誘發地區衝突，影響地區穩定。如獨立後的中亞各國均表示關注境外主體民族居民的命運，民族矛盾又摻入了國家關係的原素，使得中亞國家間關係進一步惡化。中亞各國國內的民族矛盾，尤其是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同時又是中亞其他國家主體民族) 間的矛盾，一旦處理不當，就會升級為國家間矛盾，進而對整個地區情勢產生深刻影響。1998年11月4日，塔吉克北部烏茲別克人比較集中的列寧納巴德州首府發生武裝叛亂，並迅速蔓延到全州各地。叛亂失敗後，叛亂頭目馬赫穆得‧胡多別爾德耶夫逃亡到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莫諾夫指責某些國外勢力支持這場叛亂，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的關系因此一度交惡。1999年8月，“烏茲別克史丹伊斯蘭運動”極端分子在吉南部綁架人質後，烏茲別克史丹斥責姬兒吉斯史丹“剿匪不力”、甚至有“使禍水外流”的企圖。保加利亞過去對國內土耳其人的強迫同化政策，不僅造成土耳其人大量逃往土耳其，而且致使保、土兩國之間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還有蘇俄與阿富汗之間爆發的蘇阿戰爭，與阿富汗擁有塔吉克、烏茲別克、姬兒吉斯等跨界民族問題不無關係。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的矛盾，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民族矛盾，希臘、土耳其爭奪賽普勒斯問題，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希臘之間的跨界 民族馬其頓人引發的長達百年之久的領土糾紛問題和跨界民族爭端，印度與斯裡蘭卡的泰米爾人問題，跨居土耳其、伊郎、伊拉克等國的庫爾德人問題，以及波黑戰爭、巴以之爭、印巴衝突等等，歸根結蒂也都是由跨界民族問題引起 的。

　　

第三，跨界民族問題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科索沃危機使南聯盟經濟倒退約十年，經濟損失高達2000多億美元，近百萬難民流離失所。因跨界民族問題引發中亞許多國家的非主體民族中的大量技術人員、教師、醫生和擁有較高技能的熟練工人的流失，對各國經濟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僅1993年因俄羅斯人遷出就使哈薩克損失高達240億美元。

第四，跨界民族問題也加劇了核擴散、販毒、跨國走私、跨國性人口拐賣等跨國性犯罪及難民問題，影響所屬國的邊疆穩定。比如，跨界民族所在國社會政治動盪、或者該民族與政府關係不和諧、或者相關國家之間關係惡化，等等，都可能促成跨界民族的越境遷移流動，從而形成了難民潮。因跨界民族問題引發的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就曾造成了50萬難民逃離家園。[13]另外，近10多年來，中國邊境地區的上述各種跨國犯罪非常猖獗，跨境民族問題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斯裡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利用跨界民族問題為其軍事活動募捐，並在全球範圍內從事組織偷渡、走私槍枝彈藥、販運毒品等。大量朝鮮 “飢民”的流入，使中國東北邊境地區的搶劫、殺人、偷盜、非法擁有武器、種毒、販毒等犯罪增加，直接威脅當地的穩定與安全。

三、中國跨界民族問題現狀及對策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全國55個少數民族中，有34個跨界民族。其中影響最大的有維吾爾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朝鮮族、藏族、俄羅斯族、回族、姬兒吉斯族、土庫曼族、塔塔爾族等。中國跨界民族的形成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中國跨界民族問題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1) 受泛民族主義主要是泛突厥主義(大土耳其主義)、大哈薩克主義、大蒙古主義、大泰族主義等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較大。泛突厥主義極力宣揚所謂“突厥民族至上”論，散佈民族對立和民族仇視思想，主張突厥民族實現“語言、行動和思想的統一”，以共同的伊斯蘭教和突厥語族為紐帶，建立一個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阿勒泰的突厥語族大帝國。泛蒙古主義就是將蒙古國、中國的內蒙古、俄羅斯的布裡亞特”三蒙”民族跨界而居的格局統一成“大蒙古國”。大哈薩克主義號召世界範圍內的哈薩克人回歸哈薩克。大泰族主義認為歷史上的“南詔”是泰族建立的國家，是中國人的排擠和侵略迫使這個國家解體和“民族”南遷，號召收復故土，統一建國。朝、韓兩國的極端民族主義者也打出“尋根歸祖”的旗幟，提出“所有朝鮮族人是一個整體，不需要國家疆界”等口號，借此煽動中國朝鮮族的民族獨立情緒。極端泛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對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影響極大。目前，中國以泛突厥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東突民族分裂組織達50多個，以 “三蒙統一”為政治目的的蒙獨分裂組織有30多個。

　　

(2) 經濟發展滯後是其形成的一個主要原因。由於中國多數跨界民族居住地的自然條件和交通條件差，商品經濟和文化、科技水準低，經濟發展較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東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也越拉越大，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基本上還是處於貧困狀態和剛剛解決溫飽問題。以跨界民族居住較多的西部地區為例，這裡占全國面積的一半以上，人口占全國的23%左右，全國貧困人口的80%左右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39%，以及尚未實現溫飽的3000萬人口中的大部分都分佈在這一地區。2001年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差距(地區人均GDP發展、城鄉收入和公共服務發展)、人類發展差距(生活水準差距、生活質量差距和醫療 衛生差距)、知識發展差距(訊息、技術、教育和體制差距)， 分別低於全國平均水準32.49%、15.92%、48.66%，且與東部發達地區的發展速度和規模相比呈繼續拉大趨勢[14]。許多跨界民族存在物質貧困和精神貧困、經濟封閉和文化訊息封閉。跨界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緩慢，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拉大和心理失衡成為誘發民族矛盾的重要原素。

　　

(3) 受宗教影響大。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也是多種宗教並存的國家。中國不僅有從國外傳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世界性宗教，而且有本土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道教，及殘存在民間的具有原始宗教色彩的道統宗教信仰。中國現有20多個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其中回、維吾爾、哈薩克、塔吉克、科爾克孜、烏孜別克等10個跨界民族信仰伊斯蘭教；瑤族及少部分儸儸和僮族等跨界民族信仰道教；藏族、門巴族和蒙古族以及部分怒族信仰藏傳佛教；跨界民族中的僳僳、怒、苗、彝、漢妮、傣、壯、布依、朝鮮等10多個民族的部分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少數鄂溫克族則信仰東正教；俄羅斯族仍維持其道統的東正教信仰。中國的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改革開放後，對中國西北地區跨界民族影響較大的“泛伊斯蘭主義”思想，對新疆等地穆民群眾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15]

　　

(4) 跨界民族問題也使中國打擊毒品問題難度加大。中國的雲南省與世界第一毒品基地“金三角”為鄰。這裡的毒品從不同方向、不同管道販入中國，危害越來越大。[16]中國新疆地區與世界第二毒品基地 “新月帶”為鄰，該基地平均每年生產300公頓鴉片，250公頓純海洛因，占世界毒品上市總量的39%。[17]上述兩個省份也是跨界民族集中地區，民族問題與毒品問題糾纏在一起，使國家安全工作難度增大。

　　

如何處理跨界民族問題，不僅關係到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也關係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為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積極做好應對工作。

首先，加快跨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增強民族團結和國家凝聚力的物質基礎。江澤民指出︰“民族地區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歸根到底要靠發展經濟來解決，所以，我們處理民族地區的各種問題，都必須牢牢掌握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可見，經濟發展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促進民族團結邊疆穩定的有效手段。中國政府有必要根據跨界民族地區的地理環境、文化道統，大力挖掘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區特色的經濟模式和產業形式，加快邊境貿易口岸的建設，推展邊貿事業的發展；充分開發和利用跨界民族地區得天獨濃的旅遊資源，以民族旅遊業促進邊疆地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充分利用跨界民族同周邊各國廣泛的親緣關係、民族感情和文化聯繫，不斷拓寬經濟、文化訊息管道，引進資金、物資、技術、人才，並有選擇、有計劃地組織勞務輸出，以“利國、富民、睦鄰、安邦”。

　　

其次，積極開展地緣外交，營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從根本上減少和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中國陸上鄰國有15個，多數是戰略要沖和重要資源富有區。從地緣政治、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諸方面看，它們都是中國根本利益所在。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中國制定和實施了正確的民族政策及外交政策，使中國的跨界民族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避免了因跨界民族問題而引起與鄰國的主權領土爭端。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周邊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抱有很大的疑慮和戒 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以從解決跨界民族問題入手，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政策，爭取實現與周邊國家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 上交流借鏡、安全上對話協作。此外，在打擊極端民族勢力、極端宗教勢力和恐怖勢力等方面加強與周邊國家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合作，爭取世界輿論和國際友人的支援。

　　

再次，積極發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從意識型態領域築牢反對民族分裂，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基礎。文化教育事業是民族分裂勢力與政府爭奪青少年一代的重要陣地。由於青少年世界觀、人生觀 尚未形成，極易被披著宗教外衣的民族分裂勢力所拉攏，宗教極端勢力也在加緊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和滲透。因此，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宗教觀、歷史觀和歷史唯物主義佔領意識型態領域的主陣地，加強邊境民族地區的愛國主義教育，增強跨界民族同胞的國家認同感，樹立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的國家利益觀，繼續發揚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的各族民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光榮道統。同時，在邊境民族地區推行符合民族特點的民族教育政策，提升民族教育水準。

　　

最後，加強邊境管理，打擊境外反動思想和反動宣傳品對中國邊境地區的滲透。目前，國外敵對勢力對中國跨界民族的分裂滲透主要是透過敵對電台進行反動宣傳和邊境投寄宣傳品。據統計，西藏全區各地可以收到境外22個國家和地區的敵對電台24個，近100多個頻率的廣播節目。從1998年到2000 年，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僅向內蒙古自治區投寄各類宣傳品就達1500多件。國外敵對伊斯蘭組織一次就向新疆贈寄《古蘭經》10萬余冊。2000年，新疆邊防就查獲境外“東突”勢力在美國、沙特、土耳其、哈薩克等國出版的《東突厥史丹之聲》、《祖國救亡之聲》、《維吾爾之聲報》、《東突厥史丹青年報》等 10余種反動報刊及近百部反動書籍36500余冊，反動音像製品433件。他們肆意歪曲新疆歷史，惡毒攻擊中國政府的現行政策、誣蔑社會主義制度，鼓動民族分裂情緒。另外，國際恐怖組織還透過旅遊、辦產業、辦學、探親、遊學、經商、講學等機會開展對中國跨界民族滲透活動。對此，中國必須加強邊境和海關的稽查工作，斷絕境內與境外分裂勢力的聯繫，防止恐怖分子及反動宣傳品的滲透。加強對境外敵對傳媒的壓制和干擾，防止分裂恐怖分子有空可鑽。

　　

(責任編輯︰張浩)

註釋︰

 [1]參見朱倫:“‘跨界民族’辨析與‘現代泛民族主義’問題”,《世界民族》,1999年第1期,第19頁;趙廷光、劉達成:《雲南跨境民族研究》,雲南民眾出版社1998年版。

 [2]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ume 22, NO.2, March 1999,p.218.

 [3]葛公尚:“試析跨界民族的相關理論問題”,《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4頁。

 [4]曹興:“跨界民族問題及其對地緣政治的影響”,《民族研究》,1999年第6期,第6頁。

 [5]劉稚︰“跨界民族的類型、屬性及其發展趨勢”，《雲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第89頁。

 [6] 《世界憲法大全》(上卷)，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頁。

 [7]葛公尚:《當代政治與民族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頁。

 [8]陳聯璧:“中亞五國民族關係問題”,《東歐中亞研究》,2001年第1期,第47頁。

 [9]《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頁。

 [10]同上。

 [11]同上。

 [12]郝時遠:“20世紀世界民族問題的消長及其對新世紀的影響”,《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第6-8頁。

 [13]陳志良、黃明哲:《世界新紀元叢書‧全球大視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頁。

 [14]揣振宇、龍遠蔚:“少數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思考”,《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2003年6月7日,政法專稿。

 [15]See Raphael Israeli,Islam in China: Religion, Ethnicity, Culture, and Politics,Lexington Books Press 2002, p.257.

 [16]趙廷光:“關於雲南跨境民族研究為現實服務的幾個問題”,《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第3頁。

 [17]萬佳︰“毒品害了絲綢之路”，《環球時報》，2001年6月26日第5版。